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热爱！辞去公职去看世界杯的周京和他的“同行者”（图）

11月22日北京时间18时，卡塔尔世界杯的阿根廷首场小组赛开打，北京男孩周京身着阿根廷球衣沉浸在现场。最近在国内的社交媒体上，最近贡献了一个热搜，“25岁小伙辞去公职去看世界杯”。

几个月前，他辞掉了北京事业单位的职位，奔赴卡塔尔世界杯现场。周京说，这届世界杯是他的第一届，也是青春的最后一届。

即便不能抵达现场，世界杯也会在无数个瞬间与无数个体发生着联系。一台老电视机、一个可乐瓶、一部纪录片，都封存着不同的世界杯记忆。

视障人士吴双出生于1990年。他从1998年开始“听”世界杯。中国队2002年打进世界杯那一年，他还曾有一个梦想，就是能为国家队踢球。

对于导演俞白眉而言，相比上世纪90年代群星璀璨的世界杯，如今世界杯与他的距离越来越远。但对于球技的欣赏始终如一。他说，这次看世界杯最大的动力就是梅西。

1978年，退休职工谢润年第一次看世界杯比赛。那一年，是中央电视台第一次通过卫星转播世界杯球赛。经历过十多届世界杯，他始终有一个愿望，能作为中国球迷到现场支持中国足球队。

梦想还在继续，追忆已经开启。以下是他们与世界杯的难忘故事。

95后周京：辞去公职去看世界杯

我从首都国际机场出发，11月18号到达了卡塔尔。我现在住在赖扬，多哈已订不上住宿了，而且多哈最少贵两倍，能省则省，预计一个月花费是6-7万元。今年的门票不好抢，我和朋友在官网等了4个小时也没成功，后来买的5000多一张的黄牛票，加了3、4倍价格，是阿根廷对阵沙特阿拉伯。

我曾在北京有一份公职，也很珍惜这份工作，但现在公职人员出境有一些条件，比如需要审批，比较麻烦，所以我辞去了公职。但不是因为工作压力大而辞去工作，单位同事们对我也很好，只是因为这份工作和梦想冲突了，我选择了梦想。

当时提出辞职，领导们比较震惊。但他们没有太难为我，而是以过来人的经验提醒我，怕我后悔，担心只是一股脑热。不过，他们其实也很开心，因为大家都是从年轻过来的。

我和阿根廷的第一次连接是“帽子戏法”四个字。2010年世界杯，一天早上，电视机上一个女主持人在说，伊瓜因帽子戏法4比1战胜了韩国。此后这些单词就刻在我的脑海里了，但当时我都不知道阿根廷是什么概念，什么是帽子戏法，是不是魔术师变魔术？

上大学时，我坐着绿皮火车去吉林长春，往返十多个小时很辛苦，但阿根廷的马斯切拉诺给我签名的那一刻，就觉得一切值得。

2019年大学毕业，进入事业单位之前，我给自己放了个假，拿了两千多元的所有积蓄，去山东潍坊呆了一星期，为的是看阿根廷博卡青年的比赛。

从2018年起，我开始萌生去世界杯现场的想法。2019年毕业上班，我计划着上三年多的班，应该能攒够钱去现场看2022年世界杯了。按照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的标准，花费大概在一两万元，而且2022年世界杯又在亚洲举办，感觉还挺容易。但工作后，这个想法变淡了一些，直到2020年马拉多纳去世，我感受到了遗憾，想去现场看世界杯的想法又回来了。

真正决定要去现场的是2021年美洲杯决赛。我和一个朋友从北京的东边、南边，各坐一个小时的地铁聚集在了另一个朋友家。三个人一起坐在电视机前看决赛。那次我们架起了录像机，记录了看球的整个过程，想哭就哭，歇斯底里，嗓子也喊哑了。阿根廷最终夺冠，喊完哭完，我和朋友互看一眼说，走，走吧。

这个朋友就是陈铮豪，最近网络上比较火的那位辞掉了互联网广告公司工作，去看世界杯的90后。

我们一定要去现场。这是我们的第一届，也是我们青春的最后一届。梅西今年35岁，他会不会参加下一届，我不知道。但如果我不来，可能是人生最后悔的事情。

我的家境一般，父母也有各自的压力，家里没有存款，但也没有欠钱，我们有一个房子，一家人住在一起，也摇不着号，开不了车，没有女朋友。但幸运的是，父母都是有过梦想的人，实现或是没实现的。他们会用自己的经历来告诉我，做这个事情有什么风险，但也会支持我选择梦想。我一直和父母说，我不需要你们为我考虑什么，不要有压力，幸亏他们也比较随性。

在这个环境下裸辞，说不担心是不可能的。但对于未来，其实不必悲观。社会上总会有大把机会留给想要工作的人，就看你愿不愿意做。我在25岁的年纪没法去考虑26、27岁甚至40岁的事情。我只是想，25岁的年纪，为什么不能为自己活一下呢？

