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年100万元“留学”花费，只换来她儿子的前途未卜（图）

都说高考是人生最大的关卡，但我觉得中考的重要性显然是被低估的——多年来，中国浙江省杭州市区普通高中和中等职业学校的招生比例始终保持大体相当，也就是说，一半的初中毕业生在人生的第一次分流后就划向了中等职业学校，走职业教育道路，几乎再也没有机会进入全日制普通本科院校，更不用说是名牌大学了。

我的领导罗佳敏和她的儿子俊俊，就是在接到一个告知有一半学生要上职高的电话以后，人生路线完全改变。今年秋天，俊俊的小学同学就要上高中了，他却因为母亲一个一意孤行的决定，学历还停留在小学。

配图 | 《三十而已》剧照

1

罗佳敏是我们单位的二把手，也曾是我心目中的励志女神：杭嘉湖平原不知名的小镇出身，靠上大学走出农村，考进我所在的杭州城区事业单位，工作非常拼，没到40岁就成为单位副主任。她很会保养也很会打扮，看得出来夫家家境优渥，任何时候见到她都神采奕奕，外表精致。

2019年春节前，单位工会组织迎新春茶话会，地点在满目苍翠的龙井茶园。大家坐在茶园里喝茶吃点心嗑瓜子拉家常，活动过半，罗主任主动坐到我们这桌，她神情有些忧虑，仿佛是有什么事想说又不想说，犹犹豫豫最后还是说了：“袁大姐，你儿子准备考什么大学啊？”

袁大姐是和我一个办公室的出纳，儿子正在杭州一所末流普高上高三。她儿子成绩不好，单位的人多少都知道，所以她也非常坦然，表示：也就上个高职吧，打算上个“订单班”，就是那种用人单位和高职院校有协议的，至少工作是没什么问题的。

罗佳敏显然对袁大姐的回答没什么兴趣，她一向是很周全的人，但是那天她连客套的“挺好挺好”都没说，转头就又问另一个部门的吴科长：“吴琳，你女儿是不是刚上高中啊？你们以前怎么没去上民办初中啊？”

吴科长正在嗑瓜子，冷不丁地被领导一问，微微有些尴尬：“啊，我女儿刚上了半年高一呢，中考快要了她半条小命，总算是上高中了。她从小读书就吃力，我跟她爸商量过，觉得没必要花这个钱，读书么，总是靠自己的，也不是靠学校的，您说是吧。”

罗佳敏对这个回答似乎也不太满意。袁大姐和吴科长快速交换了一下眼神，还没来得及想好怎么往下说，罗佳敏就讲出了她的忧虑。

她儿子俊俊过了寒假，就是小学六年级最后一学期了，虽然读的是重点小学，但是成绩处于中游。马上就要面临小升初，她花了大价钱在外面辅导机构给他请了一对一全科家教，机构里还有专门所谓给规划学业的老师。前不久，她和机构的老师长谈了一次，她说自己对俊俊的期望是起码要能考上浙大，老师则直言希望渺茫。现在普通高中的升学率只有一半，按照现在她儿子的成绩，如果能摇号上一流的民办初中，还有希望能上个二线的重点高中，要是摇不上民办初中，上职高是大有可能——很多公办初中，上职高的比例都超过了70%。

在杭州，走中考序列的初中，分为公办和民办，相对来说，民办的教育资源比公办好，管理比公办严，但学费贵——公办初中有的学校只收书本费，民办分档次，一年学费基本都要几万块。要进民办学校，名义上是只能摇号进，跟摇车牌一样（当然，要有各种“关系”就再论）。摇号是自愿参加的，不少家长怕花钱，对自家孩子的学习没信心，就不参加摇号，直接上片区的公办初中。

吴科长家显然属于这一种，她听到这里，不由放下了手里的瓜子，脱口而出：“（上一流民办）初中上到大学，那得花多少钱啊……”感觉她咽下了后面半句——就凭我们单位的收入，能付得起吗？

不过罗佳敏毕竟是领导，吴科长话锋一转：“不过我女儿怎么能跟罗主任家的公子比呢，聪明的孩子当然要好好栽培，国内的教育选拔体系一点都不科学，孩子的天赋都被埋没了。”

