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T：大博弈，拜登欧洲行之后的世界（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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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重新确认美国领袖地位，整合民主阵营，为营筑一种全球性、全方位、全领域有利于与主要对手中国博弈的战略格局奠定基础。

地缘政治历史上，有过一个著名的“大博弈”（The Great Game）提法，乃指19世纪扩张中的俄国与大英帝国围绕欧亚大陆的中亚地区、阿富汗、波斯的控制而展开的争斗。至于远东地区19世纪到20世纪初发生的种种变故，如果不从“大博弈”这个角度去审视，也是很难得到较好的理解的。后来，这种博弈因一战、德国的崛起及“十月革命”等事件而发生重要变化，博弈双方也调整了各自立场，甚至携手应对德国为主的法西斯轴心国家。战后，承继了英国地位的美国与接续了俄国衣钵的苏联之间的冷战，某种程度上，亦可视为是这种“大博弈”的继续。

威权、极权政治的2.0 版与新世纪的“大博弈”

在19世纪到20世纪的“大博弈”中，地缘政治的考量，与帝国扩张相连的国家利益的盘算，当然始终是贯穿其中的，但一个重要变化是意识形态的色彩、权重越来越重。这显然是与世界范围内现代性的进展，以及西方内部的社会与文化变化、国家哲学的演变有关的。西方自身对以往各种社会与政治思想的不断检讨、反思，从对奴隶制的批判，到对工业文明发展中非人道做法的批评，再到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谴责，以及非西方世界的抗争，经一战，尤其是二战，让一种民主、人权的文化深入人心，逐渐成为西方社会内部的主流意识，也扩展影响到整个世界。战后“世界人权宣言”的诞生绝不是偶然的。这一切都深刻地影响到国际政治的选择。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赢得冷战，说到底也可视为是一种自由哲学的胜利。

但进入21世纪后，因各种原因，尤其是一波过度浪漫的全球化浪潮，它在带来正面效果的同时，也为在全球出现包括恐怖主义在内的针对其的各种反弹，准备了条件，威权甚至极权势力大举反扑。换句话说，是前一段不受节制的全球化浪潮的负面效果，为作为其反动的反自由化的全球浪潮做了准备。像20世纪一样，这种威权与极权的反扑借用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最新技术，同时利用各种形式的传统或当代的反自由思想与宗教资源，对抗自由、民主与人权的思想与制度；极权主义、威权主义的2.0版以及各种相关论证、“模式”论层出不穷，而西方一些自由民主国家在应对这种新局面时，因轻视、浪漫、理想化而出现的某些行为与制度上的不适、问题，为各种内外危机的凸显种下根由。也像上个世纪屡屡出现的那样，诸多对民主与自由制度和哲学的怀疑与批评再次浮现；民粹潮汹涌。

自由民主政体及文化能否承受住这波因新技术、恐怖主义、文化认同、全球化、移民、人口老化等种种挑战而出现的冲击，再获新生，那种新极权、新威权的尝试能否占据上风，这或许就是我们这个世纪最重要的政治主题，也是一波几乎是无法避免的国际较量的关键所在。在笔者看，一场“新的大博弈”正在我们眼前徐徐展开。

“美国复归”、G7与北约峰会

不管将来的历史学家会就此过程做出怎样的描述与判断，但有一点可以确定，此次拜登以“美国复归”为旗帜的欧洲行、G7及北约峰会将一定会被视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尽管各种有关G7、北约阵营分歧的传言不断，而事实恰相反，在一些重大的议题上这次G7、北约几乎都达成了方向性共识，气氛总体讲相当融洽。而除非对国际政治有过于浪漫的想象，西方阵营内部，美欧之间，欧洲内部，美日之间，北约内部，在各种不同的目标追求上从来就是存在利益矛盾与意见分歧的，更何况这是在经历了特朗普四年美国孤立主义主导的外交之后，在欧洲及日本对美国可能发生的政策摇摆的疑虑尚没有全然消除之时，各方尤其是欧洲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重新认可美国设下的日程及目标，我们已经不得不钦佩拜登及其团队的政治技巧了；也不得不说，这些美国的盟国也没有失去明智的判断力。美国需要盟友，正如盟友也要依赖美国。

