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闺蜜拼团买房，共度余生，养老2.0时代来了（组图）

今年45岁的黄善宇和46岁的金荷娜

是相识超过10年的好闺蜜。

2016年，

各自未婚的她们，

为了给即将到来的晚年生活做准备，

合伙买下市中心一套100平米的公寓，

开始探索一种新的共居模式：

既保留了单身生活的轻盈感，

也能享受与人同居的诸多好处。

2019年，

这对韩国闺蜜把自己的经历写下来，畅销亚洲，

成了很多单身女性的偶像。

今年11月，

《拼团人生》第一次在大陆出版。

“因为情谊而互相照顾，

而不是出于义务的勉强付出，

这样的生活模式真是太让人羡慕了。”

一条找到了这两位可爱的女主角，

聊了聊她们无关爱情的同居生活。

编辑：鲁雨涵

责编：倪楚娇

以下是金荷娜的故事：

金荷娜和黄善宇

一起买房、一起生活，是我的主意。

我19岁从家乡釜山来到首尔之后，除了短暂寄居在亲戚家以外，都是独自“漂泊”。我渐渐发现，一个人生活其实消耗了我很多的能量。

独居的时候，我的失眠症很严重。每天晚上躺在床上，总觉得家里有声音，瞬间就清醒了，需要反复确认门窗有没有锁好。

有一次，我回釜山看望爸妈。早上醒来之后，我听到厨房里锅碗瓢盆的声音，空气中弥漫着早饭的香味，突然鼻子一酸，我已经很久都没有感受到这样的温暖了。

但是我很清楚，如果只是为了摆脱孤独就结婚，也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所以从那天开始，我就开始了解共享住宅，也在试探好友，愿不愿意和我一起住。最后我想到了一个绝佳人选：黄善宇。

我和善宇是2010年认识的，我们俩有很多相似之处：都是釜山人，生日只差了6个月，家里都有一个哥哥。我们毕业于延世大学同一级的同一个学院，都做文字相关的工作。我们都喜欢音乐，喜欢喝酒，经常在演唱会和酒吧里偶遇。我们都没有结婚，还都养了两只猫……

我和善宇提出这个建议之后，她也很心动。毕竟我们都40岁了，到了该稳定下来的时候。

金荷娜和猫咪“永裴”

两个女人以室友的身份住在一起很常见，但到了我和黄善宇这样的年龄，关系就不太一样了。我们互称为“同居人”，有点像室友和夫妻的结合体。

我们首先是决定一起买房。独居的时候，为了省钱，只能租三四十平米的紧凑型小房子，厨房、卫生间、玄关都挤在一起，而且每两年就要搬一次家（韩国租房是两年起租）。现在两个人带着四只猫，不如凑钱买一个宽敞的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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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们选中了在望远洞附近一个100平米、三房两卫的公寓，有很多朋友都住在这一带。因为善宇喜欢阳光，我特意选了一个明亮的房子，透过客厅的落地窗就可以看到汉江。

房子的总价其实大大超过了我们的预算，我们就以“就当把女儿嫁出去了”的理由，争取到了父母的资金支持。支付首付尾款时，我算上了所有即将入账的收入，才勉强凑齐了钱。

房子总价的20%是贷款的，还款期限10年，也是我们两个人一起偿还。当时善宇是大公司的部门经理，而我是自由职业者，收入不固定。我们计划每个月善宇还大部分，我帮着还一点，在我有大笔收入进账的时候，再一次性多偿还一些。

2016年12月，一个冬日的午后，我们两个女人和四只猫一起搬进了新家。在四十年的人生中，我们第一次拥有了属于自己的房子。

同居之后，我们所有的生活物品都是共有的，两个人都有的家具、电器只留一个，各自的书籍、唱片、红酒、美食就可以一起享用。

但我们毕竟不是夫妻，很多事情也要算清楚。我们开了一个家庭账户，每个月分别往里面存入同样金额的钱，作为共同的生活费。

客厅不大，但很温馨

夫妻间会遇到的磨合问题，我们也会遇到，比如家务分配。

在普通的婚姻家庭里，一般有“内人”和“外人”两个角色，大多数时候赚得多的是外人，赚得少的就多负担一些家务。

在我们家里，善宇是职场人，我是在家工作的自由职业者，很自然就认为我是内人。我又是一个高度敏感的人，只要在家，就总能看到需要做的家务。不知不觉地，所有的家务都是我来做。但我们俩在生活费上又是公平付出，这样的生活方式就不合理了。