这几句让罗佳敏很是受用，她非常赞同：“机构的老师也是这么说，说我儿子很聪明，就是不太适应国内的教学方法，说不定到了国外，潜力就带出来了。”

吴科长又拿起了瓜子，大家也恢复了言笑晏晏，只是我不经意看到，袁大姐和吴科长又交换了一个复杂的眼神。

袁大姐和吴科长都是杭州本地人，也都是事业单位里典型的“老油条”，年轻时走门路进了单位后就开始“躺平”，从单位分派成立时就没挪过窝。她们看着罗佳敏毕业进单位一路做到了自己的领导，知道此人惹不起，但心里又看不上。所以，她们对罗主任儿子的事情，表面上奉承着，其实存着微妙的幸灾乐祸。

不过那时，我们当罗佳敏也就是说说而已，对杭州普通工薪家庭来说，初中就出国留学，无论是理念上还是经济上，都等于是天方夜谭。

2

春节后上班不久，一天午休的时候，我被罗佳敏叫到办公室。作为单位的小透明，我还以为自己犯了什么错，战战兢兢准备挨骂。没想到，她递过来一小盒酸奶：“小颖来了啊，坐啊。”

她先是问了下我最近的工作情况，夸我进单位这几年表现一直不错，说领导都看在眼里，她准备跟主要领导推荐我云云。绕完圈子，她递过来一沓密密麻麻的英文材料，说麻烦我没事的时候帮她看看，翻译成中文，也不用太精确，翻个大概意思就行，“外人说得天花乱坠，还是自己人靠得住”。

领导要你帮着办私事，这是别人求都求不来的机会，我赶紧点头如捣蒜，说保证按时完成任务。罗佳敏在后面又跟上一句：“有些私人的事情我不想影响大家的工作，你明白的吧。”

这就是要我闭紧嘴巴的意思了。我白天在单位没敢把材料拿出来，晚上回家仔细一看，原来是一些英国留学语言培训和预科的介绍材料，结合她说的那句话，想必这是在考虑儿子去英国的事了——她显然是对中介的介绍半信半疑，怕被套路，所以自己也在做搜集和准备的工作。

我一边尽量准确地给她翻译纸面上信息，一边也上网搜索她儿子读的培训机构的资料。这家培训机构很有名，除了补课，留学也是拳头产品。我看了他们官网上的一些案例，讲的大多是在国内“唯分数论”下读得有些吃力、不够拔尖的孩子，中学阶段就出国，在欧美更宽松、更全面、更先进的教学体系下，创造力和更多潜能被激发，最后上了欧美名校的故事。这些故事写得有理有据，令人心动，说实话，作为普通家庭应试教育出来的我，看完都很羡慕。

越是成绩上上下下的学生，读书的时候就越苦，直到成年以后，我还经常梦见自己坐在中学的考场上抓耳挠腮，题目不会做，吓出一身冷汗。哪个孩子不想摆脱枯燥高压日复一日的学校，去外面更大的世界看看呢？

我把翻译材料交给罗佳敏后没几个星期，有一天早上一上班，袁大姐跨进办公室连包都没放下，就神秘地把吴科长拉进我们办公室，关上门，一脸兴奋地跟我们说：“哎你们知道吧，上次罗佳敏说要送儿子出国，我以为她随便说说的。没想到昨天晚上她在食堂跟我说，真要去了，现在去还得上一年什么语言，多耽误一年——你说她是不是魔怔了？”

我不动声色，假装也很惊讶：“真的呀？那她哪来这么多钱啊？光我们这儿的收入，肯定不行吧？”

袁大姐还背着包，就说开了：“哪是她老公啊，她老公估计赚得还没她多，还不是得靠她那特别难搞的公公婆婆。”她压低声音：“你不知道，别看罗佳敏在单位跟个老虎一样，她这半辈子，可没少吃她公婆的苦。有钱是有钱，但她也没花上，所以就变着花样想让公婆掏钱。”

吴科长平时总是没睡醒的样子，说到罗主任的事情，倒是精神奕奕了起来。

“我爸有个朋友，知道她公婆的，都退下来这么多年了，无非是退休工资多一点，要到英国去，我觉得也够呛，后面还有那么多年呢，万一……”她跟袁大姐挤挤眼，“人么总是要走的，你们说是吧……”

