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美国至上”败场 拜登将开启“弱全球化”之路（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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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至上”口号背后

2016年的大选中，特朗普高呼的“美国至上”（America First）口号成为让他入主白宫的重要推力。2017年1月特朗普以此为主题发表就职演说后，政治新闻网站Politico及莫宁咨询公司（Morning Consult）进行的民调显示，65%的美国人——不论党派——对特朗普“美国至上”的这一方针予以积极的回应。根据特朗普的演说，它所指向的核心问题，是在以往华盛顿精英与跨国企业依靠与外国的贸易协定受惠的同时，全球化却导致“一家又一家工厂关闭、外流，丝毫不顾千百万美国工人被遗弃”，结果就是，“中产阶级家庭的财富被剥夺，被重新分配到世界各地”。

特朗普的这一口号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反应了美国过去二十年间制造业空心化的现象。美国经济学家David Author估算，在1999年至2011年间，仅来自中国的竞争就构成了美国整体失业率的10%，在2011年，这就相当于120万的就业流失。

反全球化的败北

在这种社会现实之下，加上美国素来的孤立主义传统，反全球化的政策路线赢得民心，在经济方面以广泛的贸易保护主义得以体现。当中包括与中国2018年开始的关税战，以及与全球各国之间在包括钢铁、铝等总额达几十亿美元价值的商品上设置关税壁垒。

但在国内，他的这一套“美国至上”方针真的带来制造业回流、使美国民众受惠了吗？以中美贸易战为例，根据经济分析机构穆迪分析（Moody's Analytics）2019年的一份研究，中美贸易战已经导致美国将近30万岗位流失，并对实际国内生产总值（Real GDP）造成0.3%的损失。此外还有多项研究发现，美方推行的关税的承担者主要为美国企业，其总费用高达460亿美元，迫使美国企业进行裁员、降薪并提高商品价格，最终由消费者来承担增加的成本。

最重要的是，虽然美国与中国之间的贸易逆差缩小了，但与其他国家如越南、韩国等的逆差却增大了。以至于美国整体的贸易逆差在2020年7月达到了金融海啸以来的最高值。这就说明了美国内部的经济问题绝非是推行贸易保护主义所能解决的。

特朗普试图对钢铁和铝设置高昂关税来复兴一度辉煌的钢铁工业，但关税造成的原料价格上涨，同时也抑制了美国自动化产业及其他主要消费钢铁的产业需求，最终没能阻止钢铁工业工作岗位的流失。

事实上，特朗普确实曾经承诺一笔高达1万亿美元的公路、桥梁等基础设施投资计划，来刺激对钢铁的需求，但因为依靠联邦政府支出的“大政府”做派不符合共和党意识形态，靠鼓励私有资金又缺乏现实可行性，最终政府没能实现这个基建刺激方案。很大程度上，正是这种自由市场意识形态与创造内需的两难，导致了制造业难以回流的困境。而提高关税壁垒、与中国打关税战，不过是特朗普试图将国内经济的问题外化，将责任归咎于中国（或者其他国家），无法解决美国内部经济发展的问题。

“美国至上”的外交原则更超越了贸易的范畴，进入到整个对外交往层面。其实质为外交孤立主义，只顾他眼中的美国利益，尽可能避免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政治及军事冲突，不再扮演国际事务上领导者的角色，而且不顾二战后其传统盟友的利害与想法。

在这一原则之下，政府大幅削减向国外的支出，增加军事、国土安全支出；更退出《巴黎气候协定》、《伊朗核协议》等重要国际条约；从伊拉克、阿富汗及索马里等国撤军，并阻碍世界贸易组织（WTO）的人事任命以至于其内部机构完全无法运作不仅如此，在全球遭受疫情冲击的时刻，美国不仅不领导全球抗疫，反而直接拒绝参与协作；作为世界卫生组织（WHO）的最大出资者，却宣布退出WHO并撤资，无疑会对于全球的抗疫工作造成重大的打击。过去四年特朗普政府这些反全球化的措施，不仅使美国孤立，更破坏了既有的国际秩序。

弱全球化路线

相比特朗普政府奉行的贸易保护主义及孤立主义，拜登新政府的政策方向将与过去四年有明显不同，却也不会回到二战以来形成的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化路线上去。后者所代表的对外政策，是一种以积极的军事、政治等多方面干预手段，主动维持世界局势的基本和平与稳定的政策。拜登虽承诺坚持多边主义，但弱化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干预，并把主要精力放在国内问题上的趋势却不会改变。

新政府首先在贸易层面就会与特朗普时代相区别——以拜登任命的财政部长耶伦 （Janet Yellen）为核心的经济政策班底，很可能不会贯彻强硬的、广泛的关税壁垒。此前耶伦曾在公开场合表示，她虽然认为美国在与中国的贸易关系上仍有许多空间需要改善，包括中国政府对国企的援助，但却反对特朗普运用关税来达到目的。她认为这会提高美国企业进口的成本，进而降低美国在投资者之间的竞争力。

从拜登的政纲、以及经济班底新成员的过往政策观点来看，其经济政策强调向新能源经济的转型、政府政策引导创造就业，这或许意味着一定程度上暂时背离美国自由市场意识形态，而加大政府干预，以此来解决国内经济刺激内需不足、难以复兴制造业的问题，有别于特朗普外化经济问题的方式。

除了解决国内经济问题的考量外，强硬的关税政策对拜登承诺的多边主义政策亦非利好。虽然拜登团队尚未作出明显表态，但外界预期拜登可能会通过取消或者协商在钢铁、铝进口关税来修葺与欧洲盟友之间的关系。而拜登亦早早做出承诺，上任后首先就会重回《巴黎气候协定》及WHO，这些都是拜登对回归多边主义、遵循国际普遍行为惯例的标志。此前特朗普肆意破坏国际秩序的情形将大大减少甚至不复存在。

但是对多边主义的回归却不意味著回归前特朗普时代的全球化路线。

拜登指名的国家安全顾问人选沙利文（Jake Sullivan）此前在《外交事务》上撰文讨论美国的中东政策时，就表露出对弱化美国对外干预的取态。他虽然指责特朗普对中东“一刀切”式的外交手段—— 削减对也门、巴勒斯坦等国的外援；撤出驻伊拉克的外交官；对国务院的外交官进行大规模裁员以至于无法正常运转等，但他却没有否定特朗普弱化美国在中东的军事等多方面干预，而是强调美国需要搞清楚在中东的关键利益，以此为基础来减小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存在。

这种弱全球化的对外政策转向，在很大程度上是2016年大选教训的产物。拜登及许多过去恪守传统对外路线的 “全球主义者”认识到，美国的社会现实以及民意都不允许美国延续这套全球化方针，而需要回应国内制造业空心化、种族以及重创美国社会的疫情等多重迫切的问题。这种倾向从拜登的政纲中亦能窥见一斑。他的政纲侧重于国内政策，覆盖抗疫、经济重启、医保、绿色经济、自动化产业等方方面面，并附以许多具体的政策提案。而对外政策则篇幅极小且缺乏具体政策，这至少反映出拜登及其团队对民众关注国内事务诉求的承认及顺应。

未来，面对如今再次恶化的疫情和严重受挫的经济，拜登政府和美国社会将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美国至上”和反全球化方针就此或许告一段落，但从整体来看，美国政界这种愈发向内看的趋势将延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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