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成为政治大国道路上的重要考验（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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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与经济实力相配备的一系列配套全球软实力是在“高政治”领域成功，直至超级大国地位的必由之路。

2020年伊始，中国经济规模已经达到美国的七成左右。许多智库认为，中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体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紧接着，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使中国经济迅速陷入冰冻，一季度陷入几十年来首次负增长，对于中国是否将面临日本相似的命运的怀疑甚嚣尘上。但在年底回看时，这块中国经济道路上的绊脚石，却成了垫脚石。毋庸置疑，中国已经成为了一个经济大国。

中国延续40年的“改革开放”政策，正在逐渐让渡于当下“大国崛起”的新口号。但作为一个超级大国，中国在国际格局中尚未能够发挥全方位的影响力。和《金融时报》专栏作家拉赫曼一样，不少外国分析家普遍认为：“作为世界最大的贸易国和制造国，中国的经济实力使它在国际上具有重要的政治影响力……但北京的经济实力并不总是在政治上起决定性作用。”换言之，虽然经济成就举世瞩目，但中国尚未是一个政治大国。首先，在日益复杂的国内社会治理上，如何平衡秩序和多元，这成为其在通往政治大国路上的一个重要考验。其次在国际上，中国同美国及其西方伙伴在外交政策、外交活动和军事行为中采纳的理念和具体做法往往不同，比如俄乌战争中，美国及西方盟友指责中国的态度暧昧。中国国内对此的一大普遍看法是，中国借鉴本国历史经验，利用经济影响力追求其伟大。比如，“一带一路”倡议是对古代贸易路线“丝绸之路”的现代诠释，这足以告诉全世界中国模式的性质。具体来说，在全球层面上，目前中国把战略资源优先投放到“低政治”领域，运用渗透性较强的经济手段，争取尽快在非洲、拉美与西欧等地获取必要的战略立足点。而在区域层面上，中国追求在“高政治”领域有所建树，选择在地理上接近、文化亲缘性较强、战略互信度较高的国家进行对外拓展 。

然而，在这些“高政治”领域，避免和美国及其西方伙伴接触和碰撞几乎是不可能的，彻底的脱钩也是不可取的。一个广受接受的理念则认为，发展与其经济实力相配备的一系列配套全球软实力是在“高政治”领域成功，直至超级大国地位的必由之路。杜大伟曾向BBC中文介绍，一个国家在世界上的总体地位不仅仅取决于其经济规模。其他相关因素还包括“创新能力、优秀的大学、文化影响力和民主治理的质量 ” 。 比如，虽然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已经失去了全球霸主的地位，但英语文化的世界影响力仍然可见一斑。美国在“经济金融、创新机制、高新技术、高等教育、企业实力、人才延揽、资源控制、国际体系、美元霸权、军事实力等领域，都有着其强大的制度支持和有利的文化环境。” 而我们认为，一个国家要想在这些软实力方面成为大国，首先需有强大的国内公民社会为基础，尤其是营造一种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里面所提到的“值得欣赏和效仿的社会政治文化氛围 ”，

这样一种公民社会和政治文化氛围只有当一定经济、社会、法制上的先决条件成熟才可实现，但其中比较关键的是一种尊重、开放、包容的心态——在对内和对外都是如此。与其和西方“脱钩”，中国反而应更广泛地加入到与世界的合作与竞争中去。放下意识形态的偏见，承认很多领域、维度上的国际竞争都有其自身客观标准，并不全是主观、随意、以某些国家意志为转移的。很多人会倾向于把保守、落后的生态视作世界上唯一合理的生态，导致对自己不熟悉的生态极度敏感和强烈抗拒，但这些做法都是不可持续的。对几千年的优秀文化充满信心和自豪感是根本，但既传统又现代、既中国又世界的治理理念和治理政策更是时代所需。唯一出路是接受一切批评——因为只有批评才最好折射出尚有需要奋斗的地方，是对一切建设性观点和意见兼收并蓄，最终为我所用，促进自身的完善，以致最终达到甚至超越那些标准。这就好比当年在国外学习的时候，美国导师经常引用的一句俗语所说的那样 --“Good, better, best. Never let it rest. 'Til your good is better and your better is best.” 同样的意思中文学者也有类似的表达，比如余秋雨《行者无疆》中所言，“活着也有沉睡的时候，只要醒来，积极行动，就没有时间关注周围的闲言碎语。如果有幸进入一个酣畅的创造时期如汉唐盛世，那么，即便一时被满世界误读，也不会在乎。怕只怕，自己的行动不漂亮，还把别人看错。”

傅高义曾充满感情地写道，中国全球化进程的基本突破在邓小平时代完成 。中国也将继续崛起，而新时代下的“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则是中国继续崛起的一大重要条件。最后，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发言来结束这篇文章，“只有顺应历史潮流，积极应变，主动求变，才能与时代同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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