那个早晨，袁大姐始终没顾上把包放下，和吴科长一起，从罗佳敏大学毕业进单位开始说，一直说到她昨晚公布儿子要去英国的消息。原来，罗佳敏自己是杭大（后并入浙大）毕业的，对儿子的要求，是不能比自己差。她当年刚进单位，就经老领导牵线，认识了她老公。和她小镇姑娘的出身比，老公家庭背景确实不错，父母都在老牌垄断国企身居高位，但她老公是个妈宝男，性格懦弱不求上进，介绍给罗佳敏的时候已经年过三十，比罗佳敏大了整十岁。

讲到这里，吴科长拍拍我的手：“小颖你晓得吧，罗佳敏年轻时候就这样，什么都要争第一，什么都要比别人强，自己是这样，现在她儿子的事情也这样。什么国内教育体系不适应啊，那是看在她是领导的份上我们安慰她的，她还真以为自己儿子被埋没了，其实就是简简单单的一句话——不是读书这块料。”

袁大姐也点头：“小颖，我跟吴琳是看着俊俊长大的，小时候带到单位来，看着就不怎么聪明。要我说，上什么民办初中啊都是瞎花钱，出国更是瞎胡闹，考上清华北大的难道个个家里都有钱上民办？都是靠孩子自己读出来的，她不认命也没用。还不如我们这样，实实惠惠读个高职，将来工作也不愁。”

说完，她转向吴科长：“吴琳，你女儿考大学什么打算啊？”

吴科长说得轻轻巧巧：“我们是女孩子，到时候读个财务，本科考不上就大专也行，出来早点嫁人生孩子。读到博士还能怎么样啊，难道想当科学家啊？科学家最后也要生孩子的……”

3

2019年夏天，对罗主任和袁大姐来说应该都很难忘。

罗佳敏的儿子小学毕业，暑假举家到英国毕业旅行了一趟，开学后，先去英国读一年语言过渡，然后入学英国排名很靠前的一所初中，据说上牛津剑桥也不是没有可能。

袁大姐的儿子参加了国内高考，发挥平平，考上省内一所高职院校，选了酒店管理类的“订单班”，毕业后就去酒店做基层工作。

待到工会组织中秋茶话会，我们又来到了龙井茶园。罗佳敏做到了自己想做的事，人的状态也不再是忧心忡忡。袁大姐的儿子说不上发挥失常，但人总是有些侥幸心理的，儿子没有超常发挥考上本科，她多少是有些失落的，看着大家围着罗佳敏半真心半恭维地夸她儿子前途一片光明，我听见她和吴科长小声嘀咕了一句：“她不就是花钱了？”吴科长胆子小，对袁大姐摆出一个“嘘”的手势。

我一直记得那年龙井茶园的秋色。在那个时候，接受了各类网络信息和网络焦虑的我，自然觉得袁大姐和吴科长，代表的是中年女性的油腻和狭隘。可能是中介网上的案例做得太好，我以为罗佳敏的儿子最终是会曲线救国成功的。

然而生活就是那样瞬息万变。那时候谁也不会想到，就在短短的3个多月以后，习以为常的世界就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从前只道是寻常的很多事，都突然要翻盘重来。

2020年1月23号，武汉封城。

突如其来的疫情打乱了一切。刚开始是我们居家上班，学校停学。慢慢地，国内疫情逐渐被控制，国外则开始笼罩在病毒的阴霾之下。

到了2020年3月初，单位陆续通知恢复弹性坐班，集中办公的第一天，我刚进办公室，就听到吴科长嗑瓜子的声音：“谁能想到，年前还那么得意，现在都不知道怎么办了。我看电视上说，欧洲已经很厉害了，老外还不好管，整天在街上，乱糟糟的，她儿子这么小，这下看她怎么办……”

也有袁大姐的声音：“还是我们在杭州上学的好，虽说学校是一般般吧，但是这会儿安安全全在家待着，毕了业也分配工作，有啥不好……”

另外还多了一个人的声音，是罗佳敏的机要秘书小杨。罗佳敏没来上班，杨秘书自然也闲下来。罗佳敏平时对她要求很严格，杨秘书一直敢怒不敢言，乐得和袁大姐吴科长在办公室凑一起说领导的闲话。

