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T：为什么中国改革没有结束时间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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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借“改革老人”高尚全的去世，提出一个问题：中国改革何时结束，有没有一个明确的结束时间表？

92岁高龄的高尚全日前去世，高老有“改革老人”之称，这是因为他大半辈子都在从事改革工作，参与改革决策，有着浓郁的改革情怀。高尚全去世后，像他这样见证和投身中国改革事业的人恐怕凤毛麟角了。对照中国改革现状，这不免让人唏嘘感叹。

我曾在高老做会长的中国体改研究会短暂工作过，和他有过一些接触，也曾为改革鼓与呼。但我在此不打算写一篇回忆文章，而是想借高老去世，提出一个问题：中国改革何时结束，有没有一个明确的结束时间表？

这个问题很少有人正式提出来探讨过。大概20年前，我还在做编辑时，有学者向报社投稿，提出中国改革不能无限期地进行下去，应该有个截止时间，而且认为改革结束的时间就在那时。文章的论述我已忘了，但观点很新奇，我就把它发表了。学者们私下可能也会探讨这个问题，可公开的讨论我只看到这篇。

中国改革有起始时间。公认改革是从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开始，即从以前的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经济建设上来。但是，改革过去10年、20年、30年乃至40年了尚未结束，似乎永无尽头。官方的说法是：“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这好像不合事物的发展规律，因为任何事物，总有结束的时候。邓小平曾对中国改革的长期性和艰巨性有过清醒判断，他说过这种话：“改革不只是看三年五年，而是要看二十年，要看下世纪的前五十年。这件事必须坚决干下去。”可邓小平此话意思也很明显，改革的时间虽然长，还是有个期限，比如到2050年，改革也可能就完成了。

历史上看，中外冠以改革名义的事件，都有一个时间起止。比如，中国的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戊戌变法等，外国的如日本明治维新等，都有开头和结束。人们一般把现在的中国分成两个阶段，毛泽东领导下的前30年以及从1978年开始的后40年，官方的历史教科书把前30年称作社会主义探索时期，把后40年称作改革开放时期，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而改革开放是该阶段最鲜明的特征。假如100年后再来书写这段历史，是不是将1978年后的140年都称作改革开放？如果是这样，从历史的分期看，至少不严谨，因为它太长。

事实上，从当初邓小平做出中国改革开放决策的初衷看，改革的任务已经实现，因而被称作改革的时期也理应结束。改革最初是有特定含义的，不是像现在这样，外延不断扩大，将什么要做的事情都冠之以改革名义，装在改革这个“框”里。当时的改革是针对毛时代建立的铁板一块的计划经济和全民所有制及其分配制度，解决迫在眉睫的贫困问题，特别是温饱问题。这个任务随着上世纪80年代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废除人民公社制度，城市国营企业的改革和大锅饭的破除，有相当大的进展。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中国把改革的目标正式确立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随后在城市、农村、企业、生产和分配方式、价格等各方面推行了一系列改革，其深度和广度都是过去不能比的。到本世纪初，改革取得了很大成效，市场经济体制在中国已经扎根生长，过去一统天下的国有经济变成国有、民营和外资三分天下，铁饭碗被完全打破，劳动力很大程度上能够自由流动，中国还加入了WTO，完全被卷入全球化和国际经济大循环中。改革的目的，即旧体制的消亡和新体制的建立，基本达到，以后只是在这个基础上的修正和深化问题。

然而，无论谁当政，官方都没有宣布改革的任务已完成，改革应该结束，从今后进入一个正常的没有改革的发展阶段，相反，仍然高举改革大旗，强调改革是进行式，不是完成式。官方为何要如此宣示，值得探讨。

第一个原因，或许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改革于执政党和中国，成为了一个不能说不的神圣话语，好像民主在西方成为神圣话语一样。尽管民主在实际运行中存在许多问题，可在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上，民主在西方变成了不可亵渎和挑战的如上帝般存在的神圣话语。改革的话语在中国也获得了民主在西方的历史地位，不管官方还是民间，不论人们对具体的改革有多少不满，乃至对继续改革的必要性产生怀疑，但公开的说法一定是坚持改革，不能对改革抱有丝毫怀疑，否则就好像对改革是大不敬似的，是要批判和否定改革。

我们看到官方对改革的表述是：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100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前一个“关键一招”，从邓小平以来就成为官方的标准表述，两个“关键一招”把改革抬到了一个无以复加的历史地位。这当然也符合历史事实，没有改革开放，便没有当代中国，但是，对改革作这样一个历史的定位和叙述，无形中封杀了对改革路线的反思和批判，至少对改革本身，而不是对某项具体的改革，人们不敢大胆地去质疑。

但不是任何改革，都能够获得天然的正当性。对中国改革来讲，事实上，随着改革的推进，特别是那种放权让利、差不多使每个人都有所得的改革完成后，改革对普通人也呈现出很不“友善”的一面，以至于在早些年引起了下岗失业工人对改革的反抗，这也是2004年后在中国民间——不论左右——出现了一股反改革思潮的原因，某些激进的反对者，甚至宣判“改革已死”。不过，就是这种声音，也承认改革曾经对中国起过巨大作用，只是它认为后来的改革，已经损害了越来越多人的利益，异化成了和官方初衷相反的改革。但这种极端的声音很难得到主流的附和和认可，更不用讲官方了，社会的主流舆论——包括自由派在内——虽然也认为改革存在问题，但认为改革的功绩是不容抹杀的，在维护改革这点上，主流看法和官方其实是一致的，尤其在体改系统这一脉内，中国最著名的学者，多半出在此脉，他们曾经塑造了社会的改革舆论，而今还有很大影响力。