拜登在短短五个月后，先整治疫情，稳住美国，让美国在疫情的打击后重振出发，在已宣布捐赠疫苗的基础上，临行前再宣布捐助他国5亿剂高质量疫苗，为自己及美国在世界上的再次亮相，与各方谈判，重新坐稳领导者交椅夯实了基础，添加了条件。第一个在白宫接待的访客是日本首相，其次是韩国总统；第一次外访赴欧，在G7 与北约基本达成共识后会见普京，邀请属于“金砖国家”的非洲龙头南非，亚洲新兴巨人印度，地位特殊的韩国，在亚太与中国正在发生激烈冲撞的澳大利亚，以及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领导人与会……秩序的先后，宏观的把握，细节的安排，节奏的掌控，都显出这位外交老手及其国际事务团队的经验老道和专业。最重要的是拜登政府抛弃了特朗普相互矛盾、无法兼容的外交哲学：既要美国独大的世界领袖地位，又希望置身世界事务之外。拜登政府理顺了美国战略布局的指导思想。

从G7 到北约的声明，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拜登成功地以谦和、放低身段，尊重对方、理解对方利益所在的姿态，赢得了盟国的支持，重建内部的某种信任。尽管因各自的原因，G7中有国家不愿在对华事务上使用更强硬的语句，如德国在与中国的经贸交往上有重大的利益，意大利马上要主持G20以及以往与中方合作的政策尚需清理调整等，G7声明最终文本语气上有所缓和，但从对中国只字不提到在声明中明确地出现针对中国就一系列敏感问题的宣示与批评，拜登所希望看到的所有重要的宣示事实上全部呈现；针对中国“一带一路”的战略而提出的G7 版援助计划“重建美好世界”；G7 阵营中其他国家与中国的距离也只能说进一步拉大。因此，其对未来的影响的重要性显然是不言自明的；那绝不是几句表述上的语气调整所能冲淡的。

至于近年方向有些模糊、且因特朗普某些政策的冲击给人在协调上有些涣散感的北约，经此峰会，士气重振，最终声明中明确要在21世纪迎接恐怖主义、气候变化、太空争夺、网络攻击、疾病等带来的种种安全挑战，此外，用路透社的话讲，明示了其“对华的强硬”立场，将中国视为“系统性竞争对手”。北约的新时代的战略目标就此得以再确认，剩下的只是具体的协调、组织与落实了。当然，这一切恐怕自然也离不开会议间拜登那个宣示：美国将坚定地遵守北约宪章第五款，就是当盟国受到威胁时，美国将毫不犹疑地捍卫其安全。

虽然关于北约在亚太的角色，如中美发生冲突时北约所该扮演的角色，还在继续讨论之中，但需要最终澄清，虽然其成员国尤其是欧洲成员国也有不同的看法，然而从北约的章程精神以及9•11后的阿富汗战争的实践来看，北约其他一些成员国的领导人应该是会明了，最终北约成员在中美发生冲突时是绝难置身事外的。事实上，从法国、英国、加拿大甚至德国等国近来不断派遣舰艇、军队远赴亚太参与军事演习来看，这方面传递的信息是清楚的。

而就拜登与普京的会面而言，从会后共同发表的有关可预测的战略稳定的声明，以及普京对拜登的公开称赞来看，美俄关系已经缓和，从最低点走出，开始回升，莫斯科通过各种笔者称之为“负面搅扰”，也就是对美国内部现存的秩序及以其为主导的国际秩序造成困扰的方式，来赢得国际资源的方法，也达成了一定结果。美俄领导人的这次会面，某种程度上回应了俄国人渴望的荣誉与尊重，相信俄国尽管不会全然放弃，但会适当收缩其前一段这种“负面骚扰”策略的使用频率与力度，转而更多以一种对话，更带有利益上的界限划定与协商的方式，来与美国、欧洲讨价还价，获取自己的利益。作为欧亚心脏地带主导国的俄国，不会放弃与中国之间的合作，尤其是其经济对中国的依赖甚重，中国的奥援也有助于其平衡来自欧洲与美国的压力。但适当与中国拉开某些距离，与美国为主导的西方世界和缓，“坐山观虎斗”（这是普京谈中美争执下俄国的态度时曾引用过的中国成语），绝对是符合俄国的利益，甚至是符合民意下滑的普京个人利益的。且不谈别的，只要俄国不在更多的国际事务中采取“负面搅扰”的做法，乐于维系现存世界格局的稳定，这显然就是有利于拜登急于完成的一个以针对中国为主的更大的战略布局的。