“那时候她老公就不同意的，公公婆婆在家她估计不敢在家里吵，有段时间天天在办公室打电话跟她老公吵，按着计算器，算一年40万（学费）怎么出——你们说，她是不是这里搭牢了。”杨秘书嘻嘻哈哈地指指太阳穴。

吴科长显然对钱的事情非常有兴趣，她塞了一小把瓜子给杨秘书：“哎那你说说看，他们一年40万怎么拿得出来的？那时候上民办初中这点钱，我们算来算去都觉得不可能。”

杨秘书露出一种“你不懂”的表情：“吴琳我跟你讲，她家里的条件跟你也差不多，我听下来，一年40万，是公婆的退休工资都算上了，她这次是真正的破釜沉舟，你懂吧。”

到了3月中旬，罗佳敏因为强行飞往英国、差点被纪律处分的消息传遍了全单位。

“她硬要去英国接儿子，领导拦都拦不住。你们都懂的么，现在这个时候，肯定不给批的呀。领导都给她想办法了，叫她老公去嘛，她老公是企业的，总归好一点，她反正就是要去……”平时看不出来，杨秘书这么喜欢说领导的是非。

“她怎么敢叫她老公去，你们又不是不知道，罗佳敏在我们这里说一不二，在家里屁都不敢多放一个的人……本来他们家就是都不同意送孩子去英国，她一意孤行非要去，现在出了这么个事情，那还不是所有的锅都她一个人背。”这个故意压低又难掩兴奋的声音，来自袁大姐。

接下去，她们俩又絮絮地说了不少话，声音很小，但是内容隐秘又劲爆，一边说一边笑，我也不忍再参与。我回到自己的座位上，打开电脑搜索新闻——原来英国不少学校在3月中旬提前开始放假，后面的课程也改为网课。袁大姐讲得刻薄些，但是实际情况恐怕只会更糟，海外留学生不仅要孤苦无依面对疫情，还要抵抗特殊情况下激化的种族歧视。

罗佳敏的儿子只有13岁，出国还不到半年，寄宿在英国家庭，此前没有任何独立生活的经验。罗佳敏的心急如焚，我感同身受。

有时候，我们下意识就会以为我们在社交网络上看到的就是这个世界的常态。社交网络上，到处是北上广的高知家长们“鸡娃”不遗余力，仿佛拼尽一切众星拱月才是养娃的常态。罗佳敏有条件，给孩子更好的教育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生活要复杂得多，中年人微妙而又酸楚的嫉妒心藏在重重掩映之下：因为没钱或者不舍得花钱放弃了“鸡娃”的家长，在此后漫长的岁月里，都要不断说服自己才是做了正确的决定，甚至不由自主地希望别人“鸡娃”失败，进一步印证自己的精明和决断。

很难说哪一种孩子更幸运。“鸡娃”这件事，好像怎么选都是两难。

4

中国有句古老的谚语，屋漏偏逢连夜雨。

到了5月，天气转暖，疫情缓解，罗佳敏结束了三天两头请假的日子——杨秘书带来了她最新的坏消息：罗主任正式请了长假，照顾从英国回来的儿子和突发小中风住院的婆婆。

“啧啧啧，惨是真的惨。她婆婆那个人，你们晓得吧，都小中风了，听说一个星期还赶走好几个看护嘞……我跟领导到医院去慰问，当着我们的面，也没给罗佳敏什么好脸色看……阴阳怪气，话里话外说儿媳妇毁了这个家，孙子都是她害成这样，病就是被她气出来的……就这样噢，她老公居然还在上班，家里一点也不管，搞得好像多大的领导一样，啧啧啧……”

“那她婆婆万一要是咽气了，退休金不是没了？那她儿子还去不去英国读不读书了？”吴科长依然在嗑瓜子。

“我就说，去英国就是瞎胡闹，现在湿手捏干面粉了吧，进也不是退也不是，还浪费这么多钱，也不知道是哪根筋搭错了……”袁大姐语气格外得意。

我实在听不下去，忍不住打断：“那罗主任自己还好吧？”话说出口，也觉得自己明知故问，能好到哪儿去呢。

“小颖你还没男朋友吧，听我们的，不要跟他们外地人一样，就盯着人家家里条件好。有的人家是看着条件好，其实空心老官，再说有钱不给你用，还不是等于没有？等人家瘫在床上，还得你伺候……”杨秘书暧昧地跟吴科长、袁大姐交换一个“你们懂的”的表情。

