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野田宽郎：在丛林里藏了30年的二战日本军人（组图）

新电影《小野田：丛林万夜》讲述了备受争议的二战日本军人小野田宽郎的传奇故事，电影中的民族主义和假新闻主题到了现在更具现实意义。

小野田宽郎（中间戴帽者）1974年从丛林中走出来

1944年12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几个月，日本少尉小野田宽郎（Hiroo Onoda）驻扎在菲律宾的一个小岛卢邦岛（Lubang）。在小野田抵达后的几周，美军攻击迫使日本士兵进入丛林——但与大多数战友不同，小野田在岛上隐藏了近30年。1959年，日本政府宣布他已经阵亡，但实际上，他还活着——他坚信正在执行一项秘密任务，就是在皇军回来之前控制该岛。他一直深信战争从未结束。

1974年，当小野田回到日本时，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他是最后一个从战争中回国的日本士兵，不久之后，他的回忆录出版，成为畅销书。他的经历被阿瑟·哈拉里（Arthur Harari）拍摄成的电影《小野田：丛林万夜》（Onoda: 10,000 Nights in the Jungle）。该片于2021年在戛纳电影节（Cannes Film Festival）首映，近日在英国上映，赢得了评论界的好评，也引发了争议。德国电影导演维尔纳·赫尔佐格（Werner Herzog）将于2022年6月出版以此故事改编的小说，澳大利亚籍菲律宾电影人米娅·斯图尔特（Mia Stewart）将于2022年晚些时候完成同题材纪录片。

小野田的故事显然是一个吸引人的题材，但是，随着战争、民族主义和“假新闻”的主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现实意义，他的故事仍然像近50年前他走出丛林时一样引人入胜、备受争议。

二战的最后几个月里，小野田宽郎（摄于1944年）驻扎在卢邦岛（Credit: Getty Images）

1942年，小野田被征召入伍，在中野军事学校（Nakano Military School）的二俣分校（Futamata）接受游击战斗训练。他的训练与传统的武士道“战阵训”（Senjinkun，日军战斗手册）并不符合，该手册禁止日本战斗人员被俘虏，要求他们战斗到阵亡或自我牺牲殉国。但小野田在1944年底被派遣到卢邦时收到的命令是“绝不允许自杀”，这是他在1974年的回忆录《不投降：我的三十年战争》（No Surrender: My Thirty-Year War）中写下的。“在任何情况下，你都不能自愿放弃自己的生命。”

小野田的任务是摧毁卢邦机场和港口的一个码头，以及摧毁任何试图降落的敌机和机组人员。这个任务失败了，当敌军控制了小岛，他和他的战友撤退到丛林中。战争很快就结束了，但是1945年8月15日，小野田和其他三名战友看到日本投降的传单，他们认为是敌人的欺骗战术，仍然躲在丛林中，在蛇虫鼠蚁间，以香蕉皮、椰子和偷来的大米为食。他们不愿因为饥饿而投降，认为这是敌人的伎俩。

日本搜索队试图寻找他们，但小野田认为他们是敌人的俘虏，被迫来诱降他们。他看到家庭成员的照片，也觉得是伪造的——小野田并不知道他的家乡已经在重建了。1950-53年朝鲜战争期间，他听到上空飞过的飞机声音，认为是日本的反攻，而扔在岛上的报纸被认为是“美国佬的宣传”。小野田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早在1959年，他和他的同志小冢金七（Kinshichi Kozuka）“已经形成了太多的固定观念，以至于无法理解任何不符合这些观念的东西。”

1972年10月，小冢金七最终被当地警察开枪打死，但小野田独自在岛上又待了18个月，直到遇到一个名叫铃木纪夫（Norio Suzuki）的古怪的日本探险家，双方才达成协议。如果铃木能把小野田的指挥官带到卢邦，直接命令他放下武器，他会服从。铃木的任务取得了成功，小野田的战争终于在1974年3月9日结束。

耐力和错觉

《小野田：丛林万夜》的法国导演阿瑟·哈拉里最初受到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和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等作家的启发，想拍一部“冒险”电影。但在了解了小野田的故事，并阅读了伯纳德·森隆（Bernard Cendron）和杰拉德·臣努（Gérard Chenu）2020年的书《小野田：丛林之战》（Onoda: Seul en guerre dans la jungle, 1944-1974）后，决定拍一部“纪录片”，对小野田、他的家人、以及指挥官谷口（Taniguchi）少校、铃木纪夫进行采访以及访问卢邦——他意识到自己找到了完美的素材来源。“整个故事都很吸引人，”哈拉里对BBC文化表示，“你不可能不被它打动。”