现在看，在4月召集全球气候峰会，一举拿回在这攸关人类未来命运议题上的主导权，重占道德高地后（本人曾于四月底撰文《拜登主义的形成与美国重夺外交高地——浅析拜登执政百日的外交趋向与对华政策》对此有稍详细的讨论），此次拜登赴欧，各种迹象显示，拜登基本上可以说是很好地达成了其所欲借此行及相关峰会达成的战略目标，那就是在后特朗普时期重新修补与盟友的关系，签署“新大西洋宪章”，高举起民主自由的道义旗帜，重新确认美国的领袖地位，整合民主阵营，为营筑一种全球性、全方位、全领域有利于与主要对手中国博弈的战略格局奠定基础。

全球大博弈与“系统性（制度性）竞争对手”

显然，经此次G7 峰会及北约峰会，大博弈的态势已渐成型。一方的主角当然是美国，另一方自然是正在崛起的中国。这是由两个逻辑的叠加所决定的，一是传统的全球事务领导权之争，二是意识形态的根本分歧。在经过40多年半是误解、半是投射的理想化想象指导下的中美互动，最近几年因中方在新疆、香港、南海等问题上一系列强势行动的刺激，经特朗普执政、疫情的加速，帷幕终于落下，种种政治现实让双方看清了各自的界限，更准确讲是华盛顿看清了北京方面各种语言表述后的真实景象与意图。一种有些受骗的感觉以及失望的愤怒，让这个仍旧还年轻、以清教为文化底蕴国家的这波反弹来得相当强烈。美国也在“冷战”、恐怖主义袭击后再次感到某种安全上的威胁。而同时，尽管宣称“自信”，但北京方面从1989年以来就对自己政权的稳固性有着强烈的不安，对外界的批评有着病态的敏感，对美国及西方世界深具怀疑。一种典型的“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s）悖论推动着双边关系互信递减，敌意不可避免地螺旋上升，进入新的激烈“竞争”。不过，与一个世纪前的那场大博弈以及后来的冷战相比，这场新的大博弈会有其类似之处，但也会有相当的不同。预测未来总是充满风险的，这里，我们暂做一些设想性的分析。

首先，传统的地缘政治逻辑依旧，并没有消失，只是权重比例发生变化。欧亚大陆包括其心脏地带依旧极具战略重要性，因此围绕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中“一带”的部分，会有一轮新的政治、经济、文化博弈。因欧洲内部协调性增强，对北京的警惕甚至是敌意升高，美国与欧洲协调封堵中国在欧亚大陆西部滨海区域的扩张与影响的力度肯定会得到强化。而因美俄关系的相对缓和，也因俄国自身的利益所在，在力所能及的情形下，俄国也会对中方在其传统影响区域的活动有所警惕，适当加以掣肘。

但新的“大博弈”的最重要的地缘博弈场域，则是从朝鲜半岛的西太平洋北部到印度洋、东亚与东南亚到南亚的这片广阔的区域，也是与所谓“一路”高度相关的地区，具有高度的海权争夺的意味。台湾问题、南海会成为其中一个极其重要的博弈议题。且与其他的博弈议题不同的是，这两个议题具有引发中美直接军事冲突的可能。此外，朝鲜半岛的演变也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因此，西太平洋地区美中之间的军事竞争今后将会继续强化。如何维系该地区和平，寻找约束双方可能的冲突的协调机制，应该会成为美中双方下一步讨论的一些关键性议题，以便看能否达成某种类似于冷战期间美苏间曾有过的平衡机制。否则，这种趋势长期延续下去，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就会大增。

非洲、拉美因人口结构的年轻化带来的发展动力以及与此相连的市场及资源供给，将成为这场新的大博弈的重要角力场，比重会逐渐上升，西方尤其是美国，会协调各种力量，争取重建在这些过去一段时期相对忽略的地区的影响力。一些注定会扮演越来越重要角色的新兴大国，如印度与巴西，包括现在相对沉寂的印尼，会成为大博弈双方拉拢的对象，其与双方各自的关系，会影响到博弈最终的结果。

