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民阵一致通过解散，结束19年历史，“七一”游行主办者不敌《国安法》威胁（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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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主办香港“七一”反政府游行而知名的“民间人权阵线”（简称“民阵”）宣布解散，结束19年历史。成为继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教协）之后，又一个因应《香港国安法》而结束的香港泛民主派组织。

“民阵”星期天（8月15日）发表声明说，因召集人陈皓桓已经入狱，秘书处已无法运作，且没有成员愿意参与来届秘书处工作，星期五（13日）一致议决解散。民阵称感谢香港市民与组织一直并肩同行。

自今年3月以来，香港官方和亲北京媒体接连指控民阵涉嫌收取美国官方组织资助等行为，意图危害中共政权，违反《香港国安法》，并涉嫌其他刑事犯罪，建制派政客促请香港警方作刑事查处。陈皓桓此前曾对BBC中文批评称，香港警察调查民阵是政治打压，旨在让其倒闭。

中国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指控民阵解散是“痴心妄想”的“金蝉脱壳”把戏，称“必须对其依法追究、严惩不贷”。香港警察称正“积极”调查民阵。

民阵的声明说：“近一年多来，政府不断以疫情为由，拒绝民阵及不同团体的游行申请，各成员团体遭受打压，公民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民阵本希望继续以原有的方式与大家迎难而上，可是，召集人陈皓桓已因多宗案件身陷囹圄，秘书处已无法维持运作，而在没有成员参与来届秘书处的情况下，只能在此无奈宣布解散。”

“民阵已于8月13日召开周年大会，出席成员团体一致议决由即日起解散。民阵约160万元（20.56万美元；133万元人民币）的资产，会指示民阵资产托管团体捐给合适的团体。”

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剑华博士向BBC中文记者指出，民阵作为香港公民社会的象征性组织，最近接连有组成成员退出，其代表性遭严重削弱，最终宣布解散可谓意料之内。加上多位主要负责人身陷囹圄，现阶段很难做任何事情。

民阵前副召集人杨政贤对民阵解散感到可惜，但他“完全不觉得”香港的公民社会将因民阵解散而消亡。

杨政贤对BBC中文记者说：“一个极权政府是无法满足人民一切所需，也不能保证它不会犯错，不做违背人民意愿的事情。到时自然会有不同的个人或团体组织起来，并一起行动。”

对于自己会否被执法机关抓捕，杨政贤认为无法估计。“我想今时今日，香港的异议者都会有心理准备，或者会预示到当局的打压。甚至乎一个普通的香港人也有机会无缘无故受罪。”

“当大家开始顺从这极团体制的时候，那才是公民社会的死亡。”

民阵曾经举足轻重的日子——反国安立法

2002年，香港主权移交五周年，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成功连任，时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6月接受香港媒体专访时提出，香港应落实《基本法》第23条规定的反颠覆国安立法，特区政府同年9月发表咨询文件，国安立法讨论转趋炽热。此时，香港基督徒学会总干事胡露茜博士发起成立民间人权阵线，表达反对“23条立法”意见。

2003年2月，《国家安全（立法条文）条例草案》正式公布并提交立法会审议，民主派阵营认为草案条文含糊苛刻，将严重侵害市民自由。3月，香港爆发SARS（又称萨斯、非典型肺炎、沙士、沙斯）疫情，最终共有299人染疫病逝。6月疫情结束之后，有关“23条立法”的讨论恢复，民阵宣布在7月1日发起游行，反对立法。

此前，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支联会）等组织会在7月1日游行，规模不大。民阵首次“接办”的这次“七一游行”最终万人空巷，参与群众挤满香港岛北岸闹市大道，高喊反对“23条立法”，要求董建华与保安局局长叶刘淑仪下台等口号。游行从下午持续至入夜，民阵称有50万人参加，是1989年声援北京天安门学运以来最高；香港警察称有35万人。

