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究竟来自何方？彻底改写中华文明历史？（组图）

时隔三十余载，聚光灯再度照在了四川广汉的三星堆遗址。 

2020 年 9 月，三星堆祭祀坑重启发掘，使它再度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与此同时，过去关于三星堆的种种猜想，也在网络上不断发酵。

或以为三星堆文化的创造者是天外来客，或以为三星堆文化便是夏文化，或以为三星堆先民是古埃及或苏美尔的移民。

之所以有这么多脑洞大开的说法，主要原因恐怕是新闻传播混淆了三星堆遗址的时空背景，制造出一种三星堆文化异常先进的错觉，才让民间强行想象各种离奇的解释。

其实，只要澄清三星堆文物的年代，很多关公战秦琼式的想象皆会消散。

三星堆新发现的意义

最近三星堆大热，既与三星堆本身的神秘色彩有关，也与传媒深度介入有关。媒体的造势，容易给人一种强烈的感觉——三星堆的新发现彻底改写了中华文明的历史。

诚然，此次发掘意义重大，但其意义也不宜夸大。目前的探测表明，三星堆的祭祀坑总共有 8 个，其中 1 号和 2 号祭祀坑是在 1986 年发掘的，当时出土了千余件遗物，包括青铜神树、青铜神像、青铜面具、金杖、牙璋、象牙、玉璧、玉琮等。这两个祭祀坑的发现刷新了人们对成都平原古代文明发展程度的认识。

受限于当时的条件，考古工作者并未发现 1 号和 2 号之外的祭祀坑。近年经过勘探，考古工作者发现了另外 6 个祭祀坑，即 3 号至 8 号祭祀坑。

这些新发掘祭祀坑所出土的遗物与三十多年前的发现大同小异。青铜神树、青铜神像、青铜面具、象牙、玉琮等器物，在 1 号和 2 号祭祀坑中均已有发现。一些媒体往往将前后两次的发现混在一起介绍，容易令人误以为这些遗物都是最近才问世的。

新发现的鸟形金箔饰、完整的青铜方尊、丝绸遗痕等，则是前所未见的。丝绸遗痕的发现很重要，但它并非中国最早的丝绸实物。此前在河南荥阳和浙江钱山漾均发现有距今四五千年的丝绸，要早于三星堆的丝绸残迹一千多年。由于发掘尚未结束，新发掘的6个祭祀坑可能会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

从目前的发现看，这 8 个祭祀坑的形制、朝向基本一致，应是同一时期、有计划掩埋的。各坑的埋藏物虽然侧重点有所不同，但种类大体相近，均为祭祀重器。新发掘的 6 个祭祀坑所出土的大量新文物，必将丰富我们对三星堆文化的认识。更为重要的是，8 个祭祀坑将最终为我们呈现埋藏物的整体面貌，并非过去两个祭祀坑的局部材料所能比拟。

不过，新发现总体来说并未溢出已有的认知范围，学术界长期以来对三星堆遗址性质、时代、内涵的认识，并未受到大的影响。

三星堆所处的时代

碳十四测年数据表明，新发掘的 4 号祭祀坑距今 3200—3000 年，这意味着，4 号祭祀坑的年代在商代晚期。该数据也与过去学界对 1 号、2 号祭祀坑的时代定位相一致。学者们在讨论三星堆的祭祀坑与青铜器时，从来都是将它们置于商代的时间框架之中的。

但有人认为三星堆的青铜器可以追溯到夏代，因此认为三星堆的文化发展程度要超过中原，甚至认为官方刻意隐瞒或推迟三星堆遗址的时代。主张三星堆先民来自西亚的人，也同样试图将三星堆青铜器的时代提前。

他们都很可能是受到一种常见的表述——‘三星堆遗址是距今 4800 年至 3100 年左右的古蜀文化遗址’的误导，把遗址和考古学文化混为一谈了。

考古学文化指分布于一定区域、存在于一定时间、具有共同特征的人类活动遗存。在一个遗址之内，可能会存在不同时期、不同考古学文化的堆积，正如西安城既会出土唐代的文物，也会有现代人的活动。同一遗址内不同时期的堆积，性质可能会存在很大的差异。