三个人说完罗佳敏的事情，又絮絮说起自己的孩子，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

袁大姐的儿子在高职才读了不到一年书，学校就预通知，如果疫情缓和，这一届学生就要开始去酒店实习。袁大姐有些舍不得，19岁的男孩子，正是精力旺盛受不了拘束的年纪，从小在家里娇生惯养，去了酒店实习，在袁大姐看来就是“做服务员”。她怕儿子受委屈，但要是不去实习，完不成“订单班”的实习计划，将来毕业了就不能“包分配”，正是两难。

吴科长的女儿转眼就要上高三了，只是一所普通高中，在学校成绩不上不下。她也想过给女儿请家教，可请家教的话，要长期才有效果，她算来算去，这笔钱相对于我们单位的工资，是一笔不小的花销，她怕“女儿不是读书的料”，最后“竹篮打水一场空”，又怕这笔钱没花，最后落下埋怨和遗憾，也是两难。

杨秘书的孩子上小学三年级，是个不爱学数学、很爱唱歌跳舞的漂亮小姑娘，成绩也是中等，她安慰两位大姐，说她刚进单位的时候，招聘的编外人员都是大专生，但是今年最近一批招进来的编外人员，已经都是研究生了。“现在研究生也很难找工作，未必比高职好得了多少”。

她说的也没错，我当初考上单位的编制，手握的只是省内一所普通大学的本科学位。短短几年时间过去，我要是现在再找工作，连劳务派遣人员的资格都没有。

2020年的夏天，罗佳敏的婆婆身体好转，她重新回到单位上班。她打扮依然精致，人更瘦了，眉目间却添了好些人到中年的疲惫。

从3月她几乎是赌上职业生涯飞赴英国去把儿子接回国开始算，此时俊俊已经在国内上了半年的预科在线教育。按照原计划，俊俊在英国读一年预科后入学英国的初中，本来就要比同级的孩子晚一年上中学，只不过中介机构的老师给罗佳敏算过，英系的硕士学位只要一年就可以获得，晚一年也没什么关系。但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全球疫情都在反复，预科又没有正规学位，如果不确定什么时候能重返英国正式上中学，上网课等于是浪费时间。

初中是中国的义务教育，这就意味着，如果俊俊就此放弃赴英留学，可以在2020年的9月入学本学区划片的公办初中，回归国内教育体系。

在我以为罗佳敏会放弃让儿子留学做稳妥的选择时，她又请了长假，这回让袁姐都有些同情她了。

经辅导机构的中介介绍，俊俊暂时搁置了赴英计划，也不在国内体系入学，转而到常州读一家所谓可以“无缝对接”英国教育体系的国际学校进行过渡，等疫情缓和，可以直接转学到这家中学的英国总部。

据说这家国际学校的英国总部赫赫有名，牛津、剑桥的录取率很高，课程与国际接轨，有大量的素质教育课程，比如戏剧、骑马、小语种、高尔夫什么的——当然，价格也与国际接轨，常州的这所分校每年的学费就是近15万人民币，光做四季校服的钱就要再加5000多。

我看到这个价格的时候，第一反应是：从小到大，我爸妈为了我上学花的钱，加一起都没有15万。

罗佳敏在儿子留学这件事上执念越来越深。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国内外疫情形势的变化，她越来越被动，却越来越偏执，她把儿子送到常州国际学校后，回来像祥林嫂一样逢人就夸国际学校好，还劝其他同事也送孩子去读国际学校，比如杨秘书。

杨秘书来找袁大姐抱怨这件事的时候非常生气、情绪激动，一边大力扯开我们递给她消气的零食包装袋，一边就讲起来：“你说罗佳敏有意思吗，自己儿子现在弄成这样，她就不盼别人好。成绩拔尖的孩子毕竟是少数，大多数孩子不就是我女儿这样的中段生？你知道她讲什么啦，她说我们女孩子升到高年级，读书会更吃力的，万一滑到职高，好好的孩子就毁了，职高有一半人要上呢，不如早点做打算……”