2003年7月1日，50万人响应民阵号召游行反对“23条”国家安全立法，民阵自此成为凝聚香港民主派的跨党派平台。

胡露茜是第一任民阵召集人。

胡露茜两周后在一场集会中说：“7月1日50万人上街不是民阵的功劳，而是香港人已经醒觉到，如果自己不站出来，为争取自己以及整体社会的利益，表达自己的意见，我们的社会将会更可悲。”

代表亲建制商界利益的自由党继而宣布不再支持“23条立法”草案，叶刘淑仪辞职，董建华于9月初宣布撤回草案。

杨政贤对BBC中文记者说，当时民阵“确实是在一个特定的时空底下，做了一件很象征性的事情”，“这让民阵在香港市民与国际社会上都具备着象征意义”。

2004年，民阵再次举行“七一游行”，民阵方面称参与人数增加至53万人，警方称有20万人。2005年3月，董建华辞职，没能完成第二个任期。他稍后被任命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自此，民阵的“七一游行”与支联会的“六四”烛光晚会并列为香港政治日历的两大活动，游行从单一议题抗议，逐渐演变成不同压力团体向政府表达不同诉求的“大熔炉”，除了争取行政长官与立法会双普选外，劳工权益、弱势社群、争取新闻自由、性小众团体等等，均参与其中。从铜锣湾维多利亚公园到中环特区政府总部，与后来添马舰新政府总部的游行路线，历经16年而不变。

与此同时，游行人数争议也成为了关注与争论焦点。香港大学社会行政兼统计学学者叶兆辉教授团队与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也先后加入统计并发布游行人数。

杨政贤说：“民阵真的是不同的公民社会团体互相沟通与连结的空间。它可以连结上宗教团体和性小众团体，它可以连结上学生团体和劳工团体。”

“在一个大的社会变革底下，确实需要不同背景领域的人聚合起来，才能形成巨大的压力，营造更好的社会图像。”

钟剑华博士也有长期参与街头运动，也有帮助民阵在街头筹款的经历。他认为民阵在举办游行集会的过程中“相当理性”。

钟剑华博士对BBC中文记者说：“他们基本上坚持遵守跟警方的协定，比方说去到哪里便解散，便根据协议宣布示威者散去。至于有其他人自行延续游行，比方说冲往中联办、政府总部的，我从现场看到民阵基本上既不参与，也不鼓励。”

“以后没了民阵，再有什么游行活动，更没有了所谓的‘大台’，让游行的规范得到贯彻。”

2014年的“七一游行”有51万人参加，警方数字则是9.86万人。当时香港正再次讨论政治制度改革方案，而游行前不到一个月，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称北京中央拥有对香港特区的全面管治权，又强调要警惕外部势力利用香港干预中国内政的图谋。这些都被视为游行人数再创新高的导火索。

同年8月31日，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决议，否定让港人参与提名行政长官参选人，民主派群众运动此起彼落。9月28日凌晨，“占领中环”抗议启动，演变成“雨伞运动”，但占领运动历经79日没能争取到港府或北京任何让步，以警方清场告终。这引发了年青一代对泛民主派主导政治活动的质疑，民阵“七一游行”此后数年的参与人数显著下降。

来到2019年，《逃犯条例》修订案再次引起广泛争议，民阵多次发起游行集会，其中6月9日、6月16日与8月18日三场游行的大会估计人数均超过100万，完全刷新民阵纪录。同年“七一游行”则有55万人参加。

但各场“反送中”游行后发生的暴力警民冲突——包括2019年“七一游行”后发生的冲击立法会大楼事件——纷纷被特区政府以至于北京归咎于民阵，上至中共《人民日报》，下至香港亲北京媒体，纷纷将民阵描绘成“黑暴乱港平台”，甚至指控民阵施行恐怖主义活动。

