“我们被诱骗去自杀”：一名原日本神风特攻队员的自述（组图）

东京——60多年来，大馆和夫(Kazuo Odachi)一直保守着一个秘密：他17岁时当上了神风飞行员，成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快结束时的最后挣扎中，被派去执行自杀式任务的成千上万名日本年轻人之一。

随着他建立了自己的家庭，开始了在东京的警察职业生涯，他几乎从未向任何人透露过这个秘密，就连他的妻子也不例外，只知道他曾是一名日本海军飞行员。他觉得，很难向社会解释那段经历，因为社会上大多数人将神风特攻队员视为自愿做出一种不可思议牺牲的粗暴狂热分子。

但随着时间的流逝，日本与“二战”的复杂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大馆和夫渐渐开始把他的故事讲给一小群朋友听。2016年，他出版了一本回忆录，讲述了他怎样在每晚入睡时都在想，明天是否会轮到他去为一件没有希望的事情送死。这本回忆录的英文版在二战结束75周年的时候，于今年9月出版。

现年93岁的大馆和夫是从未打算活下来的一群人中的最后幸存者之一。他说，他希望纪念那些年轻的飞行员，他们的英勇和爱国精神被利用了。“我不想让人们忘记，日本今天成为一个了不起的国家，是建立在他们死亡的基础之上的，”他最近在家中接受采访时说。

神风特攻队是“二战”中的日本最强有力的象征，是狂热民族主义和军事狂热主义危险的生动例子。但随着经历过“二战”的那代人逐渐消逝，日本政治的对立各方正在如何向一个仍对这场战争的遗产存在分歧的公众重新解释“神风特攻队”方面展开激烈竞争。

在右翼眼里，神风特攻队是传统美德和自我牺牲精神的象征，他们认为现代日本可悲地缺乏这种精神。在左翼眼里，神风特攻队是被日本军国主义毁掉的那代人的一部分，是对维持日本战后和平主义重要性的有力提醒。

“神风特攻队作为一个历史事实，作为一个象征，有非常大的潜力被争论的双方利用，”静冈大学(Shizuoka University)教授M·G·谢夫塔奥(M.G. Sheftall)说，他著有《风中的花朵》(Blossom in the Wind)一书，该书收集了对神风飞行员的采访。

大馆和夫本人对政治不感兴趣。这些日子里，他在自己位于东京郊区的家中欢迎访客时，喜欢生动地再现旧时的战斗场景，用力地踩着想像中的飞机油门，使劲地拉着假装的飞行操纵杆。

他的故事无法用日本保守派和自由派经常使用的简单刻板印象来解释。

他自愿报名参加了一场他认为他的国家不会赢的战争。他准备好了为保护他所爱之人而死，但并不想白白放弃自己的生命。

如今，他坚定地反对战争，认为维持日本的和平宪法是最好的选择，但他依然坚定地倡导日本的自卫权利。他对自己的入伍决定一点儿也不后悔，并为安慰死于“二战”朋友的亡灵，每年几次去靖国神社(Yasukuni Shrine)参拜，那里供奉着日本世世代代的阵亡将士，以及一些最臭名昭著的战犯。

大馆和夫在一个空军基地附近的村子里长大，一直对飞机着迷，他在“二战”开始时做出决定，有朝一日要当飞机员。1943年，他报名参加了日本军队，并加入了“予科练”，这是一个将一群精英青少年训练成海军飞行员的项目。

大馆和夫指出，予科练与其他神风特攻队不同，后者由那些从学校征来的、几乎没有准备或经过训练就被派去送死的学生组成。尽管如此，大馆和夫及其所在项目的年轻人，在日本绝望地转向自杀式行动之前，就已经做好了在空战中牺牲的准备。

学员们被赞为樱花，樱花的短暂饱绽更让其生动美丽显得突出。樱花的图案甚至印在他们制服的钮扣上，作为对他们时刻可能在战场上死亡的提醒。

“我们都知道，‘从此过上幸福生活’是一个不太可能的结局，”大馆和夫在他的《神风特攻队员回忆录》(Memoirs of a Kamikaze)中写道。“我们本来注定活不长。”

1944年8月，他被派往日本占领下的台湾时，“二战”已进入尾声。

日本军队已被美国的技术优势和美国战争机器压倒性的生产能力快压垮了。盟军的胜利似乎越来越不可避免，而日本的战术则开始要求更多人做出牺牲。

飞行员在空战中接到的指令是“以用自己的螺旋桨打掉敌人为目标”，大馆和夫写道。“当然，如果这样做，那会必死无疑，但至少我们能拉上敌人做垫背。”

这种战术基于一个信念，即日本飞行员比敌人更愿意去送死。

这个信念的力量在1944年10月受到了检验。当时，日本海军决定，在后来被称为莱特湾战役(Battle of Leyte Gulf)的行动中，不惜一切代价阻止美国对日本驻菲律宾部队发起的攻击。

日本军官向大馆和夫及其同伴们解释了使用自杀行动的计划，并让他们自愿报名。军官们得到的是震惊的沉默。

大馆和夫写道，只是在军官开始对他们大声训话时，才有了几名默默地自告奋勇的首批飞行员。“我们实际上是被诱骗去自杀的，”他回忆道。

10月25日，大馆和夫亲眼看着成功执行出击任务的首批自杀式战机从菲律宾被炸毁的跑道上起飞。而他和战友们很快就发现，他们被困在了这个岛国，因为美国的轰炸机摧毁了他所在中队剩余的多架战机。

几个月后，他和其他人一起从菲律宾逃到了台湾。1945年4月4日，他接到命令，去执行他当上自杀式飞行员10个月以来的首次任务。

大馆和夫驾驶的零式战斗机是曾在“二战”初期主宰太平洋空域的行动灵活的日本飞机，但在这次任务中装载了一枚500公斤的炸弹，机身变得重到让他不可能灵活地应对敌机。当他的飞机被美国战机发现后，他把炸弹丢弃到海里，才得以脱身。

下次出击时，他的机组没有找到目标。接下来的六次任务也都以失败告终。

每次任务之后，他会等上好几周才接到新的命令。每个夜晚，军官会宣布谁将在第二天执行战斗任务。“感觉像是被判处了死刑，让人胃里有一种翻腾的感觉，”他写道。

但后来，他说，“我们变得对生死漠不关心。我们唯一关心的是在最后的时刻成功。”

但是，那个时刻始终没有到来。在去执行他的最后一次任务的飞机正准备起飞时，一名地勤人员跑上跑道，大喊着挥手让飞行队停下来。大馆和夫得知，天皇刚刚宣布了日本投降。他要回家了。

在回家途中，他乘坐的火车从广岛被炸毁的废墟中穿过，让他真正感受到战争已经结束。回到东京的家中后，他把作为神风特攻队身份纪念的礼仪短配剑扔进了炉火里，熔化成了一个钢块。

他从“二战”带回来的为数不多的纪念品包括几张照片，以及他在台湾遇到的一名年轻女子送给他的礼物：一条用降落伞布做成的丝巾，上面绣着予科练的象征：樱花和蓝锚。

大馆和夫从未把这名女子的身份告诉过任何人。这是他仍拒绝谈论的为数不多的有关“二战”的事情之一。

他说，人们经常谈论神风特攻队“不珍惜自己的生命”。他希望他的回忆录不仅提醒人们那场冲突的代价，也提醒人们那些为冲突牺牲了生命的年轻人的人性。

“我们当时就和今天的高中生和大学一年级新生差不多年纪，”他说。“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会自己决定去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