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演习夺钓鱼岛 日本在拜登规划里扮演何等角色（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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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在美日双方3月16日公布的简报中，他们和日本外相茂木敏充、防相岸信夫参加的“美日安全保障协议委员会”（SCC，即“美日2+2”）所达成的协议有些特别：美日在区域安全环境保障中首次明确谈及“中国破坏国际秩序”，在强化安保、防卫等内容中首次强调“美日就战略、政策紧密调整、务使一致”。

考虑到“国际秩序”的相关提法自“美日同盟”1960年确立至今的61年间都未曾出现过，较之美日于2015年达成“防卫新指针”后确立，以彼此分工为前提的“美日无缝同盟”也略有差异。当这种迹象又和美日计划针对夺取钓鱼岛而采取军事演习的消息混在一起时，这一变化无疑是颇具迷惑性且值得注意的，他似乎意味着日本在美国体系下相对独立的从属地位出现了重大变动。

其实，此次美日高层对话中的差异可能也只是停留在现象层面，譬如美日在简报第三部分中高调谈及的战略政策的调整与一致与美国国防部展开的“全球态势评审（Global Posture Review）”有关，美军希望日方在这一确保美国军事、外交方针与国家安全的活动中与之就战略政策进行紧密调整。

而就美日政策调整的趋向而言，2015年确立的美日新防卫指针有更详细的规定：它制定了美日间从“2+2”、副部长级会议、“防御协力小委员会”到联合委员会的四级军事、外交互动机制。以“无缝确保日本安全”为目标。美日“防御协力小委员会”还确立了包括“美日同盟全球协作”、“构筑亚太地区安全网络”、“美日国防工业合作”在内的目标。

在这一基础下，美方希望日本自卫队长期全球协防美军、介入南海事务、协助越南菲律宾印度等国并“加大防卫责任”，日方则希望美国在同一区域则秉持2014年后确认的“钓鱼岛适用美日安保条约”、进而取得先制攻击能力。这使得美日双方的很多活动在此后的五年间均在该基础上修补调整，考虑到自卫队全球“协防”美军的方案也需要美日双方四级机制尤其是美军来敲定，这意味着东京在美国布局中的从属角色其实并没有什么显著突破。

事实上，环顾美日高官之间的发言，譬如简报第一部分中谈及的强化威慑能力与应对能力，这一直是2015年，即日本安倍晋三政府与当时的美国奥巴马（Barack Obama）政府确立“新防卫指针”之后的老生常谈。根据日本2020版防务白皮书，美日高官、首脑在2019年到2020年间的五次会晤中都专门提到了这一点。至于简报第二部分中强调的东海、南海等细节，这些也是美日防务高官自2019年以来多次强调的。

不可否认，美日之间对国际秩序的态度是相对罕见的，其反对“中国破坏国际秩序”的论调也是初次出现，但其核心仍然落在指责中国挑战美日同盟，给“国际社会”带来政治、经济、军事、技术挑战的现状。简言之，就是要维护以美国为首的国际秩序，维护日本在此前国际秩序中的地位与角色。这一点更能展示日本在拜登体系下扮演的角色：华盛顿可能仍希望东京继续其六十多年一贯的从属地位。

通过1960年签订的《日美安保条约》、《日美地位协定》等一系列文件，日本接受了冷战后数十年间日本的对美国军事从属关系，维持了美军对日本的军事利用。这一体系也确立了美日在美国总统、日本首相之下以“2+2”为首的机制。安保条约与地位协定签订以来从未被根本修改的事实，决定了日本对美军事从属地位的数十年一贯不变。

日本本土在日美同盟的保障下，实现了战后和平与繁荣，此后，日美又在1978年和1997年通过两次修改配套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令日本在处理东北亚局势、应对中国、扮演更重要的国际大国角色、促进日本与区域内国家关系以及加速日本国防现代化等问题上与美国地位日趋“平等”。考虑到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可能会打破这个体系，而日本在新系统中未必能得利，东京反对新秩序，维护旧秩序的理由也由此突出起来。

对日本来说，其在外交领域上的行为有长期可循的逻辑。其“积极和平主义”的框架仍有用。日本正在利用现有国际秩序的不确定因素，为确保自身力量，构建有利于日本的国际秩序。美日61年的盟友关系本就不平等。其配套的日本国内特别立法，如至今不公开的“美日共同作战计划草案”等文件也将日美不平等关系嵌入到日本社会的统治体系中。

在传统已经成为习惯之际，美日之间维护传统，让日本在中美变化的格局下继续扮演被支配角色就具备合理性与可操作性。这可能也是东京所期待的。它背后展示了美国利用钓鱼岛问题，借日方认定的“存立危机事态（即日本以外国家遭受武力攻击）”调动日方为我所用的思路，日本不变的被支配地位也由此越发明显。东京甚至有可能寻求在国际关系中继续维持当前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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