而对北京来讲，可以预见的应对之策，大概率是会强化几年前笔者所称的一种“新毛主义的外交战略”——重新强化与“亚非拉”的关系，争取打破美国的围堵，在外围、边缘对冲，消解美国的压力。 同时，尽可能在西方阵营内部，在欧洲这过去被毛泽东称为“第二世界”的地带拉拢各方势力，增加自己的政治与舆论上的奥援。同时，尽可能稳住、强化与俄国的关系，在中东拉住伊朗，来分解美国的压力。

对美国来讲，则会反其道行之，尽可能做到如20年前基辛格所建议的那样，要确保不出现或至少是要弱化一个中、俄、伊朗的反美同盟。拜金会、重启伊朗核问题谈判都是具有这种意涵在内的。而最重要的，是要强化西方阵营的团结、协调行动的能力，上述几点，将攸关这场大博弈的美方的胜败。传统的跨大西洋伙伴关系，因欧洲建设的进展，特朗普激进孤立主义政策的冲击，有些紧张，事实上，这种相对的疏远，在奥巴马“亚太再平衡”政策开始实行时代就已见端倪。但在拜登采取主动的修补政策后，尤其是在中国咄咄逼人的进攻面前，因价值与利益上的共享性远大于分歧，美欧双方在一些战略性的问题上采取合作，协调行动，应该是可以预见的。欧洲经特朗普四年，也因新冠疫情的冲击，事实上已在作为一个统一体在各种内外政策的协调行动上迈出新的重要步伐，事与愿违，这恰不是特朗普所希望看到的。拜登的美国会在接受这种事实的前提下，明智地在尊重欧洲的利益的基础上，协调采取行动。此次G7 的宣示中，这种态势已基本明朗。让中国一些民族主义自媒体作者、自以为是的官员们兴奋不已的那些欧洲领导人“G7 不是反中的俱乐部”“不希望新冷战”等说法，多大程度上是外交辞令，多大程度上是一种策略选择，究竟意涵是什么，需要怎样的解读，其实是需要具体细致地分析的。这种判断让人想起冷战初期斯大林对英美矛盾的判断，他认为“彼此之间一定会翻脸”！

顺便提及一句，“G7 不是反中的俱乐部”说法，本来就有历史依据，G7是以讨论经济、发展事务为主的协调机制，恰恰是这些年尤其是今年这种声明，让政治色彩得到进一步强化。G7字面上很难会成为反对某国的政治性俱乐部，但因其以民主、自由价值、自由经济制度为主，因此也绝对会是反极权、威权的一个重要协调机制；如果世界上某国或某种趋势发展到危及民主与自由的存续，尤其还牵涉贸易与发展，G7采取些政治性的协调行动这也几乎是可确定的。真正具有盟约性质的安全合作机构是北约，而这次北约将中国直言宣布为“系统性的对手”，已经是再显明不过。

事实上，北约这次在中国问题上所采用的这个术语，是欧洲在2019年春关于与中国未来的方向性文件中所第一次采用的定义，让人印象深刻的是现在被越来越多的西方领导人与机构所采用，用来定义与规范其与中国的关系。须知，这个“rival systémique，systemic rival” 是内含从政治、经济、军事到文化的全部要素的。这种定义上的模糊性、弹性，一方面是为一些必要的沟通与合作留有余地，另一方面这个术语所具有的制度性、全方位指涉又有极强的刚性，涉及制度这种本质性竞争，就宣示方来讲，也是不可能退让的。在拜登高举民主与自由价值旗帜，在这种“系统（制度）性竞争对手”成为普遍的对中国的定义后，新的大博弈的地缘政治与意识形态上的一些结构性要件都已具备。我们会在今后相当长一段听到它们的各种回响。