三星堆遗址的文化遗存可以分为若干期（有二期、三期、四期、五期等说法），各期又可对应不同的考古学文化，以下结合新的认识示列三星堆各期文化的大致年代框架：

三星堆一期文化——宝墩文化（距今 4500—4000 年，相当于五帝时代）

三星堆二期文化——鱼凫村文化（距今 4000—3600 年，相当于夏代）

三星堆三、四期文化——三星堆文化（距今 3600—3200 年，相当于商代）

三星堆五期文化——十二桥文化（距今 3200—2900 年，相当于西周前期）

狭义的三星堆文化，指的是三星堆遗址三、四期文化的文化遗存，大概延续了 400 年，基本可对应中原的商代。出土有大量精美文物的祭祀坑，便属于三星堆文化。

具体而言，目前所知的几个祭祀坑属于三星堆文化的末期，相当于商代的晚期。我们不能将祭祀坑出土的遗物追溯到更早的宝墩文化或鱼凫村文化，以至于认为三星堆的青铜器比二里头、殷墟的还要早。

碳十四测年是目前判定古代遗物绝对年代的主要方法，随着技术的进步，尤其是加速器质谱仪的使用，误差已经极小。最近公布的4号祭祀坑测年数据是距今3200—3000年，相当于商代晚期。其他祭祀坑的测年数据，则有待进一步的测定和公布。

通过地层和器物，还可以判断祭祀坑的相对年代。按照地层学的认识，被叠压在下的地层，年代更早；叠压在上的地层，年代相对较迟。不同的地层对应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时代存在不同的器物，不同的器物可反映社会的历时变化。尤其是陶器，变化的速率更快，因而可作为判定相对年代的重要标尺。

从地层和出土器物看，祭祀坑也处于三星堆文化的末期，与碳十四测年所测得的绝对年代相符合。

此外，祭祀坑的遗物还可以同其他考古学文化的遗物相比照。如尊、罍等青铜器，可与殷墟以及长江中游的同类器形相比较，由此可判定这些铜器的大致年代。过去受限于测年技术，所测得的绝对年代偏早，关于 1 号、2 号祭祀坑的具体年代一度存在争议，但从没有严肃的学者会认为这两个祭祀坑可以早于商代中期，这便主要是基于对器物形制的认识。

尤其三星堆遗址在 1986 年出土的龙虎尊，竟与 1957 年在安徽阜阳阜南县发现的龙虎尊‘撞脸’。基于铸造技术和纹饰的比较，学者们普遍相信，三星堆龙虎尊是阜南龙虎尊的‘高仿’。阜南龙虎尊的时代相对更早一些，大约在商代中期，三星堆龙虎尊要在其后。

三星堆祭祀坑的时代在商代晚期，这是学者基于绝对年代和相对年代的系统性认识。新发掘的 6 个祭祀坑进一步验证了这一点，而未与旧有的认识构成冲突。

三星堆文化的来龙与去脉

三星堆文化从何而来？发展程度究竟多高？最终归宿又是怎样？

这需要放在整个东亚的时空背景下予以认识。

成都平原目前所知最早的文化遗存，可以追溯到距今 5300—4800 年的桂圆桥文化。相对来说，成都平原的开发起步较迟；在同时期的黄河流域、长江中下游以及辽河流域，许多区域业已经过三四千年的发展。距今 5300 年，正是‘长江尾’的良渚文化崛起之际，而‘长江头’的桂圆桥文化则显得黯淡得多。

种种迹象表明，桂圆桥文化是甘肃、青海地区的马家窑文化经岷江上游南下的结果。从人类学和语言学的线索看，操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的民族（包括彝族、纳西族等），其祖先正是沿‘藏彝走廊’南下的。

在桂圆桥文化之后，成都平原进入宝墩文化时期（距今 4500—4000 年）。宝墩文化与同时期的陶寺文化、石峁文化、山东龙山文化等考古学文化一道，构成了所谓的‘龙山时代’。‘龙山时代’对应文献中的尧舜时期与夏代初期。

位于成都新津的宝墩古城是宝墩文化的代表，其面积约为 270 万平方米，与 280 万平方米的陶寺古城、400 万平方米的石峁古城都是当时规模最大的城址。至于 300 万平方米的良渚古城，则要早于‘龙山时代’，在‘前龙山时代’一枝独秀。

除了宝墩古城，周边尚分布着温江鱼凫古城、郫县古城、大邑盐店古城、大邑高山古城、崇州紫竹古城、崇州双河古城、都江堰芒城古城这 7 座古城，共同组成了成都平原上的城址群。三星堆一期文化与宝墩文化时代和文化面貌相近，学者多认为三星堆一期文化可归入宝墩文化。因此，三星堆也是宝墩文化的一个重要遗址。虽然三星堆遗址在宝墩文化时期已有相当大的规模，但考古工作者尚未在三星堆遗址发现宝墩文化时期的城墙。