《小野田：丛林之战》的细节也被还原在电影中，与亲密的体验——比如军营中大米紧缺导致的矛盾和新年的仪式，与暴力冲突的场景巧妙地交织在一起，并在军事学校倒叙小野田所接受的军事信条。卢邦岛的真实场景，以及由远藤雄弥（Yuya Endo）和津田宽治（Kanji Tsuda）饰演的青年时期和成年后的小野田，都令这部电影熠熠生辉。令人惊叹的广角镜头包括流动的小溪、翠绿的丛林和盛开的紫色花朵，沙滩上高大的棕榈树和风、雨和野生昆虫的声音一样令人联想。

这是一个关于忍耐和幻想的迷人故事——这部电影在2022年2月获得了凯撒最佳原创剧本奖，以及法国影评人协会的最佳电影奖。

1945年日本投降，但小野田认为那是敌人的欺骗战术（Credit: Getty Images）

尽管这部电影广受好评，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喜欢。《视觉与声音》（Sight & Sound）杂志对哈拉里的小野田刻画提出了批评，认为并没有从菲律宾人的角度进行有意义的挖掘。詹姆斯·拉蒂默（James Lattimer）在这部电影在戛纳首映后不久发表的影评中写道，“随着民族主义情绪在日本再次抬头，对一个似乎完全展示日本帝国主义野心的人，拍一部本质上赞美的电影，往好了说是幼稚，往坏了说是侮辱，这说明出现的菲律宾人不过是无足轻重的牺牲品。”

事实上，小野田部队在二战最后几年里犯下了残暴的暴行。这些行为在他的回忆录中明显缺失，在哈拉里的电影中也相对较少提及。据报道，有多达30名卢邦岛民被杀，“不仅仅是枪伤，”电影制作人米娅·斯图尔特告诉BBC文化频道，还有“用刀或剑砍”造成的可怕伤害。与此同时，在乔纳森·海克（Jonathan Hacker）2001年为BBC拍摄的纪录片《最后的投降》（The Last Surrender）中，一位名叫费尔南多·波夫莱特（Fernando Poblete）的农民描述了他发现一位岛上同胞尸体的可怕情景：“身体在一个地方被发现，而头在另一个地方。”

哈拉里承认，他预料到电影会引起争议。虽然他没有为小野田的行为辩护，但确实为自己的创造性手法辩护。他说，电影的原则是“站在（小野田）一边，就像他的团队的一员”，以便理解一个“完全被囚禁”在自己观点中的士兵的经历。（他将当今世界各地的阴谋、否认和狂热，以及随之而来的危险行动进行了对比）。他说，持这种观点并不意味着赞同小野田的观点，他指出影片中包含了半虚构的场景，即岛民因小野田的行为而被残忍杀害。他说：“我试图表明，（菲律宾人）遭遇的暴力是令人愤慨的，没有任何理由可以为此辩驳……（但）在某种程度上，这对纪录片的场景安排来说是非常困难和棘手的，我试图平衡两种感觉。”

东京大学副教授、《小野田大作》（Le retour du soldat Onoda et ses résonances）的作者芹生尚子（Naoko Seriu）赞扬了片中加入的这些场景，她认为这是对这个角色反英雄的诠释。“这部电影展示了居民们对小野田的恐惧和憎恨，”她告诉BBC文化频道，“（尽管）这些场景与残酷的事实不符，但它们会引起怀疑，扰乱公众，并希望他们反思这点。”

这张照片拍摄于1974年，小野田离开了躲藏了近30年的卢邦丛林（Credit: Getty Images）

正如哈拉里的电影所强调的那样，在他的祖国战败投降的时候，小野田还非常年轻——只有23岁，而且很可能受到了军国主义意识形态的严重影响。“士兵应该为其志业而死，”小野田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二战期间，日本有了多达5000名神风敢死队战士，这一事实很说明问题），如果士兵放弃职责，或未能遵守传统标准，后果是严重的：“即使没有被执行死刑，（一名逃兵）也被其他人彻底排斥，他可能已经死了。”让事情变得更复杂的是，小野田的秘密命令是，要想尽一切办法生存下去，并在皇军回来之前守住领土，这有效地隔离了他与战友的关系。摧毁卢邦码头和机场的任务已经失败，这对他来说是沉重的负担。

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Monash University）日本研究高级讲师比阿特丽斯·特雷弗特（Beatrice Trefalt）告诉BBC文化，“战争期间拒绝投降的意识形态是强大的，”但这很难解释小野田的承诺程度。“当然，有很多人自杀了，或者明知自己会死，却为了做最后的努力而陷入无望的战斗。但如果战时意识形态如此强大，每个人都是狂热的，他们是如何在1945年停止狂热的？答案是都停了下来，所以大多数人都接受投降。”她的结论是，小野田很可能是一个“非常不妥协的人”，拒绝放弃自己的原则。“这一拒绝不仅使他的两名同志/朋友丧生，而且使卢邦的许多平民丧生。因此，当面对结束时，小野田可能会发现更容易说服自己，他不知道（战争已经结束），而不需要反思自己愚蠢的自尊所造成的破坏。”