我不动声色地偷看了袁大姐一眼，没想到袁大姐对着我意味深长地笑了一下，我被她笑得后背一凉。

5

2021年秋天，俊俊在常州国际学校升入初二，他的同学们在“双减”之下升入初三，课外补课都没有了，人生的第一次分流却还在。到了冬天，杭州的疫情又有几次有惊无险的反复，我们单位也随之忙了一阵。

元旦前，我们谁也没有想到，会在那样的情形下见到罗佳敏的老公和儿子。

和保养得当的罗佳敏相比，她老公实在是不修边幅，秃头、啤酒肚、略微浮肿，黑色羽绒服下摆居然还露出一角咖啡色格子的家居服。他到我们单位来，叫嚣着说罗佳敏中了中介的邪，说不定还跟中介是一伙的，合伙起来害了他儿子，要单位做主，让她把钱吐出来，要跟她离婚。俊俊跟在爸爸身后，已经是个少年的模样，他不躲闪也不说话，戴着眼镜，看着这样的爸妈，摆出一脸青春期特有的故作无所谓。

我们这才知道，原来常州的国际学校虽然名义上是那所英国学校的分校，在罗佳敏老公出面再三逼问下，中介被迫提早摊牌，承认国际学校的学分和年级在英国并不能被承认，转学一事只是为了让罗佳敏继续“投资”的权宜之计，如果俊俊还要去英国上中学，从2019年到现在的所有学习经历几乎都是白费劲，他的起点还是小学毕业。同样，因为这所国际学校和国内教育体系不能互认，俊俊要在国内上学，也要重新读初一——而他以前的同学都马上就要上高中了。

如果不想白白耽误这3年，只能接着听从中介的建议，在常州的国际学校升入高中，将来从国际学校申请英国的大学——而这已经远远偏离了罗佳敏当初的计划。在过去的近3年里，他们一家已经为了俊俊的“留学”花费了将近100万，换来的只有儿子的前途未卜和被气中风了的奶奶，罗佳敏的老公知道真相后，近乎崩溃，才来我们单位大闹，一口咬定中介是骗子，甚至臆想出了自己妻子和中介合伙欺骗他们一家的情节。

我的记忆，定格在那个疲惫的中年男子在走廊里破口大骂自己的老婆，面沉如水的青春期少年对着这样的父母一言不发，大家站在办公室门口指指点点，和罗佳敏“砰”的一声大力关上办公室的门。

一眨眼，2022年已经快到4月了。听说俊俊还留在常州那所国际学校，接下来也应该会继续留在那里读高中。我们私下暗戳戳地分析过，常州这家学校看起来很正规，从官网上看，历年申请成绩斐然。如果走国内的教育路线，苦哈哈地埋头读3年初中，参加中考几乎就要脱一层皮，再地狱般读3年高中，走上高考的独木桥，还大概率考不上985高校。这样一看，在国际学校读书不需要参加中考，大学是申请制，学校和中介机构都能提供文书服务，申请到名校的概率也挺高的，如果官网描述的一切都是真实的，那确实是个不错的选择——当然，算上中学6年的学费、申请费用、大学后留学的费用，价格也是十分辣眼的。我们几个家里条件一般的下属，也不知道哪来的劲头，还凑在一起认认真真给罗佳敏按计算器算过，算出了一个令人咂舌的数字，连袁姐都忍不住透露出一丝羡慕，走这条路，除了贵，没别的毛病。

我忍俊不禁，心想，“贵，是我们自己的缺点吧……”但我到底是不敢说出这句话的。这一大笔钱，对哪个家庭来说都不是小数目，这条路的难，大部分都难在了罗佳敏身上。不知道罗佳敏为此会在家里怎样斡旋，为了儿子她能做到什么程度。

从2019年初到现在，3年时间，有的孩子已经走过了千山万水，有的孩子还没准备好就要走上社会，他们背后的家长，则在这段时间里从意气风发到迅速衰老。对于我，更多的是恐惧，我怕将来我的孩子也只是资质平平，而我也没有能力给TA最好的学习生活条件。我怕TA问我：妈妈，为什么我同学不用中考、不用高考啊？

当局者迷，旁观者清。那些嘲笑罗佳敏像祥林嫂一样执迷于出国还到处给人安利的人，包括我自己在内，平心而论，这件事轮到自己头上，我们未必能比罗佳敏做得更好。

我可以对孩子没有要求，但我很怕TA对这个世界失望。（文中人物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