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品海：香港人听不明白“哲学题”（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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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施政”解决不了治理失误

如果中央政府以往对香港治理的评价都是客客气气，今天的不满就是任何客套话都无法遮掩的现实，但它能否叫醒装睡的人？即使经历了多年政治动荡，又遭受疫情的蹂躏，香港不少人傲慢依旧，对自己的失败毫无警觉，好像不知道这是我们的主场，我们是责任人。在国家防疫专家考察指导下，香港处理疫情的手法有了变化，但做起事来仍未见章法，这是眼高手低、无心之失，还是口是心非？当人口比我们一倍有多的深圳雷厉风行封城检疫而过程大致井然有序，市民看在眼里，而特首却不断提出香港与内地无法比较，大家怎会不觉得那是砌词狡辩？我们的政府承诺过事不避难、开放谦卑，那就应该迎难而上，即使学不好也至少尽力而为，而不是处处找借口。全社会早就知道院舍风险，开始时疫苗接种不力，疫情爆发之后还是慢条斯理，数千长者失去生命，这样的表现中央可以接受吗，市民可以接受吗？早在疫情初期大家已经意识到确诊者行程追踪及防疫措施和资源的重要性，疫情一旦爆发，大家看见的却是手忙脚乱，医疗设施和资源供应更是漏洞百出，最近连殓房和棺木都无法满足，大家能不知道谁应该承担责任吗？

中央政府对香港政府显然是宽宏大量的，所以就算是出现了无数失误和折腾，它依然要求市民支持特首“依法施政”。依法施政当然要支持，但是否施政依了法，香港人对政府就别无他求？如果一纸法律就算是完善了香港的治理，那是轻视了“一国两制”和“高度自治”。全世界的经验都证明，法律无法解决治理问题。相反，法治是治理的手段，如果治理得到保证，法治自然是社会的共同追求，它是用来巩固社会治理的制度设计。如果有人借用法律来逃避责任，甚至用它作为遮羞布，实在令人不齿。香港拥有全世界领先的法治环境和传统，但因为治理的失误，就算是“依法施政”亦只能对疫情和骚乱束手无策。

委婉“训斥”反而让人捉错用神

中央强势出手，制定《港区国安法》，社会骚乱得到压制。局面平稳之后，不少人注意到“治标”无法“治本”。可惜的是，也许是疫情延误了更积极的改革，反而将更多的治理缺陷暴露在大家面前，以致中央不再吝啬对香港政府管治团队的“训斥”。

然而，温柔的“训斥”是否足够、合适？我认为是不足够的，甚至早已经不合适。中央政府支持香港政府依法施政，不想引起过度甚至错误解读，这是无可厚非的。但对香港人来说，这种“训斥”还是过于委婉，甚至启人疑窦，以为就像“五十年不变”一样是一条哲学题。香港市民大都知道，如果“一国两制”做得好，中央和市民都满意，“五十年”就不会是期限，忧虑大限将至只是庸人自扰。但用哲学语言跟朴实的香港人讲“五十年不变”，恐怕陈义过高，用它来评价香港政府治理成效，更可能事倍功半。香港不少建制精英便误以为中央认同香港政府的拙劣表现，甚至质疑中央听不进老百姓的怨言，对港府有纵容之嫌。

继去年《港区国安法》颁布一周年时提出“五个善于”，夏宝龙主任最近对港府官员又给出了“五有”的要求，“勉励”官员们“勇于担当、勇挑重担、发挥好组织领导作用，以投身抗疫的实际行动来践行就职誓言”。有评论员认为这是“相当严厉的警告”。是否如此，大家只能够去想像，但我们都明白：如果别人对你有要求，当然是认为你缺少相应的品质；要你讲道理，就是指你不讲道理；叫你安静，当然是因为你在吵闹。有一句大家都认识的格言：知耻近乎勇！意思是，如果因为自己的不足而知道羞耻，自然会发愤图强；相反，如果不知羞耻，就算自己有不足，也可能选择逃避。

香港社会关心的是：究竟香港政府是否知道自己没有什么、要有什么，还是知道了也不当一回事，甚至根本不认同别人提出的要求？对此，如果中央政府的“训斥”不需要大家去想像，也许就会让装睡的人不能再装，让市民更容易明白中央的希望，让想做事却没有哲学水平的官员更能够回应“训斥”。

