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年卖米粉挣了20万，我，从音乐生改行做外卖，替倒下的父亲扛起责任（组图）

我是90后，彭博这个名字，是我的父亲彭程起的，他希望儿子是个朝气蓬勃的人。我还挺符合这个期望的，从小我就外向，爱跟人讲话。我在湖南常德的汉寿县长大，这里几乎没有山，但有河流。在我长大的年月里，可玩的东西不多。没有智能手机和发达网络的年代，我常去河边抓鱼钓虾。

小时候的我。

初中开始，我交了不好的朋友，打架、抽烟、逃学、成宿待在网吧打游戏。父母都管不了我，我经常挨打，我扛揍，反正我从小被打到大，皮厚。中考没考好，我爸花钱让我进了县一中，我依旧保持着无所事事的状态，学习上没有能让我专心的东西。

相反的是，我爸的数学和物理学得特别好，他生于1963年，在那个年代读到了高中，毕业后没几年到中学里做了代课老师。每次他辅导我做数学和物理，手里边总拿着个东西，我做得不对他就要抽我。他很疑惑，自己理科这么好，怎么儿子这么差？他打人的工具很多，有时是衣架，有时是鞋子和枝条，因为他相信“棍棒底下出孝子”。

爸爸和我。

我爸有股粗粝、野蛮的生命力，在社会上的生存能力很强，他做事胆子大，从不优柔寡断，非常拼命。在他没去深圳前，他修过电视、倒卖过茶叶、包鱼塘养鱼、养珍珠。

1992年他去了深圳，属于第一批南下打工的人。在那里他进了一家电子厂做主管，管理工厂的生产，厂里主要生产不间断电源（UPS）。在他把工厂的效益做起来后，公司把他升到了厂长，每个月领三千的工资。我五六岁时，和妈妈跟着他的工作调动去了北京，那时他的工资涨到了七千。我们在北京动物园附近住，每周我妈都带我到动物园玩。1999年，凭着这些年在工厂里学来的电子知识和技术，他把自己做UPS 的技术卖给了一个北京人，辞职后带着20万，我们回了湖南。

我和妈妈在湖南。

1999年前后，广州有个白总知道他在电子行业的名气，邀请他用技术入股的方式，在广州白云区做电子厂，还是生产UPS的机器，他做厂长，管理百来号人。

爸爸（左三）在电子厂。

因为我爸开电子厂，家里很富有，周围的亲戚都巴结他，想去他的厂里工作。那段日子他很风光，办公室在广州的金茂大厦，出门都是专车接送，住五星级酒店。

2000年，他在老家请人设计，花了50万建起一栋三层别墅。但小时候我不喜欢爸爸。他常年在外打拼，一年到头也就回家两次。他一回来我就要挨骂挨揍。他的脾气来得急，脸色说变就变，我很怕他。每次我知道他要回来了，回家前我都要楼梯口双手合十，祈祷他今天不在家。在我五六年级时，每天的零花钱是10块，多得不知道怎么花，我总拿来买吃的。我那时比较贪吃，后来太胖，家里不让我吃太多零食，我就自己做饭，最喜欢的就是蛋炒饭。我很小就会做饭，为后来做外卖打下基础。

我和妹妹。

2001年，爸爸投在股票的钱基本亏没了，加上工厂的资金链断裂，他垫付了几个月的工资，电子厂破产后，家里的经济一下子就出现了问题。工厂倒闭后，他带着几个人在广州白云区的元下田社区继续创业，这里汇集了很多外省来的打工者，房租便宜。他在这里租了个房子，做家庭作坊式的工厂，继续生产机器。爸爸的性格很鲜明，优缺点明显。他敢拼也努力，技术过硬，但爱投机取巧。为了节约成本，他进了二手的机器生产部件，机器质量不好，用着用着就坏了，退单的很多，他又亏了40万，只能赚钱还债。他说话不中听，跟人吵架时挑最难听的话说，虽然他帮过很多人，但吵着吵着，他身边就没有人了。

爸爸后来一直创业，一直失败，跟他的性格有很大的关系。这时我上初中了，进入青春期，很敏感很自卑。身材很胖，家里条件不好，鞋子破了洞还是得穿着去上课，特别害臊。而爸爸常年患有糖尿病、高血压和胆固醇，2010年，他突然中风了，造成左侧偏瘫。他要强要面子，不喜欢让人看到他偏瘫的样子。在外面走路时，他经常要把双手背在身后，用能动的右手去抓左手。其实别人都看得出来，因为他走路一瘸一拐的。中风后，他没有休息，没有退休，还是担起了这个家的责任，一瘸一拐地在广州打拼，我开始尊敬这个从小我就害怕、逃避的爸爸了。而我在进入高中一年后，人生的转折点也即将开始。