改革成为神圣话语，不论具体的改革举措是否对错，乃至根本就不是改革，但只要打着改革旗号，把它包装成改革，就获得了正当性，如果有人反对它，就是反对改革，这样一来，就把一个社会本来具有的正常的质疑和争议上升到一种意识形态的角度，压制了不同的声音和主张，不能对改革质疑、批判和反对，此种话语体系下，“改革”当然不能有一个截止日期。

第二个原因，就中国要解决的问题而言，改革确实还没有到结束之时，还少不了用改革的精神、方法和手段去做事情，通过改革建立新的制度、规则和规范，这个过程仍很漫长。

如上所述，中国改革有它特定的内涵，但有一点也要明白，当邓小平等决定中国改革开放时，确实对什么是改革、改革要达成何种具体的目标认识不是很清楚，而且那个时候也没法认识清楚。所以邓小平才说，改革要杀出一条血路，同时要摸着石头过河。前一句表达的是改革的勇气和精神，因为改革要同旧的事物和体制诀别，没有一股大无畏精神，很难做到，可也正因为告别的是旧事物、旧体制，对要建立的新事物、新体制，只有一个朦胧的轮廓，它具体怎么构建，不很清晰，甚至有没有这个新事物都不知道，就只能走一步看一步，摸着石头过河，这体现的是一种方法论。

故而，在改革精神不变的同时，改革的内容和外延随着改革实践的推进，在不断扩大，目标在不断变更，从农村改革到城市改革，从经济改革到政治改革，从某个具体领域的改革到整个体制改革，范围越来越大，难度越来越高，以至于到今天，该改的，大多数人容易获利的改革，基本上改完了，剩下的都是一些难啃的硬骨头，也即官方说的改革深水区，而深水区的改革，得利的很少，受损的可能性却很大，甚至从绝对的意义上讲，很可能一项改革无人获益，只有人受损。此乃改革到深水区后争议越来越大、反对的声音越来越多的原因。

从中国改革的具体进程看，计划经济作为一种旧体制已被抛弃，但计划体制的思维和某些做法还保留，甚至在一些领域占主导，市场经济的整体框架虽然搭建了起来，在竞争性领域市场因素得到充分的发挥，但在非竞争性领域，尽管市场取向已经明确，然而由于涉及对执政党和国家长远发展关系重大的基础性利益，改革进程缓慢，甚至有反复。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各个环节都紧密相连，牵一发而动全身，仅就经济改革而言，要取得完全突破，必有赖于社会和政治领域的改革同步跟进，然而在后两者特别是鉴于政治领域的敏感性，改革能够达到的最大程度，也就在政治的外层，即在政治和经济相交的那个连结点，改变不适应经济发展的一些做法。政治的主体结构不能去触碰，虽然官方也提政治改革，可只是说说而已，因为它关系面太大，谁都承受不住在这一领域失败的后果，所以不敢去做。

从改革的本来含义讲，既是改革，就不能设禁区，规定那些可以改，那些不能改，而是凡是不适应发展之需，有碍社会进步的所有领域，都要改。现实当然不是这样，改革是可以伸缩的。但即使那些可以改的领域，也要花更多时间，如单单一个经济改革，就花了40年，而且还没完成。随着改革内涵和外延的扩大，改革相应需要用更长时间。这里要更正一种说法，认为最近十多年来，尽管官方出台了很多“改革”措施，但都不过打着改革旗号，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改革。至少在2018年后，不论是出于经济自身发展的需要，还是在外部环境的压迫下，中国在投资和贸易领域的改革和开放的力度还是比较大的。

第三个原因，改革本质上是一种财富的再分配，如果宣布改革有一个明确的截止时间，可能会阻断许多人的利益，这些人就是要借助改革来获取利益。若改革结束了，社会回归正常的发展状态，虽然也可以从中获利，然而它获利的程度不如改革，用邓小平的话说，改革是一种革命，那么它就是某种程度的非正常状态，而对利益集团来说，从非正常状态取得的收益要大于从正常状态取得的收益，因此他们希望改革的时间最好用世纪来计算。

改革有人得益有人受损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自古皆然，无人得益无人受损或者全部得益全部受损只是一种例外而非常态。中国改革初期就是一种几乎无人受损的帕累托改正状态，但这与改革之前几乎所有人受损有着直接的关系。随着改革的深入和扩大，一些人得益一些人受损，如果受损的人多于得益的人，改革要么因多数人的反对而进行不下去，要么少数人在整体和长远利益的借口下，压制反对意见而强制推行。这个时候的改革实际上变成了既得利益推行不当政策的一个挡箭牌。

中国改革在1990年代中期后，某种程度上类似于后者，改革成了一些利益集团侵吞国有资产和国家利益的一场盛宴。所以改革在进入深水区后就一直推行不下去，在那里转圈圈。整个改革过程，培育了一批接一批的利益集团，他们以改革的名义，获得了远超他们的努力应得的回报，实际是借助权力、特殊政策、资源和关系，得到了他们本不该得到的利益。利益集团得到的多，普罗大众得到的自然就少。一些利益集团在改革中赢家通吃，无论在哪个阶段，或者哪些领域，都有他们活跃的身影，但多数情况下根据不同的时代和改革的主题，出现不同的利益集团，这些利益集团在瓜分改革蛋糕时似乎有某种默契。当局这些年的反腐打破了利益集团的结构和链条，消灭了部分既得利益，但不能消灭利益集团本身，新的利益集团又冒出，这新的利益集团就需要从改革特别是那种假改革中获取更多利益。因此，他们不想当局有一个明确的结束改革的时间表，而是希望尽量把改革延长，这中间出现一种无序过程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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