小野田并不是唯一不相信战争已经结束的士兵。事实上，许多日本军人在日本投降后仍继续战斗。1951年，21名士兵在阿纳塔汗岛（Anatahan）上被围捕。二战结束后，台籍日本兵李光辉，日本名中村泰夫（Teruo Nakamura）在如今的印度尼西亚摩洛台（Morotai）的丛林中度过了29年。横井庄一（Shoichi Yokoi）一直隐藏在关岛丛林中，直到1972年。后者透露，他知道战争已经结束了20年，但他太害怕了，不敢投降。芹生尚子说，关键的区别在于，许多其他的日本人“找到了在当地生活的方法”，甚至在某些情况下组建了家庭。另一方面，小野田“拒绝与（卢邦）居民共同生活。”

英雄式的欢迎？

1974年，当小野田回到日本时，8,000多名群众夹道欢呼——日本国家广播公司NHK现场直播了这一时刻。当时，日本正面临着20年来最糟糕的经济表现，而关于战争的进步观点，包括赎罪，正变得可以宽泛讨论。小野田及时地提醒人们，勇敢、忠诚、自尊和尽责等日本传统美德在战争期间广为流传。他的再次出现为该国强大的保守派提供了一个有用的宣传工具——或者至少是一个很好的分散注意力的方法。特雷弗特说，“他与强大的派系结盟，扮演了能让他获得最大利益的角色。他从媒体狂热中赚到的钱总比可怜的退伍军人养老金好。”

在特雷弗特的著作《日本军队的失散者和1950-1975年日本战争的记忆》（Japanese Army Stragglers and Memories of the War in Japan, 1950-75）中，她描述了小野田的畅销书回忆录所引发的争议。

一次活动中，一位退伍军人质问小野田，“大声质疑他的叙述……并指责他编造了一堆谎言，”她写道。两年后，回忆录的代笔人池田信（Ikeda Shin）出版了自己的自传《幻想英雄》（Fantasy Hero），他认为自己有责任告诉公众，小野田不是英雄，不是士兵，甚至不是勇敢的人。“小野田被视为英雄，”芹生尚子在谈到对他性格的广泛解读时说，“但他同时也被视为受害者，然后又被批评为军国主义的化身。”她总结道，小野田的回应“从来没有明确过”。

1974年3月，小野田向菲律宾总统马科斯投降（Credit: AFP）

如果哈拉里对小野田故事的重新讲述（一部“虚构”电影，尽管如此，很大程度上忠实于主观的事实叙述）在某种程度上是天真浪漫的，那么他并不是唯一的一个人。企鹅兰登书屋（Penguin Random House）在对赫尔佐格（Werner Herzog）即将出版的小说《The Twilight World》的描述中强调了这一点，这部小说的部分内容是基于赫尔佐格在2014年去世前与小野田的对话。“一部分是纪录片，一部分是诗歌，一部分是梦想……有点像现代版的鲁滨逊漂流记”，出版商这样描述道。显然，小野田传说中的奇幻元素与它有争议的事实一样具有吸引力。

斯图尔特正在完成一部纪录片，从菲律宾人的角度来看待这些事件。在“寻找小野田”的筹款页面上，斯图尔特描述了她自己的母亲是如何在卢邦长大的，她听说一个“神秘士兵”的故事，这个士兵藏在他们村庄旁边，会对接近他的人造成伤害。斯图尔特在接受BBC文化采访时表示，“我们很容易将穿越时空拒绝投降的士兵、武士精神和幸存者浪漫化。当我第一次了解小野田时，我也很敬畏他。”

但斯图尔特的电影预告片强调了一个重要的事实，这个事实在其他报道中可能被低估了。对于小野田来说，战争并没有在1945年结束，但对卢邦的菲律宾人来说，情况也没有到此结束。她说，菲律宾人民的声音需要被听到，“以便反击小野田的英雄形象，让受害者和他们的家人得到关注和正义。”

斯图尔特鼓励每一个看到哈拉里电影或赫尔佐格书的人去看她的纪录片。也许，在小野田的故事如此复杂并富有争议的情况下，这个简单的结论也最符合逻辑。每个故事都有不同面向。不管我们认为它是多么离奇、荒诞或可怕，都需要考虑到所有的方面，这样才能接近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