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加坡，身为同性恋意味着什么（组图）

上个月，我参加了一场观看派对，兴奋地等待新加坡最终宣布男同性恋自愿性行为非罪化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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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刑事法典》第377A条是英国殖民时期遗留下的法规，就像是一道针对酷儿权利施加的屏障，为住房、医疗和就业等更广泛领域中的歧视奠定了基调。

虽然政府已停止执行该法规多年，但它的废除还是让我这样的新加坡男同性恋者看到了希望，即我们终于能被社会所容。当李显龙总理宣布这一消息时，我们都雀跃不已。但片刻之后，整个房间就安静了下来。

急于安抚保守派的李显龙很快又说，婚姻的定义依然是男女关系，将通过宪法修正案受到保护，免受进一步的法律挑战。在其它将我们边缘化的政策问题上，没有任何变化被提及。以家庭价值观的老生常谈为理由，这样的现状将得到维持。

政府并未拿出和解姿态，而是不管不顾地迎合那些狭隘的群体，那些人一直在粗暴对待酷儿，并有组织地针对我们。

在新加坡这个变革步伐极为缓慢的国家，这样的情况实属意料之中，即便性少数群体的权利问题在别国已经取得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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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加坡，身为酷儿意味着看到一个双重的景象：新加坡富裕、现代且文化多元；这是全球公民流动性最强、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深深融入了全球思潮之中。像我这样的人可以在其他国家工作、娱乐和恋爱，自由自在地做自己。

守旧派的干涉行为已是司空见惯，且往往荒谬无比。

几年前，国立图书馆儿童区有一本书讲述了两只雄性企鹅一起抚养小企鹅的故事，结果就引发了争议。图书馆打算将这本危险的宣讲册全部销毁，以免歪曲我们的家庭价值观，直到公众一片哗然，对此举的法西斯色彩之后做出声讨后，图书馆才改变了态度。然后，这本书被转移到了成人借阅区。

想到要把这本童书和书中人畜无害的卡通企鹅彻底销毁，会有一种切肤之痛，这提醒了我们，在同胞的残忍冲动面前，我们是多么脆弱。

新加坡也并非总那么令人窒息。

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夜生活区武吉士街就因与跨性别娼妓寻欢作乐、在色情歌厅流连忘返的外国游客而臭名昭著。酷儿欲望的其他表达大多仅限于黑暗的小巷和厕所，但执法部门基本不会干涉那些行为。

但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家开始积极监管同性恋。警方靠英俊的卧底警察钓鱼并逮捕男同性恋者。在1993年的一次突查行动中，12名男性被捕并被判入狱，还遭受了鞭刑。

这种事现在没有了，但是恶毒的恐同仍然残留在我们心中。2000年代中期，我活跃在一个叫SGBOY的同性恋论坛里，像我这样的青少年在那里调情、聊八卦。有一天，我收到一个40来岁的陌生人的私信，提醒我：“当心。‘出来’太多是不安全的。”

听起来有点太夸张了。可是许久之后，当我得知以前那些警察的突查行动，我才理解这句话的关怀与睿智。我经常想起这个男人。他会不会从来都是在羞耻与危险的语境下了解欲望？他是不是曾失去过朋友，目睹自己的爱人被粗暴对待？

今天的新加坡酷儿继承了他的羞耻，尤其是那些仍然在社交应用中隐藏面孔，在性爱约会中不肯跟我四目相对的人。许多伴侣在一起已经多年，却仍然不敢公开表现对彼此的感情。

得到更多接受的希望遭遇了宗教的抵制。2007年议会就第377A条进行辩论，基督徒议员张黎衍把男人之间的性比作“把吸管插进鼻孔里喝饮料”。这句话在席间引起一阵击节叫好。

那段时间我在参加一个福音派教会的祷告会，会上劝导教众为张黎衍祈祷，这就意味着我要为不利于我的事情祈祷。

如今保守派组织者都会注意使用世俗用语：他们经常提醒公众要“保护家庭”，捍卫“保守的亚洲价值观”，并抵制“外国文化战争”。

无论你管这叫什么，这样的社会运动会将歧视永远保持下去。未婚新加坡人在35岁以前是不允许购买经济适用房的，这等于把同性伴侣排除在外。

性少数群体没有得到雇佣歧视方面的明文保护。

媒体法律禁止对酷儿的描绘：今年皮克斯的《光年正传》(Lightyear)得到了“16岁以下儿童不得观看”的评级，因为里面描绘了一对女同伴侣。

跨性别人士的需求基本得不到官方的关注，他们没有多少在法律上改变性别的渠道，除非进行医学或手术干预。

这是破坏性的。许多酷儿会觉得面临一种发展受阻，无法过上完整而有序的生活。对一个重要的少数群体施加制约，会有社会经济后果：很多人干脆收拾行囊离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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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在离开新加坡到英国生活后才有了作为个体的充分表达。

指出这些负面的后果以及潜在的经济影响，可能是跟新加坡政府说理的唯一方式。

我们中的许多人根本没想过有生之年能见到男同性行为非罪化。

但在李显龙模棱两可的讲话之后没多久，印度最高法院修改了家庭的法律定义，将同性婚姻等“非典型表现”包括在内，降低了多项家庭相关的社会福利的门槛，这让我们意识到，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们的总理说，希望第377A条的废止能给新加坡男同性恋者带去一些“宽慰”——这个词也许暗示了对我们所受痛苦的承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