后来我想，与其为了家务争吵，不如直接换算成钱。我和善宇提议，如果我在某一周做了更多的家务，她就要给我支付家务报酬，善宇很爽快地答应了。变成“拿钱办事”之后，我就感觉好多了。后来善宇还会自己掏钱，雇家政阿姨来打扫屋子。

因为没有“夫妻义务”，也没有“女人就该如何如何”的性别偏见，在我们这段全新关系里，两人的相处规则，是可以平等、自由去设定的，我感觉这是最舒适的。

和善宇同居之后，我的失眠瞬间被治愈了。晚上躺在床上，想到家里还有另外一个人，就会感到很安心。每天我们都互相问候，“睡得好吗”，“你回来啦”，两个人的生活自然就有了温度。

午后的阳光洒在家里，是她们最喜欢待在家里的时刻

刚才说到我和黄善宇有很多相似之处，其实同居之后，我才发现，我和善宇也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人。

我是一个极简主义者，善宇则是典型的“囤积狂”。搬家之后，我们家里几乎都是善宇的东西，光是身体乳就有十多瓶，根本就收拾不过来。

刚开始同居的时候，我们经常因为这些事争吵，甚至会吵到声嘶力竭，大哭大闹。好在我们都有几十年的社会经验，知道不可能改变对方的行为，也没有谁对谁错。想要一起生活，还是需要一些团队精神。

我们彼此都退让了一步，我不再强迫自己保持整洁，善宇也开始控制自己想要拥有更多物品的欲望。慢慢地，我们找到了一个平衡的状态。同居两年后，我们就很少吵架了。

下厨的善宇

我们逐渐解锁了很多，双人带来的生活便利。

比如我是个料理白痴，但是善宇擅长做菜，烹饪对她来说是解压的事情，哪怕是加班很晚回家，她也会帮我做好第二天的饭菜。而我更喜欢收拾和洗碗，每次把善宇弄乱的厨房收拾干净的时候，我就会有一种变态的满足感。

所谓“分享快乐，快乐会加倍；分享悲伤，悲伤会减半”，我终于感受到了。

两人完成“书籍集合”之后，发现有不少一样的书

和长辈之间松弛的关系，也是在婚姻里很难享受到的。

有一次我妈妈把眼镜架弄断了，当时善宇正好在一个眼镜品牌公司工作，每年有一定数量的免费眼睛。她就把网站链接发给我妈妈，让她挑选自己喜欢的样式。

我妈妈看到上面的价格，一开始很犹豫。后来善宇说反正是免费的，她才挑了一个，收到后还发了个自拍照过来，感谢善宇。

我想，如果不是女儿的朋友，而是儿媳妇送的眼镜，恐怕就是理所当然地接受，不会犹豫，也不会那么感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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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韩国一口之家的比例占总人口的27%以上，当今社会由一对男女紧密结合而成的家庭单位不再是唯一的答案。我把我们的家庭结构称为W2C4，也就是两名女性、四只猫（Women2Cat4），一个很稳定的分子结构。

如果有人问我，有没有因为家里没有男性而感到遗憾的时候？那我可能会说，有那么一次。

那天我们家楼上的公寓漏水了，淹到了我们家，把壁纸和地板都泡烂了。但是楼上的大叔看我们是两个女的，坚持说他们家没有责任，最多只能赔我们一半的损失。如果我们家中有比他更加健壮的男性，他还敢这样说吗？肯定不敢。

但是除了这一次，我从来没有想过要草率结婚，更没有怀念过独居生活。尤其是每每听到厌女犯罪的社会新闻时，我就会更加庆幸，善宇在我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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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形容善宇是一只“大型犬”，特别像金毛，每天都充满活力。她喜欢运动，就算是休息日，也会早起出门跑步。在她的影响下，原本只会散步的我，也开始学习游泳和骑自行车，现在我已经能沿着汉江一口气骑50公里了。

