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之争还是古今之辩 中国学界的身份困惑如何破解（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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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中国公益界在实践层面轰轰烈烈展开之际，一直缺乏来自哲学、社会科学界的思想指导。公益理论研究局限于操作层面的技术性问题，而对于公益实践背后的价值观、指导公益实践的基础理论等根本性问题付之阙如。这与公益界的问题意识尚未纳入国内主流学界的视野有关，也与公益界自身的理论自觉不够有关。

12月11日，一场名为“中国本土公益道路与公益理论建设”的思想论坛于北京举行。此次论坛试图将主流学术思想界与公益实践界聚合在一起，达到将公益实践问题上升为社会科学理论核心问题、同时将社会科学研究与公益实践相互结合的目的。

中国现代公益可以追溯至改革开放初期的“希望工程”。从上个世纪90年代起，中国公益开始受到西方现代公益（主要是美国公益）的深刻影响，来自国际组织的价值观、发展模式、操作技术，相当程度上塑造了中国现代公益的格局和走势。与此同时，中国本土公益也在改革开放进程中不断兴起，传统中国的慈善文化、社会主义的公益价值观，以及市场化大潮下兴起的以商业手段推动公益的现代新公益，都不断尝试着开辟中国特色现代公益的新模式与新道路。

正是因应于上述两大问题意识，北京修远经济与社会研究基金会，在浙江敦和基金会的支持下，自2019年起，开设了“中国公益理论与实践的本土化”课题，围绕现代西方公益对中国的影响，以及中国本土公益的实践及探索，展开了系列研究。而前文提到的论坛，则是这一课题的部分成果呈现，也是当代中国公益本土化命题的重要性日益紧迫使然。

在论坛上，中国农业大学文科资深讲习教授、国际发展与全球农业学院名誉院长李小云在发言中着重突出了中国今天公益实践中的“纠结”。他指出，多年来中国公益的集体记忆“紧紧贴着怎么远离国家的权力”，并在意识中对于自身的创新引领、影响力和魅力不断进行肯定式的强化，可真正落到实践中，这一套理念与中国社会普遍的追求（累计财富）并不匹配，从而不被广泛认可。

另一方面，对于正处于快速转型的中国社会来讲，中国传统的慈善资源始终没有很好的有效转化成今天能够实践的现代公益资源。在中国，更加常见的是“有钱人把钱投到自己设置议程的过程里面”，动机往往是出于“福报”等“私心”，而没有达到“从私到公”的转化，实际上很大程度上扭曲了公益的价值，“出来做慈善并不能等同于公益”。

李小云指出，中国无论是从事公益的学者还是实践者，大多是经受西方国家现代公益乃至后现代公益训练出来的，应该肯定这批人的确对于中国公益与世界的接轨产生了非常大的作用，但同时也必须做深刻的自我批判，即这样的公益理论与实践同中国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等不同发展阶段同时存在的社会现实之间，存在非常不协调的现状。

这导致了“中国公益实践在总体上呈现出了拖欠现象”，“外部导入的各种实践也不能够有机的嵌入到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实践当中。”这其中的实质，李小云认为还是一个现代化的问题，“在中国的国家主义，在西方的市场主义、自由主义、理性主义等各种各样的思潮影响下，中国公益将如何迈向在新的历史阶段能够走出自己的道路将会是一个非常艰难的选择。”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陶传进则表示，自己“一点儿也不纠结”。他认为在社区公益的实践中，从业者普遍认为公民社会理念与社工理念都是不可丢弃的，只不过在官方层面前者“不怎么提了”，后者则“大力推动”。这两个理念都来自西方。

在陶传进看来，现阶段中国公益理论与公益实践所产生的困惑，根源在于“传统与现代的矛盾”，但很多人错误的将其当作“中国与西方的矛盾”。现代公益从消除贫困、解除痛苦，到获得温暖、尊严、参与感，不管西方还是东方是一致的，而与传统社会慈善的那种“想被人可怜可怜，同情同情”的理念，或者通过做善事来彰显自身的权力的逻辑是完全不一样的。

现代公益将人从“传统的跪拜状态”变成站起来的、独立思考的人，变成善于合作的人，变成有尊重别人能力和尊重社会规范的人，这样的理念“中国一定要批判性的吸收，而不要简单的等同于‘东西对立’。”至于如何将现代公益理念落地，就涉及到一套关于做公益的专业能力问题。由于专业能力上的问题导致现代公益理念在实践过程中遇到的一些困难，显然也不能归咎于理念。

不过，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曹锦清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表示“说慈善精神是古今问题，而不是中西的问题，我认为这个判断要小心。”东西方既有文化差异，也有古今的差异，“这两个差异怎么拿捏好是近代以来（中国）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

曹锦清指出，投身于社会公益活动的许多人，其实是在从事一种寻找意义的活动，把更高的意义赋予给公民社会，而需要考虑的是，所谓社会公益组织能不能承担起这些意义？“我的结论是承担不了太多的意义，而且要求他们承担起纠正社会失灵和纠正市场失灵（的责任），这些组织是承担不了的，自我陷入了纠结。”

作为当天论坛的评议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孙歌表示各位学者的发言中有两个问题是共通的，一个是中国本土的公益事业定位和其内在机制，另一个是中国本土公益事业面对的困境。

孙歌同意曹锦清关于“中国的‘国家’在‘社会’里面，‘社会’大于‘国家’”的判断，同时指出，中国的“社会”其实在两千多年以来一直在经受着动荡，经受着各种各样的灾难，包括现代以后进入20世纪之后的数次战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没有办法用知识分子的想象去要求这个社会有一种纯洁的、精神的或者是高尚的诉求，但是我们看到在这样一个‘拖泥带水’的社会里一直存在着善堂、善会这样的一些民众自救的组织。”

如何从传统的互助、同情这两种慈善行为发展到现代公益所遵从的平等参与，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在于，在中华民族或者说中国这个政治共同体的历史记忆里面，互助和同情其实一直是公益事业的灵魂，怎么把这个灵魂转变成平等参与，是现代社会中国本土公益事业的基本责任。

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善堂善会这样的互助结构里面，可以观察到中国公益事业的强烈的道德性，这种道德性在传统社会里具有高度的地域性，以宗族为单位、以地域为单位，规模很小。孙中山当年想通过辛亥革命把这种道德性扩大为国家层面的民族精神的建构，从今天回看，很难说是成功的，但是孙中山的思路里面包含了一种思考问题的方向，“我觉得这个方向今天对我们仍是有启示的。”

中国的公益事业究竟要往哪走，孙歌认为中国的本土公益事业正在“大社会”和“强政府”之间建立一个新的可能性，因为“我们的‘大社会’有各种各样的渠道通向‘强政府’，有的时候是紧张的，有的时候是共谋的，有各种各样的方式，而公益事业也是一个有效的渠道，而这个渠道当他具有国际化的自我意识的时候，我相信慈善就具有了道德性和政治性。”

曹锦清最后补充表示，呼唤创造自己的理论、自己的话语体系开始成为今天中国各学科领域的普遍现象，这种呼唤的背后是中国民族自信的增强。当然，新的价值的寻找还有一个辽远的过程，中国正在摸索当中，这一代人所困惑的那些问题，到下一代人变得更加自信、“把‘东西方之争’那个‘槛’翻过去以后”，那些问题就不再是问题。“理论的困惑从来不是用理论的方式来解决了，而是被新的生活方式所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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