经济、产业链、高科技与外太空竞争

尽管经济竞争从来就是国际竞争的基础，但从没有像今天这样重要，同时却又因产业与商品全球化的交流带来主要竞争大国之间如此深的相互依赖程度，这或许是这场新的大博弈与以往各种国际博弈的最大不同。中国国力的迅速崛起，很大程度上是利用了美国越战后撤出及苏联解体后地缘政治的和缓带来的发展空间，是其整个东南沿海一线融入海洋世界的经济与信息循环带来的成果。由此造成的美国、西方对中国产业链及市场的严重依赖，使得整体的“脱钩”似乎很难实现，至少在短期内会是如此，但在后疫情时代，在全球大博弈的背景下，局部性的“脱钩”也是势所必然。中国如试图以进一步开放自己内部市场来拉拢西方业界，平抑西方对中国不兑现入世诺言，展开不平等贸易的不满，可能会收到局部效果，但由此对中国内部一直靠行政力量保护的各种产业带来的冲击会是怎样的，则有待观察。不过，这种涉外议题上的工具性策略与北京方面整体上推进的以强化控制为导向的政治与意识形态大政策氛围是背道而驰的，也与大博弈的国际环境相冲突，最终能否成功是让人怀疑的。

北京推行这种政策自然也是为应对疫情前已经出现的产业链转移。而这种趋势在后疫情时代一定会得到强化，不仅牵涉高科技，所有那些涉及战略性的产业，甚至口罩、医药品生产等，都会面临重组。去年3月下旬笔者曾就后疫情时代的产业链重组做过预言，认为很可能出现某种区域性、集团（bloc）性的内部协作，集团间的联系则与过去比要更趋松散；全球化不会彻底终结，但会有重大调整。一年多后看，这种趋势似乎渐趋明显。

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高科技的竞争将成为这场21世纪新的大博弈的关键所在。因为，它不仅仅关系到经济，且关系到军事、文化、社会等方方面面的发展，新时代的国家实力，国家的影响力。为此，在推动产业链的重组以及高科技领域，那种非常具有冷战时代特点的国家主导的发展战略在今后数年会被极大强化，不仅是中方如此，美国这最强调自由经济的国家的这种政策转向也将非常显著，且将影响深远，绝不只限于美中竞争，也会影响到国家运作、社会、文化等各方面。近年来，就半导体、芯片生产，欧洲、日本也都在做积极调整——欧洲上世纪90年代初半导体生产还占世界的50%左右，现在只占10%！日前欧洲已决定建立欧洲联盟，投入巨资，在2030年前将这个比例增加到20%。此外，在这个世纪，外太空的竞争将日趋激烈。

气候、疫情与合作

也许，鉴于一些关乎全球性也关乎各自利益的议题的存在，这新的大博弈也依然会有种种合作的必要，除在传统的核武控制、反恐议题上外，最重要的议题就是气候与环境问题。这是一个争取软实力、话语权的最重要的、新的博弈场域。短短20多年来，这已经成为国际政治最重要的议题之一。由于存在这类问题以及可能的各种大规模疫情，其他潜在的灾难，如果一种全球性的协调缺乏，最终是无法达成有效控制其灾难性的后果的目的的，让各方难以预测和承受灾难带来的损失。在这些方面合作、对话的必要性，将从另一方面为大博弈中可能的军事对峙、冲突，提供和缓的润滑剂和动能，为某种平衡机制的形成提供动源。而博弈的各方能否在应对这些人类共同的挑战，如新能源以及相关的技术创新、经济结构的调整上，由此获取有助于产业更新的能力，也会影响到这场大博弈的结果，成为塑造某种未来文明的因素。

“东升西降”，“新冷战”与“温战”

这种“大博弈”的最终结果取决于美中双方所具有的硬实力与软实力以及所能动用的盟友资源，取决于各自在如何处理内部与外部事务上获取成果的能力。对美国来讲，最重要的是如何弥合内部的分裂，重建其21世纪政治、经济、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基础，谨慎地处理文化认同问题。如能做到这些，大博弈中美国的优势将是显明的，无可置疑。

而对这几年显示出一种进攻态势的中方来讲，客观说，甚至在这大博弈的初始阶段就不具优势。如果我们回头审视美苏冷战，双方的平衡是建筑在各自的力量基础上的，虽然在某些方面如经济上苏联处于劣势，但其在军事与科技上的能力甚强，乃至于在一些时期、某些领域甚至有过超出、领先的现象，在军事支出上也有大致旗鼓相当的时期（如1956到1970， 美苏各自的军费为8617亿与8128亿美元），而在盟友的组织动员上，苏联也具有相当的实力；意识形态领域，苏联也曾长期具有一个完整的能在世界范围内赢得相当大认可的意识形态话语。