善宇还特别勤奋，在同居的日子里，我从来没见过她偷懒摸鱼。反观我自己，因为在家工作，经常会有懒惰的时候。但是一想到善宇这个榜样，我还是会强迫自己打开电脑。

我也是后来才知道，像我这样的单身的自由职业者，几乎是不可能贷到款的。我能买下房子，多亏抱了善宇的大腿。

为了不辜负她的信任，我也更加努力，对工作邀约来者不拒。演讲多了之后，我也开始小有名气，还成了各种广播电台节目的嘉宾。本来只是想向善宇证明我的经济能力，却让自己的事业节节攀升，也是一个意外收获了。

《拼团人生》出版之后，卖得很火，第二年我们就提前还清了房贷，版税收入占了其中很大一部分。因为这本书，我们还有了更多机会到各地演讲，开了自己的播客，这些共同收入就成了我们的生活费。

好友常常在家里聚会

我们的生活从来不会无聊。同一栋公寓楼里还住着另外两对我们的好朋友，我们六个人成了一个小团体，常常串门，帮忙照看彼此的宠物。一周的工作结束后，我们会自然而然地聚在一起，在附近的酒吧喝到深夜，一同走回公寓，在各自的家门前道别。

如果说写书的时候，还有可能因为恋爱或婚姻而结束同居生活，那么现在我们已经是四十好几的人了，同居生活也步入了稳定期，这个可能性就更小了。

和善宇同居以后，每年我们会一起回釜山休假，过几天在首尔无法享受到的的海边生活。好几次我们开玩笑说，老了之后就回釜山生活，在海边开个酒吧。久而久之，这就成了我们的养老计划。

我们建了一个曲库叫Hawaii Delivery，每隔一段时间，轮流添加一首歌进去，20年以后在我们的海边酒吧里播放。别人准备养老的方式，可能是买保险、买房、投资子女。对我们来说，每往曲库里加一首歌，就离我们理想的晚年生活更近了一步。

黄善宇和猫咪“吾郎”

以下是黄善宇的故事：

我在20岁时，世界狭小、单调，缺乏想象力。很长一段时间，结婚这件事在我的脑海里盘桓不去。35岁以后，也经常因为身边人有了小孩，我还没有结婚而万分焦虑。

我也谈过几次恋爱，也为了结婚努力相亲，但常常不是价值观不合，就是生活方式迥异，还不如多交一个合得来的好朋友，更能提高幸福指数。

后来我渐渐明白，让我感到焦虑的并不是“未婚”这件事，而是身边人说的“你还没结婚，以后肯定要出大问题。”他们不知道的是，我的生活比他们想象的要幸福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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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荷娜和黄善宇自称是“酒鬼都市女青年”

我实在是很幸运，好朋友就和我住在同一个屋檐下。想约朋友看电影时，转个头就能问荷娜，然后坐在沙发上一起看电影，看完还可以讨论观后感。

想喝酒的时候，就在客厅里选一瓶，准备我们喜欢的下酒菜，挑选我们喜欢的音乐，连酒吧都不用去了。

我们最新的爱好是乐器合奏，荷娜弹尤克里里，我吹萧笛，还举办了小型的现场音乐会。疫情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曾经因为居家时间变长而频繁争吵，合奏缓解了我们之间紧张的气氛。

同居之后，我的生活品质也提高了很多。以前一个人吃饭讲求简单，一两颗煮鸡蛋加上红薯就打发了。现在我做饭总会涌现出一股莫名的力量，多炒一个菜，或者多煮一碗汤。何况荷娜会负责收拾和洗碗的工作，让我做饭也轻松了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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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尔我会短暂怀念一下独居生活。有一次荷娜去济州岛出差，一个星期不在家，起初我还很兴奋，久违地过上了一个人的生活。但是没过几天，我就没那么开心了，电视开始无聊了，家里变乱了，饮食不规律了，最后我还得了重感冒。

