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持哈萨克斯坦政府“平息事态” 中国外交基本原则有变（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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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7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给哈萨克总统托卡叶夫（Kassym-Jomart Tokayev）的口信中表示：“你在关键时刻果断采取有力举措，迅速平息事态，体现了作为政治家的责任与担当、对国家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立场。”“作为兄弟邻邦和永久全面战略伙伴，中方愿尽己所能向哈方提供必要支持，帮助哈方渡过难关。”

习近平还意有所指的说，中方坚决反对任何势力破坏哈萨克稳定、威胁哈萨克安全，坚决反对任何势力破坏哈萨克人民的平静生活，坚决反对外部势力蓄意在哈萨克制造动荡、策动“颜色革命”，坚决反对任何破坏中哈友好、干扰两国合作的企图。

同一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也修正此前对哈萨克斯坦骚乱是“内政”、相信哈当局能够妥善解决的态度不干涉态度，一改口气称哈萨克斯坦正在出现的是“暴恐行为”并表示支持哈萨克斯坦当局“平息事态的努力”。

汪文斌表态称，哈萨克斯坦当局正采取一系列的有力举措，打击暴恐行为，维护社会稳定。中方支持一切有利于哈当局尽快平息事态的努力，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在哈蓄意制造社会动荡，煽动暴力。作为兄弟邻邦和永久全面战略伙伴，中方愿尽己所能向哈方提供必要支持，帮助哈方渡过难关。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实质上是由中国主导的上海合作组织（上合组织）地区反恐怖机构理事会也发表声明称，如果哈萨克提出请求，愿意向该国相关机构提供必要协助。除了直接出兵进入哈萨克斯坦平息暴乱的集安组织，上海组织是唯一一个就此明确表态愿意“提供必要协助”的地区多边组织。

事实上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中国政府打破“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基本外交原则，对发生在其它国家的重大政治事件直截了当表明态度。

2021年9月5日，西非国家几内亚发生军事夺权，几内亚特种部队将领杜姆布伊（Mamady Doumbouya）带领军队软禁总统、废除宪法，事件发生后，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汪文斌9月6日旋即在例行记者会上表态称，中方“反对政变夺权，呼吁立即释放总统孔戴（Alpha Conde）”，展现了罕见的介入性态度。

作为对比，多维对中国政府就近年所发生的数起外国政变表态进行了梳理，时间跨度从2014年到2021年2月，从中可见中国对他国政治事务的外交表态变化。

2021年2月1日，缅甸军方发动政变，扣押包括缅甸总统温敏和国务资政昂山素季（Aung San Suu Kyi）等人，并宣布接管政权，中方的表态是“我们希望缅甸各方在宪法和法律框架下妥善处理分歧，维护政治和社会稳定。”

2019年4月苏丹政变，北京也在强调一贯奉行不干涉内政的原则，表示“相信苏方有能力处理好自己内部事务”。

2017年津巴布韦总统被军方拘留，北京发言表示“希望津巴布韦有关方面妥善处理好内部事务”。

在更早的2014年5月泰国军事政变，时任陆军司令的巴育强行接管政府，中国外交部称“望泰国各方保持克制，加强对话磋商”。

这四个国家都和中国关系相当密切：苏丹是中国在非洲的主要能源合作伙伴，津巴布韦政府和中国关系素来不错，缅甸和泰国不仅是中国的友好近邻，还有大量中国投资项目。但是，在上述四起政变中，不管是远在非洲的苏丹、津巴布韦，还是近在东南亚临近的缅甸和泰国，中国政府的表态都在“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之内。

相比之下，2021年9月对几内亚政变的反对性表态，和2022年1月7日就发生在哈萨克斯坦的暴乱向哈萨克斯坦政府所做的“支持平息事态”表态可谓立场鲜明，在此前极为罕见。

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以2021年9月对几内亚政变表态为起点，以2022年1月对哈萨克斯坦骚乱为一个重要节点，中国处理对外关系长期遵循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已经发生了某些微妙转变。

总的来说，中国处理外交关系的基本原则仍然是“和平共处”，不干涉他国内政等五项基本原则，但是对一些明显违背中国政府价值主张，同时又可能给中国利益带来某些潜在伤害的行为，虽属他国内政，也开始明确表明态度。

而这也符合新形势下中国的外交政治文化与保护国家发展利益的需要。一段时间以来，很多人已经看到了中国外交风格的巨大变化，原来低调内敛的风格正变得更加积极，更敢于主动出击，在与他国在发生矛盾冲突时更加针锋相对，对其它国家内部发生的可能严重影响中国利益或违背中国政府价值观的事情也开始明确表态，媒体与国际外交界都感到了这个变化。

这不是新霸权主义或战狼外交，而是适应于中国作为一个已经崛起的世界强国应有的外交行为变化。随着中国经济体量增大，在全球各地投资增多，以及在能源、芯片、科技、经贸等领域对外依赖加深，必须在行动上做相应调整，加强对自身利益的保护力度。同时，因为中美斗争的深入发展，世界格局正在围绕中国崛起进行历史重构，中西方不断在一些事关重大利益的领域激烈碰撞，中国政府也必须主动出击，防御风险与国门之外。

自习近平十年前成为中国领导人以来，中国政府也已经修正了原来奉行多年的“韬光养晦”政策，在国际事务上开始转向“积极有为”，习近平在国内外演讲中曾多次表示中国要更积极参与到全球治理体系重构过程，使中国的外交行为和在国际上扮演的角色与其国家体量匹配。因此，在坚持原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做相应调整，增加一些更具时代特征的积极元素，以适应变化了的世界格局与中国发展利益需要就不令人意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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