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战促谈被反噬的俄罗斯和误国误民的乌克兰（图）

俄乌战争爆发后，中国网络上有一些人为战争叫好，兴奋不已，将此视为教训西方，缓解美国遏制中国压力的利好，并希望俄罗斯总统普京（Vladimir Vladimirovich Putin）不要心慈手软。这是不应该的，不符合今天中国对于道义与和平的追求。不可否认，俄乌战争的确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缓解近年来美国对中国日益增加的遏制压力，但一码归一码，客观分析战争爆发原因、影响是需要的，支持普京发动战争却不需要，为战争叫好更是不妥。这也是为何中国政府反复主张以和平谈判方式来化解乌克兰危机。希望一些为俄乌战争叫好的人能反躬自省。

然而，不为战争叫好的同时，更要防范战争的发生。和平是可贵的，是令人向往和值得为之努力的，但和平的到来，不能只是喊喊反战的口号，写写反战的作品，而是要有足够的智慧和能力去阻止战争的爆发，擅长运用和平方式来解决纷争。古往今来，反对战争的作品和民意那么多，可为何战争还是一再发生？在人类尚未实现世界大同，建立全球政府之前，只要国与国之间的激烈竞争和弱肉强食的丛林秩序还存在，一个国家未能建立对于和平的价值底线认知是悲哀的，但如果一个国家只知道空谈和平，不去寻求阻止战争爆发的智慧和能力，则是无知和幼稚。

对于俄罗斯和普京来说，面对北约这一冷战遗留的全球最强大军事集团一再东扩的安全威胁，面对美国和北约多年以来对俄罗斯的安全诉求置之不理，面对与俄罗斯有着复杂、深厚历史渊源和恩怨的乌克兰选边站，以美国和北约为筹码来刺激俄罗斯，面对被民粹政治裹挟的乌克兰政府纵容极右翼武装力量对于俄罗斯族人的施暴，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政府最终选择发起战争，试图以武力逼迫乌克兰及其背后的美欧让步。某种程度上来说，普京之所以决定发动对乌克兰的战争，正是因为他常年感到来自于美国、北约和乌克兰的无礼和安全威胁，而自己所采取的一系列文化、外交手段又全部失效，无奈之下铤而走险，发动对乌克兰的战争。

《孙子兵法·谋攻篇》说，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在《孙子兵法》那个时代尚且认为战争是下策，何况在今天这个时代，发动战争必然经受道义和国际舆论的拷问，陷入被孤立和制裁的困境，哪怕普京最初只是希望以战促谈，并试图减少平民伤亡。目前来看，普京所发起的战争不仅遭到乌克兰的顽强抵抗，而且正在唤醒欧盟的抵抗意志，战争进入胶着状态，俄罗斯骑虎难下。

纵使后续俄罗斯能攻克乌克兰，达成自身政治意图，但战争本身对俄罗斯国家发展的反噬将是难以估量的，今后俄罗斯国运会否走向衰落，恐怕并非完全是想象。俄罗斯为何要选择战争这一下策？这或许与俄罗斯民族的战斗特性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多年以来，俄罗斯未能走出一条能凭借强大的经济、科技和软实力来解决纷争的路径，以至于每逢遇到外部安全威胁，在自身经济、科技和软实力又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容易陷入依靠武力来解决问题的惯性。这既是俄罗斯应该深刻反思之处，要及早转向发展经济和科技，提升软实力，又是中国和俄罗斯的关键区别。

美国资深媒体人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Loren Friedman）在发表于纽约时报中文网的文章《在这场乌克兰危机中，美国和北约并不无辜》中写道：“国家和国家领导人对羞辱的反应通常是这样两种中的一种：侵略或反省。在经历了西方带来的所谓‘百年国辱’之后，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作出的回应大致可用下面的话来描述：‘我们要做给你们看。我们要在你们自己的游戏中打败你们。’普京在苏联解体和北约扩张后感觉受到西方羞辱时，他的回应是：‘我要做给你们看。我要痛打乌克兰。’”

诚如斯言，邓小平启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走上了一条既不同于苏联又不同于西方新自由主义的道路，持续四十年聚焦于发展经济和科技，从而为中国赢得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工业国的地位。面对俄罗斯在处理乌克兰危机上的教训，中国应该继续专注于发展经济和科技，并逐步提升软实力，持续累积，久久为功，这样既可以让人民过上富足生活，又能让国家在面临外部安全威胁时，有足够强大的实力使得对方选择以和平方式与中国解决纷争。

对于乌克兰及其政治精英来说，明明手握一张好牌，却打得稀烂。乌克兰不仅拥有广袤肥沃的黑土地，有着“欧洲粮仓”的称号，而且是超级大国苏联解体后的第二大遗产继承者，仅次于俄罗斯，工业实力雄厚，手握核武器，曾是世界第三核大国，境内的黑海造船厂以前是苏联海军最主要的造船厂，有能力建造航空母舰，同时人民整体生活水平远高于中国。30年前的乌克兰堪为有影响力的欧洲大国。若那时的乌克兰，守好家底，发展经济和科技，何至于让人民遭受战乱之苦？

但仅仅30年间，与中国持续高速发展，创造奇迹，人均GDP即将跨越高水平国家门槛迥异，被选举民主的民粹主义裹挟的乌克兰，精英阶层治国无能，族群撕裂严重，人民生活困苦，沦为欧洲最贫穷国家，2020年GDP仅仅1500多亿美元，不及中国一个地级市佛山。1994年乌克兰政府片面相信西方和俄罗斯的安全承诺，与美国、英国、俄罗斯签署条约，销毁核武器。这是何等地幼稚和自毁长城，竟然将本国数千万人民之安危，寄托于西方和俄罗斯的一纸承诺之上。

后来，乌克兰政府又无视美俄博弈的地缘政治风险，背离务实主义外交原则，自以为有着美欧的承诺，便一再刺激更能主导自身命运而又具有战斗特性的强邻俄罗斯，结果招致灾祸。不论是孟子说的“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还是韩非子警告的“国小而不处卑，力少而不畏强，无礼而侮大邻，贪愎而拙交者，可亡也”，“恃交援而简近邻，怙强大之救而侮所迫之国者，可亡也”，抑或基辛格（Henry Alfred Kissinger）忠告的“如果乌克兰要生存与发展，不应该成为一方反对另一方的前哨——而应该成为连结两方的桥梁”，都预示了乌克兰今天的战争悲剧。但凡乌克兰有一批兼具智慧和担当的政治家，或者有一个相对健康的政治体系，都不会沦落至此。乌克兰的政治精英实在误国误民，乌克兰的民粹主义和撕裂难辞其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