高二时，我的成绩不好，为了考大学，我做了艺术特长生，去学了美声。我从小就爱唱歌，周杰伦、林俊杰正流行，我戴着MP3，在被子里听歌。早读时，别人读书我唱歌。美声的要求很多，形体上人要板正，不能乱动。我开始一周一节声乐、视唱练耳的课程学习，一节课70块。

高中时的我。

老师一直在鼓励、表扬我，说我有天赋。带着我参加县里的歌唱比赛，穿着西装上台，那次我唱的是《月之故乡》，拿了二等奖。当我站在台上，底下的人都为我鼓掌，我的精神好像有了支柱，我有了可以依靠的东西。那时我也慢慢瘦了下来，音乐带来的成就感、自信，让我慢慢变得规矩了。爸妈都高兴，我和家里的关系也变得和谐了。因为音乐，曾经的不良网瘾少年考上了宁波大学音乐学院。

大学时期的我。

而爸爸在数次创业失败后，去了广州从化的一家公司上班，成为公司的研发人员。爸爸在广州工作，我在宁波上大学。我在大学里学音乐史、声乐、钢琴、舞蹈、形体。他在广州开发电解水设备，做氢氧机器。他为公司申请了近五十个专利，那时他的月薪是3万。

唯一令人不安的是爸爸的身体，那时他的三高很严重了，我要求他每天都要去散步、锻炼，他也听我的话。大四时，学校组织了一个声乐大师班，在这里我遇到了一位荷兰老师，Gerda van zelm，她是女中音。之前我在唱歌时总觉得嗓子不舒服，跟着她学了一段时间，发现了很多坏毛病——过度用嗓、下巴和颈部太紧，气息不流通。

那时我临近毕业，进不了剧团，也许能做个艺考培训老师，但我不想就此止步，想在音乐上探索更多的空间，想在舞台上唱歌剧。我没找工作，决定去荷兰留学。我有种不撞南墙不回头、撞了也不回头的精神，还是跟爸爸开了口。他那时的工资虽然是3万，但有2万是预付提成，公司承诺等他离职了一次性付清。所以他只能支持学费，生活费得靠我自己赚。来荷兰的学费是4万一年，加上生活费和其他费用，一年起码要十万，我没想那么多，也并不担心。

我出发去荷兰。

2014年10月我来到荷兰。刚来的时候我英文不好，半天憋不出一句话，在学校是用英文授课，上课时我只能听懂一点点，我就拿小本子一点点记术语，回去继续背。但我的生存能力很强，不会说就多练习，用翻译软件。我是学校里唯一学美声的中国人，朋友们非常包容我，我越来越敢说，错了不怕，一年后，语言关我算是过去了。

我（右一）在荷兰的学校里。

来荷兰时，我身上带了一两万的人民币做生活费，以为能用半年，后来发现完全不行。我开始做兼职，荷兰的课业不重，一天上三四个小时，我用课余的时间打工。我什么都可以做，我做过二手房东，帮别人搬家，在后厨帮忙、打杂，帮不会说英语的华侨做翻译，带他们去医院。在荷兰用的是欧元，欧元比人民币的汇率是1:7，在这里的兼职收入很高，赚生活费不难。之后我做代购，收入稳定下来，不用再跟家里要钱。念完本科后我又上了2年的研究生，一直到2020年，我研究生毕业。

在荷兰学音乐的六年里，我的进步很大，在学校里有演出的机会，见到的舞台更大了、虽然实力还够不到大型的演出和剧团，但平时我也能去演出，上舞台。我在一点点靠近歌唱家的目标。2021年初，我给爸爸打了拜年电话，他不怎么说话，身体很虚弱，再加上他之前被公司辞退，家里没了收入，我就已经开始尝试做外卖赚钱。

2021年3月21日下午3点，妈妈给我打电话：“幺儿，给你讲个事。”我不知道哪来的第六感，感觉到出事了。她说爸爸现在在医院里，查出来肝癌晚期。我脑子里一片空白，气憋在胸口出不来。他人已经昏迷了，准备做手术，需要家属签字，我跟她说这个手术必须做。挂了电话后我立马查了肝癌的资料，越看越崩溃：晚期肝癌的存活率是半年到一年。在等待手术的两个小时里，我无数次回忆，因为忙、有事来不及接他电话的瞬间，我不知道手术是否成功，我还能不能见到他最后一面。悔恨、恐慌、焦虑、愧疚、不舍的感觉全都绞在一起，把时间切割成无数个漫长的瞬间，我只能等。也许是上天垂怜，他的手术很成功。即便这样，他的身体也只是达到了一个比较平稳的状态，晚期肝癌患者大多数最多能活半年，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爸爸的病例单。