视障人士吴双：踢着可乐瓶，梦想着为国家队踢球

我在1998年法国世界杯上第一次接触足球，那一年我10岁。当时电视上天天放着足球相关节目，我记得有一天晚上播的是，意大利足球明星罗伯托·巴乔的故事，他最后点球没中，留下了伤心的眼泪，他的背影给很多人留下印象之类的内容。当时我就感觉，原来足球居然可以承载这么多东西。

对于视障人士来说，最重要的就是收音机和电视。恰好我们南京电台为我们解说运动员怎么带球、怎么踢，以及后卫、中场、前锋怎么回事，我就逐渐听懂了足球是怎么踢的。

2002年中国队第一次进入世界杯，我们盲人学校里的氛围也是热情高涨。我们当时会想，能不能自己也参与到足球项目中。那时候还没有正规的盲人足球。大一届的同学还给我们出主意说，你们踢球可能有点困难，但是可以找替代品来踢。后来我们想到了一个办法，踢可乐瓶，它既能滚动，也有声音，可以沿着声音去找到它。

我们不光踢球，还热衷于给自己起代号，有人叫罗纳尔多、有人叫亨利、齐达内，当时我叫范志毅，因为范志毅是踢后卫的。我们当时踢瓶子，更像是后卫或者守门员，主要职责把对方踢过来的瓶子给踢回去。后来我们发现可乐瓶子太小，不好掌控，我们又想到了新的办法，把足球放到塑料袋里踢，虽然塑料袋声音太响，有争议，但至少它是真的球，怎么也比可乐瓶子强多了。

还有一个帮助我们了解足球的东西是一款足球游戏，《实况足球》中文版，是根据《实况足球》原版找了央视一个叫王涛的解说员录制了相应解说。除了解说外，最关键的是游戏的音效帮助了我们。如果你是主场，球运动到对方禁区的时候，你的耳机里就会有球迷的欢呼声，越接近禁区，声音就越大。反过来，如果你代表客队，对方越接近你的禁区，就会出现越大的嘘声。我们会通过这些声音去判断球的位置。

这一年是我感觉自己离世界杯最近的一次，为了让我们能“看”到中国队的比赛，当时学校都停课了。我甚至梦想过，以后可以代表国家队踢世界杯。

2014年巴西世界杯，我们视障圈在一个聊天室平台开了一个频道，专门分析世界杯赛事，就像现在咪咕体育的栏目一样。当时我是特邀嘉宾。听众会提问我们某个球队出线的概率，也会问很多专业知识，比如什么叫越位，也会有视障人士问我们是怎么去关注球的。

到了2018年，随着科技的进步，裁判会通过像慢动作回放等新技术去判罚，这让我觉得有些不适应。作为一个老球迷，我觉得，误判或者遗憾可能就是足球的一部分，但是对于等了4年的运动员来说，他需要正确的判断，因为或许他一辈子只能踢一届世界杯。这也让我挺矛盾的。

2018俄罗斯世界杯那年，我也想过去世界杯现场“看”球，即使是进不了体育场，在大街上感受氛围也挺好的。当时我还“看”过一篇文章，介绍说从满洲里坐7天火车就可以到莫斯科，感觉这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情。但后来因为工作、时间的原因，就没有去成。没想到今年去看世界杯现场更难了。

导演俞白眉：这次看世界杯唯一的动力就是梅西了

我最开始看世界杯应该是1990年，但对不同国家队开始有概念是1988年的欧洲杯，当时荷兰夺冠。1989年中国开始转播意甲，我系统地了解世界足球应该是从意甲开始。当年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纪录片讲的是1988年的欧洲杯，叫《这就是足球》，非常好看。那是我第一次领略到足球的魅力，同时也开始喜欢上了荷兰“三剑客”。

当时我在念高中，班上所有男同学好像经常在聊足球，我们当时5个男孩关系比较好，给自己还起了个外号叫“五驾马车”，仿效德国队的“三驾马车”。直到现在同学聚会时，别的同学还会问：“你们‘五架马车’这次来了几架”？

1994年美国世界杯，罗伯托·巴乔最后踢飞点球泪洒现场的画面，我至今记得。在全世界球迷的记忆中，那是一幅很伤感的画面。后来我从事艺术之后，有人说，其实这个瞬间比他夺冠还要令人动容。巴西队的贝贝托，进球后会做一个摇篮动作，庆祝他的孩子出生。那一刻，我感受到，世界杯上不光只有足球，还有爱，还有家人。后来，我们业余踢球的时候，还会有人模仿这个动作。

1998年的世界杯，群雄荟萃，“会拉小提琴的左脚”达沃·苏克、罗纳尔多、贝克汉姆等世界级球星特别多。但现代足球的球星其实很少了，《博斯曼法案》之后，全世界都在非常近似的风格下打比赛，导致有个性的球员越来越少。