香港如何回答“五有”的问卷

“五有”是指有情怀、有格局、有担当、有本领、有作为。大家可以将此当作老师给出了课题，质问政府是否具备这些品质，我们要回答是与否：

中国人重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中共扶贫的原则是“一个不能少”，但香港政府显然轻视了疫情下住在院舍年长群体的生命和健康，嘴上对弱势群体表达关怀，事实上却爱理不理，以致几乎所有院舍都有为数不少的确诊者。这种残酷现实可以是有情怀的表现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香港库房充裕，但面对百年不遇的疫情，政府依然强调“量入为出”，一些地产商不求与市民共渡时艰，反而希望政府帮助租户给业主交租，这算是富裕社会精英阶层应有的格局吗？内地疫情多地散发，深圳与东莞，甚至是上海，都追溯到多个来自香港的感染源头，香港政府有否对防疫失控主动致歉，甚或提供任何形式的慰问？显然没有。这能算是有格局的表现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这几年发生了如此多天灾人祸，社会元气大伤，但政府至今毫无反思之意，主动问责更是难以想像，如此态度说得上是有担当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短短两个月时间，香港因为疫情而死亡的人数就超过过去两年多全国染疫死亡人数，面对这种比较，香港政府和精英们还算是有本领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当社会深陷各种困局，市民处于焦虑之中，对于别人防疫抗疫的成功，香港政府竟然不是见贤思齐，而是不停狡辩体制的不同，这是市民可以寄托的政府，是有作为的高度自治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中央有责任唤醒治港情怀与格局

大多数香港人都熟悉什么是担当、本领和作为，早已习惯香港的管治团队在这些方面的不足，程度如何、涵盖多广，见仁见智。最近疫情之所以如此严峻，大家都认同政府责无旁贷，这一次疫情的应对，更让大家对政府如何缺乏担当、本领和作为有了全新认识。相比之下，香港社会一般不会用情怀和格局来评价官员，更不是社会对管治团队的要求。

什么是情怀？它是一种感情的抒发，是针对身处环境而激发起的同理心、同情心。当我们看见欧洲对乌克兰难民伸出慷慨援手，庆幸受战乱影响的灾民得到照顾，却为叙利亚难民被欧洲国家拒之门外而感到痛心，这就是一种情怀的表达。当我们看见染疫而死的老人连遗体都无法顺利下葬，家人更被拒绝瞻仰遗容，甚至发生独居老人染疫死亡却无人知晓，有情怀的政府必然费尽全力及时纠正。但我们却看不见港府的焦急，这就是缺少了情怀所致。

什么是格局？任何事物都有其背景，对于国家或社会治理，更是承载著历史或地缘环境的作用。香港和内地的隔阂，当然有香港殖民地历史的原因，更是香港长时期经济实力远优于内地，因而产生文化差异和财富傲慢的心态，只有时间才能化解这种隔阂，中央政府对此保持耐性，用体谅的态度管理。如果中共不是从历史及经济发展阶段来统揽全域，香港回归时也许就已经杀鸡取卵。然而，它选择“一国两制”，既根据历史和地缘环境的现实去认识香港，更是把握了香港如何在中长期更好服务内地经济的发展，做到共赢的结果，这就是一种格局的体现。

为什么香港缺乏情怀与格局？这与社会制度和历史相关。香港长时期作为殖民地，如何会习惯超越殖民地宗主国赋予香港的使命来看待自己和身处的世界？殖民地教育就更不会鼓励用批判眼光看待历史，特别是香港的殖民地历史。如果回归之后的教育依然延续之前的制度，又如何栽培出具历史观和世界观的人才？英国人对莎士比亚文学情有独钟，香港的学校亦普遍传授，但不见得他对香港人留有多少影响。这自然是因为水土不服，一旦掌握不了自己的文明基因，找不到自己在世界的位置，情怀与格局都难以确立。

市民当然知道中央政府对香港施政的不满。社会骚乱是治理失败的结果，疫情失控、死亡人数急升同样如此。问题是，中央政府体谅港府官员的同时，难道不也应该对焦虑的市民表达同理心、同情心？香港承担高度自治的主体责任，但尊重“两制”绝对不是庸碌官员的防火墙，甚至是保护伞。香港市民的利益，包括生命健康，不应该因为机制的缺失而承受无妄之灾。当我们要顾全大局，必须注意到，民情很可能才是大局之所在。如果香港的官员无法统领全域，中央政府应该当仁不让，用好宪制和《基本法》赋予的权力，适时而动，有所作为，不要辜负了“一国两制”给予我们的机遇。

什么是“五有”，如何是“五否定”，它看似是摆在香港人面前的另一道哲学题。当市民对香港施政如此气愤，中央政府若依旧“循循善诱”，恐怕只会让很多人质疑，甚至更错误地认识“一国两制”。不少人已用讽刺的语气喊出香港不如改为“一国一制”。这当然是气话，甚至是糊涂话！但要如何理解中央的“苦口婆心”，已经成为香港市民向中央提出的现实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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