荷娜回来的那天，我特意去机场接她，看到她出现在我面前，我差点哭了出来。

我和荷娜约定，如果我们绝交了，或者某个人结了婚，不得不分开，除了属于各自的东西物归原主，先提出分开的那一方，要彻底放弃对家居物品的处置权。

每次和荷娜大吵一架，还没和好之前，我都会偷偷打开找房app查看房子，算是一种发泄的方式。但是看到新公寓的价格，想到搬家有多麻烦，还有可能失去这些精心挑选的家具物品，我就会绝了这个心思，然后暗自决心跟荷娜好好过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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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45岁了，更加明白不结婚也没什么大不了。最庆幸的是，在韩国的社会环境下面，不管一个女性能力多强，在职场上有多成功，一旦被置于婆媳关系中，身份就要降好几级，我就没有这个烦恼。

我和荷娜同居之后，父母都安心了很多，我们也经常和对方的父母一起吃饭。荷娜和我说，她有一次去釜山出差，顺便回了趟家，她父亲还很遗憾：“怎么自己回来了？”

我妈妈也特别关心荷娜，要是我加班或者出差，她最先问的是“谁来管荷娜的饭啊？”有一次听到荷娜夸她的小萝卜泡菜好吃，第二天就寄来了满满一大箱。

在这样的关系中，我们不用承担赡养老人的义务，却依然能获得另一对父母的爱护，我们才是人生赢家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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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居之后，我换过一次工作。从高强度的时尚杂志编辑，换到了一家品牌公司。这是我毕业20多年以来，第一次从头适应一份新工作，头几个月简直手忙脚乱。

但庆幸的是，每天下班以后，总有人愿意听我倾诉一天的事。荷娜也有丰富的社会经验，经常给我提出很好的建议。当时她在一个广播节目做嘉宾，负责烦恼咨询部分。我也会帮她听一听听众的投稿，分享我的意见。两个人想出来的解决方案，比一个人的周到很多。

趁着换工作的间隙，我还去做了一个拖了很久的手术，需要住院四天三夜，荷娜主动提出陪我去。

作为病人的善宇和作为监护人的荷娜

住院前一天，她帮我收拾行李，一边收拾一边说：“虽然是去医院，但两个人一起去，我恍惚以为是要去旅游，差点把自拍杆都放里面了。”把我都逗笑了。

我住院的时候，荷娜就睡在病房里的折叠床上。她睡得很浅，每天早上护士来检查的时候就会醒，然后帮我准备好需要的物品。我做的是吸入式全麻手术，手术后需要做呼吸训练，她给我买了呼吸训练器，督促我练习。

手术虽然不复杂，对我的精神冲击却很大。手术之前，我第一次经历了灌肠；手术之后，护士每天都要当众问我有没有排气；我好歹也是跑过好几次半程马拉松的人，做完手术之后，在楼层转了半圈，就快虚脱了。

在我最虚弱无助的这些时候，是荷娜一直守在我身边，我永远都不会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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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团人生》出版后，韩国这边相继出版了不少类似的故事。除了婚姻这个所谓的“正常家庭”，确实出现了更多的居住方式和家庭关系，离异人士，鳏寡独居的中老年人，都可以像我们这样搭伙过日子。

未来这个群体会越来越大，那么我想，也应该有相应的法律和制度的支撑。法国就已经实施了《公民结合契约》，韩国也正在讨论类似的《生活同伴法》。

有人曾经质疑，“生活同伴”会不会动摇传统的家庭关系。其实威胁传统家庭关系的不是某种制度，而是家庭成员无法时刻陪在身边的严峻现实。

如果我现在突然生病需要手术，比起远在釜山年迈的母亲，显然是荷娜更适合做我的监护人。但是在法律上，她却没有作为“家属”的权利。如果《生活同伴法》能顺利实施，这些问题就能解决了。

“望远运动俱乐部”

以前，我只喜欢一个人运动，比如跑步，去健身房做力量训练。搬家之后，我们和住在附近的朋友组建了一个“运动俱乐部”，相约玩抛接球，打保龄球，去江边骑车。所有人都很业余，但我们会彼此学习，也经常发生很多好笑的事情。

我想人生就和运动一样，虽然一个人能走得很快，但是如果想走得更远，就要有他人的陪伴，这样才不会觉得人生冗长而无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