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滴滴“涉险”故事的两个背景（图）

在2015年的这篇报道中，滴滴研究院根据7月13日、14日两天北京高温天气下出入中央部委的用车需求变化，再叠加该时期各部委公开的政令发布和业务活动情况，甚至总结出来这些国家机关的运作规律等关键信息。这一报道在当时并未引起任何疑惑，甚至报道本身还出现官方媒体新华社的名字。然而，当今天中国官方网络监管机构中国网信办以国安理由调查滴滴出行时，人们才突然意识都这一掌握数亿人个人出行信息的互联网巨头究竟存在怎样的安全隐患。

而更麻烦的是，滴滴出行在6月份一直在推进赴美上市，并在6月30日成功登陆纽交所。这显然更令北京感到不安。《环球时报》在7月4日的文章中称，“尤其是像滴滴出行这样的公司，它在美国上市，其排第一第二的股东都是外国公司，国家对它的信息安全监管更需要是严格的，这既是维护个人信息安全，也是维护国家安全”。

于是，当北京决定出手时，外界认为这“坐实”了滴滴出行更危险的“恶行”，即滴滴出行以在美获准上市为交换条件，将中国用户和国家地理信息数据打包交给美国。不过，多维新闻此前刊文《独家：高层不满赴美上市 对滴滴的惩罚将远超阿里》否认了这一传言，并披露滴滴出行之所以被调查，乃是因其无视北京的告诫和反复沟通，执意赴美上市，造成了一种潜在的信息泄露风险，至今并不存在真实的“交易”行为。

但尽管如此，这件事仍然暴露了如下事实：

其一，中国官方已经逐步建立起国家安全审查制度和体系，国家安全的范畴的确在快速扩展。前有2000年6月1日开始施行的《网络安全审查办法》，后有即将于2021年9月1日开始实施的《数据安全法》，这道“闸门”将毫无疑问越来越重。

在滴滴出行接受安全审查不久，中国另对“运满满”“货车帮”“BOSS直聘”实施网络安全审查，这表明对类似掌握庞大个人数据的互联网平台，监管已经越来越“普及”。

其二，国家安全审查尽管建立，但由于“令出多门”，彼此之间远没有达到完美协调、默契配合的程度，这可能暴露部门彼此之间的监管漏洞，带来新的监管挑战。

在这一事件中，人们会发现滴滴出行如同当年蚂蚁金服赴港IPO存在“抢跑”和规避监管的嫌疑，事实上监管层在事前都与二者进行了多次沟通磨合。但在滴滴出行赴美上市问题上，中国监管层明显出现了监管衔接问题，不得不在事后由国家网信办对滴滴出行采取惩罚性的补救措施。

“监管境内企业直接或间接到境外发行股票、上市……”位列中国证监会13项职责中第8项，这意味着从市场行为上看，滴滴出行赴美IPO肯定获得了中国证监会的“放行”。那么，滴滴出行赴美上市这一既成事实等同于暴露中国证监会在国家安全监管问题上的角色缺位，事实上《网络安全审查办法》的监管部门的确不包括中国证监会的角色。

接下来，滴滴出行会否被迫退市，或者与北京监管层达成妥协，比如做出某种保证，恐怕都很难获得北京的谅解；对北京来说，滴滴出行做出了令北京相当难堪的“示范”，也必然迫使北京更新监管手段，补齐漏洞，尤其是强化对境内企业境外上市的监管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