民主派在同年12月举行的区议会选举中大胜，民阵时任召集人岑子杰也顺利当选区议员。但未几，2019年新型冠状病毒病疫情（COVID-19；新冠疫情）爆发，特区政府陆续颁布“限聚令”等措施，“反送中”抗争活动迅速冷却，民阵多次申请游行集会均被警方拒绝，包括2020年“七一游行”。

而就在2020年“七一”前夜，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香港国安法》，交香港特区颁布实施。7月底，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宣布因新冠疫情，引用紧急法律押后原定于9月举行的立法会选举。陈皓桓于10月接任民阵召集人，岑子杰2021年1月因牵涉民主派立法会初选案，成为被起诉《香港国安法》“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的47名被告人之一，被收押至今。

陈皓桓入狱前对BBC中文记者说：“我不认同民阵已经做不到以前做的事，当然我们无法举行示威集会，难以叫大家一齐上街，但仍可做街站（街头摊位），继续找方法做事，例如《国安法》47人初选案，民阵都有发起群众排队进法庭声援，都见到好多市民来法庭。”

民阵走向瓦解，杨政贤回顾担任召集人的日子，说不感后悔。

杨政贤对BBC中文记者说：“我觉得为民阵服务很有价值，很开心。虽然只是服务了一个很短的暑间。我当时作为一个学生，能接触到一些学生不会接触的团体——劳工团体、LGBT团体、土地议题团体等等——当中能帮忙设计论述、准备行动。这些确实能让我们的社会有不同的变革发生。”

民阵解散的触发点是什么？

香港警方与亲政府媒体质疑民阵有否合法登记。

触发民阵最终解散的近因可追溯至3月5日，新加坡亲政府的《联合早报》引述匿名消息称，此前网上流传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ED）曾资助民阵举办反修例活动，香港当局正调查此事，一旦证实属实，民阵将因违反《香港国安法》而被特区政府取缔。

该报还称，民阵从未根据香港特区《社团条例》向政府注册，一旦被判有罪，民阵负责人最高可被监禁三个月。

至3月中，教协宣布终止参与民阵工作，数家香港媒体披露香港民主党也已终止参与民阵工作。香港《明报》引述“民主派中人”称，他们接获“中间人”传话，要是不退出民阵，就有机会受牵连，被指控违反《香港国安法》。

民阵成员团体由48个迅速减少至宣布解散前约10个，其中主要是激进民主派政党社会民主连线及其卫星组织。实际上，民阵最后两任正式召集人——岑子杰与陈皓桓——均为社民连核心成员。

由中共直接控制的《大公报》、《文汇报》和《香港商报》，以及数份亲政府的民营报章，此后接连发表指控民阵涉嫌刑事违法行为的报道与评论。3月20日，《大公报》声称有该报读者向中国大陆“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受理平台”举报，要求彻查民阵涉嫌“收受外国资金”或“勾结外国势力”。

陈皓桓今年5月被判监前接受BBC中文专访时说：“我会笑着说：‘都说没收过NED的钱，没有试过。’我们民阵一直在街头筹款，一直都是办游行，又怎么个勾结外国势力、收取外国资金呢？”

“你不能叫一个英语不好的人勾结外国政治势力，连政治词语我都不懂读，你怎样诬陷我？你要诬陷我也没办法，但就好像诬蔑一个盲人偷看国家机密一样。”

4月26日，陈皓桓表示接获香港警务处社团事务主任文件，指控民阵涉嫌违反《社团条例》，要求民阵于5月5日前提供六项资料或解释，包括民阵曾举办公众游行及集会的日期及地点、成立以来所有收入纪录，以及曾于2020年参与致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联署公开信的原因。

2021年6月25日，林郑月娥政府保安官员获一次擢升：李家超（左二）升任政务司司长，成为特区政府第二号人物；邓炳强（右一）升任保安局局长；萧泽颐（左一）升任警务处处长。