而这一切显然都不是中方现在所具备的。中国几乎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盟友（朝鲜？），现有关系稍密切的国家，包括通过“上合组织”、“金砖机制”等付出成本精心打造强化联系的成员国，也随时都可能因各种原因弃中国而去，且我们已见到与中国关联松懈的现象，甚至出现像印度那样与中国发生直接冲突的国家。鉴于中国与世界外部的利益连带，中国显然也无法再像毛泽东时代那样靠输出革命来获取某种资源，甚至难以像俄国那样用“负面搅扰”的方式来占据国际空间，因为那样做的结果必然会伤及到与自身相关的利益以及自身形象。

中国最重要的资源在于其庞大的人口，与之相连的经济增长与市场的诱惑力，但随着造就中国过去数十年高速增长的一些基本要素，如人口、西方市场与技术的吸纳、制度转型带来的激励机制、经济货币化等，逐一消失或发生变化，中国的经济能否持续增长是让人怀疑的。即便是继续增长，一些刚性的支出能否维系应有的平衡都有待观察。而过去几十年粗放增长所付出的环境成本也到了不得不偿还的时刻了。如此，靠资源输送（通俗说法“大撒币”）支撑的一些相关战略能否能持续，也将成为问题。

笔者一向的一个看法就是：中国的经济增长在相当大程度上与东亚模式有类似性，只是其中的国家统驭力量及其规模效应更加强大。但恰恰也是因此，且不讲其他东亚国家转型的经验，这其中某些因素，如国家过强的干预，是否会反过来成为中国今后经济增长的羁绊，都是未知之数。“内循环”的提出，再一次向人们预示着一种从过去几十年海洋导向的国家战略向内陆导向转移的前景。各种与“内卷”一词相关的议论浮现，或许暗示着一种时代精神、气质上的转向。一种带有民族主义、平均主义色彩的民粹政治再次成为中国政治主调的前景依稀浮现。中国执政领导层与精英层所暴露出的对世界尤其是对作为近代世界文明主体的海洋世界文明的体认、知识与视野上的欠缺，以及与此相关的盲目自大让人吃惊，也让人为其能否确定好恰当的应对博弈战略感到怀疑。事实上，存续于中国社会内部的分裂甚至可能比存在于美国、西方社会内部的分裂更深重，且也暂时看不到除威权式的强制整合外更富有弹性的制度解决方式。而西方那种民主的制度性机制，至少当下仍可以阶段性地帮助形成某种国家共识。而一旦北京推行的政策在国际上因西方的阻截而受挫折时，国内的社会心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也是难以预测的。

雷蒙•阿隆（Raymond Aron）曾将冷战称为“和平不可能，战争也难以发生”（Paix impossible, guerre improbable）的状态。近年来，不断有人称呼世界进入“新冷战”。但笔者认为，用“新冷战”来概括这种状况似乎有些牵强，我们面临的状况很可能是“和平有可能，战争也会发生”（Paix possible, guerre probable）的一种“温战”，一种经济、文化、政治、官方与民间的互动依旧保持在一种相对重要的水平上但双方又处于不断的各种直接矛盾、冲突的状态；矛盾冲突激化上升即为热战，隔离脱钩冷却即下降转为冷战。事实上，以往所称的“冷战”也并不是传统军事意义上的“战”，“温战”更会如此，将是一种全方位的全球性的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的大博弈。毕竟，因历史、文化与地理原因，西方在与苏俄的互动中存在着一些有助于双方相互理解、互动的不言自明的因素，但与中国这样文化与历史迥异的国家、绝然不同的体制打交道，出现误判的可能性、沟通的困难也会更大。

年初，中国领导人骄傲且自信地向世界宣示：历史已经进入“东升西降”的时代，这也让人想起战后斯大林也曾宣告过全球的力量平衡正在向共产主义倾斜。历史会再一次证伪或是确认中方的预言？我们留待历史回答。但有一点是确定的：这一切显然也会像以往历史所展现的那样，答案会是与历史中的行动者的选择有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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