尽管宝墩古城的规模较之同时期的陶寺古城并不逊色，但无论是宝墩遗址还是三星堆遗址，在宝墩文化时期并未表现出明显的社会复杂化。与陶寺文化、石峁文化、山东龙山文化等考古学文化相比，宝墩文化的遗物乏善可陈。有人试图将三星堆与夏朝相联系，但遗憾的是，在夏朝的时间跨度之内，包括三星堆在内的宝墩文化诸遗址都缺乏王朝的气象。

在社会复杂化方面，长江下游是相对早熟的。距今约 5800 年的时候，崧泽文化和凌家滩文化已经出现高度的社会分化，这在 5300 年前横空出世的良渚文化身上有更明显的体现。进入‘龙山时代’之后，黄河流域也普遍表现出社会复杂化的趋向。相对来说，成都平原在社会复杂化方面起步较迟，宝墩文化各遗址所发现的墓葬极少发现贵重的随葬品，社会相对平等。

转机在三星堆文化出现的前夕发生，具体表现在三星堆遗址的仁胜村墓地，个别墓葬以精美的玉器随葬，体现出一定程度的社会分化。

耐人寻味的是，在仁胜村墓地的5号墓发现了良渚文化风格的玉锥形器，21号墓则出土二里头文化风格的蜗旋状玉器。良渚文化风格的玉锥形器，一般被认为系通过长江中游的石家河文化传入。

从宝墩文化到鱼凫三期文化再到三星堆文化，社会发展程度已有大的改观。这一转变的导因，学者多认为是受到长江中游石家河文化以及中原地区二里头文化的强烈影响。在外界的刺激下，成都平原开始进入青铜时代。

青铜冶炼技术是从西亚、中亚逐步进入东亚地区的，先是黄河上游，继而是黄河中游，青铜冶炼技术在东亚地区得到了创造性的转化，突出体现在块范法的运用。三星堆的青铜器更在其后，目前所知成都平原的青铜器不早于商代中期，且其青铜冶炼技术和铜料都是东亚本土的产物，而不是从域外直接输入。

有些人误解了三星堆青铜器的时代，认为三星堆的青铜文化比二里头文化还要早，不免本末倒置。三星堆的青铜器的确独具特色，但并不意味着它们在同时期一骑绝尘乃至于碾压中原地区的文化。

可见，三星堆文化是在本土的宝墩文化、鱼凫村文化的基础上，受到二里头文化、石家河文化等外界文化的刺激而形成的一种全新文化。它既不是天外来客，也不是古埃及、苏美尔人万里迢迢来拓殖的结果。

至于三星堆文化的去向，同样没有那么神秘。

埋藏有大量精美文物的祭祀坑，学者多认为是一场盛大燎祭的产物。或许是为了配合政治中心的转移和神庙的搬迁，神庙里的神像以及铜器、玉器等重器被有计划地焚烧、瘗埋，同时也沉埋了无数的谜团。

燎祭完成之后，成都平原的政治中心从广汉的三星堆转移至成都的金沙。三星堆衰落的时间，正是金沙崛起的时间，二者恰好前后相继。而且金沙遗址所出土的青铜立人、黄金面具、玉牙璋、玉琮等器物，简直是三星堆祭祀坑的翻版，二者显然存在承继关系。

在政治中心转移之后，三星堆遗址仍然有人类活动，只不过不再如往昔繁盛。因此，将三星堆视作失落的文明，其实并不准确。

三星堆遗址未见水患等自然灾害的痕迹，也未见外部入侵的迹象，故政治中心的转移更可能是源于内部的某个政治事件。徙都或政权更迭之类的事件（如古书有杜宇迁都郫邑和禅位鳖灵的记载），可能便是三星堆文化的统治阶层向金沙转移的导因。

在金沙成为新的政治中心之后，成都平原的考古学文化随之一变，开启了十二桥文化的时代。由于三星堆和金沙两大都邑共享相似的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因此也有学者认为所谓十二桥文化与三星堆文化应合称为‘三星堆—金沙文化’或‘三星堆文明’。

三星堆文化的多元性

无可否认，三星堆的器物与传统的商周器物反差很大。

从二里头到殷墟到西周，青铜器以容器为主，其性质为祭祀祖先的礼器，而绝少以青铜表现神祇的形象。三星堆则不同，夸张的青铜面具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与中原传统异趣。

三星堆文化并非孤立的存在，它与长江中游的盘龙城青铜文化、赣江流域的吴城文化、湘江流域的青铜文化时代大致相当，且都在与中原文化存在互动的同时又自成特色。南方青铜文化的地方特色，突出体现在宗教信仰方面。类似于三星堆的夸张神人面具，在吴城文化等南方青铜文化中也有发现。

