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残奥会：日本残障人士生活的现状与挑战（组图）

自从2013年获得奥运主办权以来，日本一直致力打造“无障碍”国家。

美月认为，日本残障人士仍面临羞辱问题。“我觉得人们在公共场合盯着我看仍然很常见，一些陌生人还对我说我很可怜，”美月说。

美月表示，残障人士融入社区仍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移民日本的加拿大人

移民日本的加拿大残障人士乔西

乔西（Josh Grisdale）今年40岁，从小在加拿大长大，他对日本残障人士的处境有自己的看法。

乔西在高中时受到一名老师的鼓舞于2000年首次到日本旅行。之后他开始学习日语，并于2007年移居日本。2016年，乔西35岁时放弃了加拿大护照，正式成为日本公民。

他在申请日本公民资格时曾担心自己的残疾有可能会妨碍入籍，但没想到人们的态度非常积极，让他深受感动。

乔西说，你会听到一些试图移民美国和加拿大人的可怕故事，因为他们需要使用健康保健系统而被拒绝了申请，“从来没有人问过我残疾的事，感觉非常棒。”

乔西在日本经营一个名为“无障碍日本”的旅行博客。他在日本一注册后立即就可以使用日本的福利系统。

他所在的江户川区对他进行了评估，并根据他的需要为他颁发了残障人士“护照”。他可以获得使用护工的经济资助以及轮椅设备。

日本为残疾服务的集资与英国为“公益事业”集资方法有类似之处，都是通过博彩。英国主要是通过彩票，日本则是通过赛艇运动的收益。

高楼大厦

日本仍存在障碍问题

美月在日本的京都长大，小时候由于一种神秘的疾病让她的双腿丧失了功能。美月说，“妈妈告诉我她觉得她需要一直陪在我身边，并背着我到处走”。

虽然事实证明并不是这样，但是生活中还是要面对一些挑战。

东京是一个拥有近1400万人口的大城市（伦敦人口为900万），为容纳庞大的人口，建筑物往往越盖越高。这就意味着，包括公共服务在内的许多部门都在高层建筑中。

90年代，美月的父母不愿意送她到特殊教育学校。他们把她送到当地一所普通学校，但他们不得不克服一些困难和做出一些让步。因为美月的许多课经常在不同楼层，而学校又没有电梯。

虽然楼梯上有扶手，但美月不得不自己上下楼，这意味着她要用手臂助力、一阶楼梯一阶楼梯慢慢移动。

美月的父母为她学校的每一层楼安放了轮椅，这样美月就可以坐着轮椅和同学们一起独立活动了。

20年过去了，美月自己也成了母亲。同样的问题又来了。美月几乎找不到一家她可以自己进去送孩子的幼儿园，要么是楼梯问题，要么是因为轮椅坡道太陡。

美月说，那段时间非常困难、挑战很大。幸运的是最后她终于找到了一家。幼儿园的工作人员非常支持她，但那是唯一的一家。

工作配额和奖金

新干线轮椅空间有限。

在全世界范围内，残障人士的就业率普遍较低，尽管人们做了各种尝试。一种常见的解决方法就是使用简单的配额制度。这也是日本采纳的方法。

在日本，如果一家公司雇佣的员工超过43.5人以上，那残障人士的比例就必须达到2.3%。这些数字都会被记录在案，违者罚款，遵守者则得到奖金。

批评者说，该制度导致人们关注的是残疾比例而不是技能，失去了包容性的意义。

“我参加过多家公司的求职面试，”美月回忆说。通常在决定是否进行下去前，公司都会要她的残疾护照以便得知她在工作场所的需求。

美月认为配额给残障人士入职提供了一个良机，但她补充说，“某些工作经常是专门给残障员工设置的 - 那往往意味着低技能和低工资”。

但美月说，她目前在谷歌的工作就不一样，她感觉更公平，他们也没有问她有关残疾方面的问题。

乔西在日本福利公司江寿会（the Azalee Group）做公关工作，该公司经营一家养老院。

乔西认为，日本“过分强调”雇主的责任，让他们为改善残疾员工的工作环境做出适当的调整并买单。

他说，这就意味着那些不需要单位为其改造场所的残障人士“更受欢迎”，因为雇佣他们更容易和更经济。

新干线为什么成拖累？

作为申办奥运会的一部分，日本承诺将使其交通枢纽达到百分之百无障碍。

在通过一项法律后，目前东京96%的火车站已经实现了无障碍。该法律规定任何超过日流量3千人的火车站必须确保让所有人都能使用。

美月表示，轮椅坡道让旅行更容易，但她说新干线旅行反而很麻烦，因为每次乘新干线都要提前一、两个月预定轮椅空间。

因此，美月表示自己更愿意坐飞机旅行。不过，她说更新一代的火车轮椅空间更多些。

未来楼梯

一提到日本，人们自然会想到它发达的科技 - 无障碍电梯。其实就是把自动扶梯的三节台阶临时打开，形成一个能够容下轮椅的平台便于轮椅者使用。

但乔西并不喜欢这种发明，他把它形容为“工程新玩意”。乔西表示，他觉得很害怕，总是担心自己的轮椅万一会“飞出去”。但他也承认，当他需要无障碍通道时，它确实能提供便利。

相模原市持刀杀人事件

迈克尔·佩吉特是一位生活在神户的英国学者，他患有脑瘫。

说到日本残障人士，很容易让人想起发生在相模原市的持刀杀人事件。它是日本近代历史中的一个不得不提的悲剧。

2016年，植松圣（Satoshi Uematsu）闯进自己曾工作过的相模原市一家残障人养老院持刀行凶，导致19人死亡，另外还有几十人受伤。

在此之前，他曾致信给日本政客声称他想让残障人“消失”。

除了这一显而易见的悲剧之外，还有另外一种悲剧 - 那就是许多受害人家属不愿意公开他们亲属的名字。

一些人猜测那可能是因为有些人对有残障人亲属感到耻辱；还有人认为他们不想让别人知道他们把残障家人送进养老院，因为觉得愧疚。

迈克尔·佩吉特是一位生活在神户的英国学者，他患有脑瘫（cerebral palsy）。

迈克尔说，最开始这件事对日本震动很大。很长一段事件，媒体都在质疑人们对残障人士和养老系统的态度。但随着时间推移，人们继续往前走，也就逐渐淡忘了。

他说，如果受害者家属不愿意公开姓名就很难继续讨论这个问题。

植松圣被判处死刑。

残障议员

木村英子（Eiko Kimura）一直呼吁让残障人士更好融入主流社会。

但另一方面，日本也是一个具有远见的国家。

2019年，日本令和新选组政党的船后靖彦（Yasuhiko Funago）与木村英子（Eiko Kimura）入选国会议员。俩人都是残障人士，都使用护工。

当他们坐着轮椅上任的第一天，受到了媒体的围追。

2021年1月，在日本上议院修好轮椅坡道后，船后靖彦第一次可以本人亲自去投票，而之前他都是依赖别人代他投票。

事后，他们在一份声明中说：“能够直接投票表达我们的想法是一种非常感人的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