陈皓桓向警方回信，强调香港居民根据《基本法》享有结社自由，而民阵不认同临时立法会所引入的《社团条例》，更不认为民阵是非法组织。

陈皓桓回信说：“过去多年，警方等政府部门一直与民阵合作，从未要求民阵申请社团注册，亦从未警告或质疑民阵为非法组织，警方代表甚至‘公众集会及游行上诉委员会’的聆讯中赞扬民阵为‘一个大品牌’，与警方在游行集会方面‘合作得好好’，这点在近期一宗法庭案件中由一位总督察在庭上作供时确认。”

“对于有关当局质疑违反《社团条例》，民阵感到相当诧异，如民阵为非法社团，警方与多个政府部门何以一直与非法社团合作？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先生当年何以以行政长官身份称呼‘非法社团’为朋友？”

《社团条例》的注册要求在1992年被英属香港立法局废除，但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97年2月裁定该版本《社团条例》抵触香港《基本法》，于7月1日主权移交后不予采用为香港特区法律。当时在广东深圳运作的香港特区临时立法会于6月通过修订案，将《社团条例》还原至1992年前版本，自特区成立日起生效。

争取行政长官与立法会双普选是民阵“七一”游行存在良久的主题。

今年5月11日，时任警务处处长邓炳强表示已收到民阵答复，并留意到对方并未提供“根据法例要求的资料”，警方将与律政司研究，“不排除下一步会有执法行动”。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同日被《苹果日报》记者问及会否取缔该报与民阵，她说：“我的答复还真是依法办事。”

6月25日，中国国务院根据《基本法》批准林郑月娥建议，邓炳强升任保安局局长兼特区行政会议成员。

陈皓桓对BBC中文记者说，警方对民阵的行动旨在让民阵倒闭。

“我们分析认为，7月1日是共产党建党100周年，它不想7月1日香港有任何事情发生。这也是《国安法》一周年，它不想有示威、看到有群众动员，所以用尽方法打压政治领袖、团体、组织和平台。民阵在2019年多次发起游行的平台，既然它不想见到群众运动出现，就想取缔这个平台。这很明显是一个政治打压、是一个政治行动。”

5月28日，陈皓桓因承认在2019年10月1日中国国庆日组织及参与未经批准集结，被判监禁18个月，即时入狱，民阵秘书处顿时空无一人，曾两度出任民阵召集人的资深巴士工会领袖钟松辉担任临时召集人。6月下旬，钟松辉向香港媒体证实，因行政上已不可行，民阵不再申请举行“七一”游行。到7月1日，游行传统起点维多利亚公园被警方引用《公安条例》封闭。

陈皓桓（中）于5月被判囚一年半。

7月下旬，《大公报》、《星岛日报》等接连指控民阵至少500万港元捐款去向不明，又不断借用成员组织银行账户收取并处理捐款，有洗钱嫌疑，再次催促警方对民阵作刑事调查。《明报》3月中曾引述民主党一名匿名人士称：“举例如廉署调查民阵帐目，众党派毋须退出，因民阵帐目根本无问题，但若是国安法，却不知对方会如何下手。”

8月11日，多家媒体引述匿名消息称民阵将宣布解散，其中，《文汇报》声称民阵已通过解散决议，并称“多个会员团体担心惹祸上身”。

8月13日——民阵正式通过解散决议的一天——《大公报》刊登对警务处处长萧泽颐的专访，萧泽颐称警方对民阵早有部署，警队将会深入调查取证。

萧泽颐称：“总而言之，要是你犯罪，我就追着你的违法行为去，辞职也没用，犯了法就是犯了法。现在从良可以是（在法庭上）求情的理由，但继续去违法只会更加深化犯罪行为的严重性。”

没有了民阵的香港民主派怎么办？陈皓桓此前对BBC中文说：“香港未来还有没有游行，不是看政权如何打压，而是香港人如何选择。以前民阵会申请不反对通知书，可以用和平理性非暴力方式游行，但未来很明显，警方不会再批不反对通知书，市民上街好可能会是不合法，有要承受刑责的风险，这将会是香港人的选择。”