前面提到，三星堆文化是在土著的宝墩文化、鱼凫村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因此具有地方色彩并不足为奇。同时，从宝墩文化到三星堆文化的突变是在外部刺激下完成的。

首先是中原文化的刺激。学者早已意识到，三星堆遗址存在多种与二里头遗址“同款”的器物，譬如绿松石铜牌饰、玉牙璋、玉戈、蜗旋状玉器、陶盉等。三星堆文化崛起的时间，正值二里头文化的尾声。在二里头文化衰落之后，玉牙璋等具有二里头色彩的文化因素在中原地区式微，但却在成都平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延续。

除了二里头文化，殷墟文化也对三星堆文化产生了持续的影响。三星堆遗址所出玉琮、玉璧、玉戈等玉器以及青铜尊、青铜罍、铜铃等铜器，与同时期的殷墟存在很大的交集。

但三星堆与殷墟的交集，很可能不是直接来自中原，而是通过长江中游传递的，三星堆青铜尊、青铜罍的器形和纹饰与长江中游的同类器物更为接近。巴蜀与荆楚之间，向来交流密切。据《蜀王本纪》，代杜宇而立的鳖灵，便来自于“荆”。宝墩文化的城址、筑城方式近于长江中游的传统。三星堆文化的形成，也与石家河文化的影响有一定关联。

淮河流域和长江下游的文化因素，也可通过长江中游进入成都平原。如三星堆祭祀坑发现有与安徽阜阳所出龙虎尊同款的器物，再如三星堆遗址在宝墩文化时期便出现了有与良渚文化玉锥形器“同款”的器物，在三星堆文化时期还出有良渚文化特色的玉琮。良渚文化的因素，应是通过中原地区或长江中游间接进入成都平原的。

最受世人关注的莫过于来自域外的影响。三星堆遗址地处童恩正先生所提出的“半月形地带”的边缘，同时也位于人类学意义上的“藏彝走廊”，往北连接西北，向南沟通南亚和东南亚，出现域外的文化因素并不足为奇。尤其是越南北部的冯原文化，明显受到三星堆文化的影响，如冯原文化出有类似于三星堆文化的玉牙璋、玉璧、玉戈、玉瑗、铜瑗、陶豆等器物，可见成都平原与东南亚存在密切的互动。

中国学术界从未讳言三星堆文化与域外的联系，相反，几代学者都在努力追寻三星堆中疑似域外因素的来源，相关论述连篇累牍。所谓官方有意隐瞒真相的阴谋论，并不能成立。

但我们也不宜夸大域外文化的影响，尤其将三星堆先民视作古埃及或苏美尔的移民，认为三星堆的青铜冶炼技术自西亚直接输入，更是缺乏证据。三星堆的青铜冶炼技术是在中原文化和长江中游文化的影响下产生的，只不过中原先民热衷于用青铜铸造大型的礼器，三星堆的先民则更多将青铜冶炼技术运用于神像的塑造。

三星堆遗址所出海贝，在二里头遗址和殷墟遗址同样可以见到。三星堆遗址发现大量象牙，殷墟也同样出有用象牙雕刻的器物。这些远方殊物，被赋予了全新的文化意义，同时也揭示了当时物产的长距离流通现象。

三星堆遗址所出黄金面具和金杖，似乎有异域色彩。不过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三星堆的所谓黄金面具实际上是贴在青铜神人脸上的金箔，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黄金面具，与西亚的传统并不相同。

东亚先民原本不尚青铜与黄金，金属冶炼技术系自域外辗转输入。金属冶炼技术进入东亚之后，转而被用来塑造东亚传统的神像和容器，实际上是以新的材质容纳旧的精神信仰，具体表现为青铜神像取代了玉质神像，青铜容器取代了陶容器。

如三星堆的青铜神像，多与鸟同构。神、鸟同构的神人形象，较早见于良渚文化的神徽，在石家河文化的玉人中也有体现。在古书中，句芒等神祇便是人首鸟身的形象。三星堆文化所见“太阳—神鸟—神人—神树”的信仰系统，与长江中下游的传统更为接近。

如果从三星堆文化先民精神信仰的内核看，以“太阳—神鸟—神人—神树”为核心的崇拜，以玉琮、玉牙璋、玉戈为核心的玉礼器组合，以及以青铜尊、青铜罍为核心的青铜礼器组合，在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都有深厚的根基，这些文化要素无论在数量还是在重要性上都更能反映三星堆文化的性质。

总之，三星堆文化的面貌是多元的，既有土著文化的持续发展，也受到中原、长江中游、长江下游乃至域外的影响；既继承了悠久的玉文化传统，也吸收了青铜、黄金的新技术。三星堆遗址的多元性，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