2002年，中国队第一次踢进小组赛，没想到那就是巅峰。杨晨一脚打在门柱上，那应该是中国足球距离世界杯进球最近的一个球。

我记得中国队出线那天，北京长安街上都是人，头上带着庆祝头饰，坐着吉普车欢声笑语。那时我住在南小街，中国队一赢，所有人不约而同下楼，他们都很高兴。但你也不知道他们要走去哪，去干嘛，但就感觉到处是人，一定要走。我当时也从北京站一直快走到西单，所有人都在欢呼，然后每个车开过去，都会冲两边的人欢笑。这是我这辈子看足球，作为主队，最快乐的一次。

作为一个中国球迷，没有哪一届世界杯是最开心或者最难过的，总之都是隔岸观火，我支持的荷兰队一直不争气，跟之前全攻全守的打法不一样了，当年那一代的气质非常潇洒。

世界杯曾经对我而言可能是最重要的娱乐，但现在说实话，和上世纪90年代比起来，世界杯离我越来越远。我本身是中国队球迷，比赛再烂也会看，但当中国队踢得越来越差的时候，心情也越来越躁动。我年轻的时候曾经想，2002年，以为这一次足球热了，以为未来有生之年能看到很多次，但现在越来越悲观。

我手上有一个全球限量版的梅西70厘米高雕塑，全球只有500个，前天一个朋友刚给我寄过来。梅西出道的时候，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他还只是个小孩。现在这个小孩已经到了濒临退役的时候。这次看世界杯唯一的动力就是梅西了。

退休职工谢润年：没有中国队总感觉失落

我的世界杯记忆开始于1978年的阿根廷世界杯，那一年我13岁，上初一。学校阅览室有一台黑白电视，14寸金星牌，英语老师给我们放的，他爱踢球。那届世界杯阿根廷夺冠，当时阿根廷队的前锋肯佩斯的打法让我印象深刻，从此我也喜欢上了足球，一下课就冲去球场。

1978年是中央电视台第一次在国内转播世界杯比赛。当时的解说员是宋世雄。他的声音配着比赛画面出来，“电视机前的观众，大家晚上好，现在我们是通过印度洋通讯卫星向大家现场直播，本届世界杯决赛阶段的比赛，今天晚上给大家播的是，东道主阿根廷队迎战德国队。”那个时候我都不知道卫星是什么，但想着肯定是接收到了信号，应该要花很多钱，能看到世界杯，是个很新鲜的事情。

老一辈的解说员是很细致认真的。看球的观众刚下班，可是球踢了一半，刚打开电视都不知道是哪个队在踢。宋世雄就会提示，“如果你现在正在打开电视机，我们在这里向你播报的是，谁谁比谁谁。”现在你打开电视，都不提示的，解说员就只顾着说他的，别人不知道哪个队是哪个队，每个都长得差不多，高鼻子蓝眼睛。

1982年西班牙世界杯，眼看中国队就要出线了。如果沙特队0比4输给新西兰队，中国队就能出线。这场比赛的结果是沙特5比0，积分持平新西兰。本来大家都高高兴兴，以为中国足球队能出线，但就因为沙特放水，我们不得不和新西兰再比一场。

对方很高大，为了和新西兰打这一场球，中国队就从山东调了一个山东人，1米83的个头，叫刘承德，但后来的结果还是1比2输给了新西兰。

上世纪90年代，印象最深刻是1990年世界杯主题曲《意大利之夏》，演唱者闻名于世界。那一年我25岁，刚参加工作。当时收入微薄，不可能有去世界杯现场的想法。但世界杯对我来说，一点也不遥远，只是对中国队很遥远。我们通过电视就能感受世界杯赢球的激情。

当时我很想买一件阿根廷的球衣，但太贵了，简直是天价，而且还得去香港买。当时一个月工资就18块钱。后来在北京工作的姐姐给我买了一件巴西的球衣。衣服是黄色的，领子是绿色的，领口印着小小的英文“ Brazil”，不像现在的衣服，满身都能写着大大的巴西。这是我唯一一件与世界杯相关的物件，花费最少是两个月的工资。当时整个市里可能就我有这一件衣服，经常穿。

距离世界杯最近的当然是2002年，中国队第一次打进世界杯。但那个时候我下岗了，心情也有点低落，提不起兴趣。我们和世界杯上的球队一样，起起落落，经历着成功与失败。对于足球而言，失败是主旋律，人生也是。2002年之后我为生活奔波，也很少看完整的比赛。

世界杯就像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不可或缺。但总看别人，心里还是不太舒服，好像缺少点什么。中国队，总是屡战屡败，屡败屡战，总说不看，但最后又看。反正没有中国队的参与，更多的是失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