民阵决定解散各界有何反应？

中国港澳办声称要严惩在宣布解散时“态度猖狂，气焰嚣张”的民阵。

香港警务处星期天在民阵宣布解散之后发表声明称：“警方今年4月曾根据《社团条例》第15条，要求该组织提交其成员、活动及资金等资料，惟该组织未有依时向社团事务主任提交所需资料，警方现正积极跟进该组织违反《社团条例》内的罪行。”

“此外，民阵自2002年成立以来，一直未有向公司注册处注册为公司，亦非向警察牌照课注册的合法社团，因此，该组织是一个不合法地运作的组织。”

警方声明用字与处长萧泽颐的言论近似：“警方重申，一个组织及成员犯下的罪行，其刑责不会因解散组织或成员的辞职而被抹走，警方会继续全力追究任何组织及人士有否违反《香港国安法》及其他香港法例。”

中国国务院港澳办与中国中央政府驻香港联络办公室（香港中联办）随后相继发声明，高呼“不容姑息”民阵。

其中，港澳办声明称：“非法组织民间人权阵线今天宣布解散之时仍大放厥词，态度猖狂，气焰嚣张，充分暴露其反中乱港的政治本质和冥顽不灵的恶劣本性，必须对其依法追究、严惩不贷！”

“除恶必务尽。‘民阵’等反中乱港组织虽然解散了，但其遗毒仍需持续清除。只有依法追究这些反中乱港组织的法律责任，彻底清算这些反中乱港组织的累累恶行，才能使香港重建法治秩序，重回发展正轨。”

“我们坚决支持香港特别行政区执法机关依法调查‘民阵’等反中乱港组织涉嫌违法行为和活动，依法严惩其首恶和骨干分子，坚决支持香港特区政府深入推动各领域拨乱反正，毫不手软地铲除‘毒瘤’‘恶疮’，清理‘祸根’‘祸源’，还香港一个风清气正的朗朗晴空，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

钟剑华：没有了民阵，缺乏了平台传达民意，将给香港特区政府带来施政出错的风险。

香港最大亲北京政党民建联称，民阵“在黑暴期间，无视警方拒绝批准游行申请，多次强行举办非法集会，借此为暴徒提供聚集机会，在本港多区酿成严重暴力事件”，解散“完全是咎由自取”。

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形容民阵是在“香港警察与亲北京媒体骚扰相结合下”的长期诋毁与削弱能力行动中被迫解散。

国际特赦组织中国团队负责人罗助华（Joshua Rosenzweig）说：“本周所见的自我审查格局还警示着一个令人担忧的骨牌效应，严厉的《香港国安法》触发了独立公民社会组织从这座城市加速消失。”

身处美国华盛顿的香港民主委员会总监朱牧民透过Twitter评论说，收窄公民社会空间“是政权确保人民不能对其问责行之有效的狡猾策略”。委员会发表声明说：“香港人从不害怕公开集体表达异议与抱负，公民社会组织所受的打压或许在短期内会造成窒碍，但长远只会培养出更具创意，更有韧性的组织与‘行如流水’的策略。”

钟剑华博士认为，没有了民阵，缺乏了平台传达民意，香港社会将变得零散，“缺乏重点”，难以让人侦测到主流力量之所在，而这将给政府带来施政出错的风险，“对管治是相当危险的”。

钟剑华对BBC中文记者说：“我觉得政府目前乐于见到这个处境，但实际上我觉得对一个成熟的，利益会分歧的，有一定政治文化水平的地区来说，这样的状态绝对不是好事。”

“其实民间已广泛存在着一些没有人动员的，但各自去做着的一些不合作运动。举例说政府叫大家打针去（接种新冠病毒疫苗）反应很弱，到现在接种率也不过50%左右而已；政府进行人口普查，很多人声称不会填（问卷）或者填上假资料；刚刚公布了数字，很多人移民离开，把子女送走。”

钟剑华担忧，各式各类没有领袖的对抗将在香港不同层面呈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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