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春节返乡限制层层加码 官场痼疾值得中共省思（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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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层加码屡禁不止

针对中国各地层层加码的疫情防控现象，1月31日中国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召开新闻发布会严厉批评这些行为是一种“懒政”，也是对宝贵防疫资源的浪费，并针对北京以外省市明确提出各地不得随意禁止外地群众返乡过年、不得对返乡人员实施集中隔离、居家隔离措施等六项要求，即“六不准”原则，一经发现即进行通报批评，立即整改。在此过程中，很多省市也被中国国家卫生部门、纪检监察机关和中央官媒批评，称这是“懒政怠政、变相推卸责任”。

在中国政府中央部门的纠正和舆论压力下，各地的防控措施开始恢复一些弹性，但仍有许多地区不顾卫生部门的申明，仍在我行我素地实行违反“六不准”政策的措施，甚至提出以地方政策为准的“公然违抗”，这在中国近些年来尤其强调加强中央权威的背景下格外引人关注。

比如，据新华社客户端“全民拍”各地民众举报，广西玉林市博白县龙潭镇大安村，黑龙江省鹤岗市萝北县鹤北林业局，河北张家口桥西区黄土场社区等数十个地区，在国家卫生部门勒令各地整改之后，仍在防疫过程中要求返乡人员按照地方政策执行隔离和核酸检测措施。

为何中国地方政府形式主义的“一刀切”和层层加码屡禁不止，甚至在如此强调中央权威的当下仍敢公然违抗上级政策？

一票否决制与乌纱帽

某些地方官员不作为、能力不足等自然是一部分原因，他们为了完成差事，避免责罚，简单化地采取极端措施，而不顾普通民众的利益，往往出现这种“对上负责，对下不负责”的问题。但考虑到近些年屡屡出现的类似问题，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层层加码乱象的出现总是与某一项任务的“一票否决制”有关。

在中共十八大前，经济绩效是主要指标，地方政府想尽办法搞经济开发，不惜牺牲环境、民生等。而在近几年的环保治理运动中，污染问题具有“一票否决制”，即便其他领域治理成效再好，若环境评估中存在严重问题，地方主管官员仍有可能受到责罚。这也是为何在近些年中国的环保治理运动中，频繁出现“一刀切”和层层加码问题的原因。

在当下中国疫情防控中，哪个地区出现疫情扩散，相关的负责官员都会即刻受到上级或中央问责，比如2020年1月至4月疫情前期，湖北、武汉等地3,000多名官员因防疫不力被问责；2020年6月北京新发地爆发疫情，北京丰台区两官员及新发地总经理均被火速免职；2021年1月，河北石家庄疫情扩散，石家庄市藁城区副区长冯志强等三人，因防控疫情不力被问责。

在新冠疫情大流行背景下，疫情防控的成败事关每一个地方官员的“乌纱帽”，“一票否决制”无疑强化了他们对疫情防控的重视程度，有其现实合理性，但在“一票否决”的情况下，为求自保，他们难免层层加码，为自己官位设下防御层。

就比如，这次中国国家卫生部门尽管严厉批评地方在疫情防控中的形式主义和过激政策，甚至通报批评。但被点名的始终是少数，中国国家卫生部门对地方主政官员或基层官员并不握有“生杀之权”，相反，相比防疫过激而被民众批评、被卫生部门点名，因防疫失职而被上级政府问责对官员的前途来说更具现实威胁性。

从动机来看，权衡利弊之后，他们自然更加大胆地违抗国家卫生部门的政策，而忠于他们顶头上级政府的政策。

压力型科层制

从根源上来说，是因为中国现行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不够现代化，故对效果立竿见影却容易造成层层加码的“一票否决制”产生路径依赖。中国体制作为典型的压力型科层制，权力来源于“上级”，这必然导致官员们对上负责，对下塞责。

尤其是在中央权威高度强化的情况下，中央层面的政策指挥棒，决定了官僚基层的施政导向，若中央放权地方，地方更具有自由裁量权，但由于地方官员施政水平层次有别，定会出现不少乱政；若中央不放权，地方则更加倾向“一刀切”，机械施行，沦为形式主义。这就是所谓的“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恶性循环。

要做到“精准防控”，除了中央给出原则明确又具有弹性空间的大政策之外，地方也要有适当的自由，并且需要有能力、有智慧并且以人为本的官员，针对本地具体情况灵活执行。而想让官员们做到“对民负责”，只能设法在官员考核指标中加入“民众评价”的维度。

只有提升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准，让官员们在遵循中央大原则的同时，又能兼顾各地实际情况，多去考虑当地人民的权益和诉求，才能真正杜绝层层加码的乱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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