后来我才知道事情的全貌，在2021年初我们打拜年视频的前一天，他因为腹痛去了医院，结果不太好，县里的医生建议他去省里的肿瘤医院复查，爸爸没去，那时他还在琢磨着怎么赚钱。没多久，他去了广州从化，跟一个老板合作做节能机器。那时他的身体很虚弱，左肩动不了，背包挂不上去，他只能单肩背包，一瘸一拐地走。有天他忽然就倒在了公厕外面，他的意识还在，人动不了了。爸爸只能用微弱的声音求救，后来是打扫厕所卫生的阿姨看到了，帮忙打了电话。

妈妈连夜赶到广州，他的肝脏破裂大出血，进医院时人已经昏迷了。手术结束后，我给他打了电话，把心里话都告诉了他：“爸爸你知道吧，其实这么多年，我一直想跟你说，谢谢你养育了我。我真的很爱你。”我从来没对他说过爱，但再不说，可能就来不及了。他躺在床上，鼻子里插着管，半睁着眼，气息微弱，他一直想安慰我，让我不要担心。

我第一次回国之前已经在荷兰做过两个月外卖，稳定挣钱了，有底气让爸爸不要担心。

爸爸手术结束的那天晚上我思绪万千，我查了很多关于资料，为他制定了饮食计划。我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他还能活多久？疫情这么严重，机票飞涨、加上隔离的费用，回去起码要3万的旅费，还有比我小10岁的妹妹的上学问题、家里人的生活费怎么办？问题一个接一个地涌上来，无法入眠。我以泪洗面了几天后，重新振作，我没时间悲伤了，我得赚钱。我只能暂时搁置音乐梦想。那时我已经从学校里毕业，一边赚钱一边跟着荷兰海牙皇家音乐学院的老师Amand Hekkers上课，偶尔去剧团面试、演出。爸爸突如其来的生病，让我的生活翻天覆地，爸爸倒了，挣钱这件事变得更加紧迫。

在荷兰的这几年里，我练就了一手厨艺，这里的牛肉便宜，我就从常德牛肉粉开始做。我在论坛上发了广告，就开始有人加我了。他们吃完后觉得不错，其中有个顾客是荷兰的华人，后来把公司的人都介绍过来了。他们都在帮我宣传推广，口口相传，客人慢慢就多了。每天早上8点半起床买菜，回来洗菜、切菜、配菜、炒菜、送菜，都是我一个人。

送完中餐休息半小时准备晚餐。我用电动自行车送餐，3月份的荷兰很冷，有时下起雨，回来都湿透了。一天下来，人都散架了，每天我都累得瘫软在床上。我没有绝望，反而觉得充满希望，每天都抱着能更快见到爸爸的动力在工作。每进一笔钱，我就知道能帮到家里。我一天最多能做40个菜，每个菜的利润大概60元，一天下来能赚两千多。

我做的常德牛肉粉。

生意变好后我还在琢磨扩展外卖的菜单，我开始研究菜品。之后我找了一些湖南传统的菜，炒菜和炖菜搭配着做。很多菜都是我自己喜欢、拿手的。我研究出一个酸萝卜爆炒肥肠，我喜欢吃酸萝卜和肥肠，我就想能不能把这两个菜配在一起。萝卜是我在网上找了教程后自己腌制的，这个菜很下饭，非常受欢迎。后来，有个朋友邀请我一起开餐厅，那时我就萌发了一个梦想，希望能把常德牛肉粉店开遍欧洲。

我研发的小龙虾。

我研发出常德牛肉粉外的菜品。

但我并没有忘记音乐梦想，不管每天多累，我都要在晚上7点前结束外卖工作，我得练2个小时的声，21点后再练邻居就该投诉了。很多客户希望我继续送夜宵，我拒绝了。为了给自己充电，白天炒菜时我还会听歌剧。我炒菜时总忍不住哭。爸爸喜欢看我做菜，我有时就打开视频，跟他聊天。有好几次，他说觉得自己不是得了癌症。我的第一反应是他想活着，但我不知道怎么劝他。

每次这样，我都会避开摄像头偷偷哭，哭完继续笑着跟他聊天。爸爸出院后只能保守治疗。2021年3月下旬，我花六千买了张机票回国陪爸爸做机器。他知道自己时间不多，想着能给我们留点什么。他想过做移动电源、呼吸机，但投入成本太高。后来决定做太阳能控制器，前期的生产资金5万元，我把之前两个月做外卖挣来的钱打给了他。

在国内的两个多月里，我陪他采购。爸爸很想让我继承他的技术，想教我做机器。但我不想放弃音乐，他挺失望难过的，后来他只能教妈妈。做太阳能控制器对工作了三十多年的爸爸来说，不管是设计还是制作都很简单，但要教会初中毕业的妈妈，也并不容易。

太阳能控制器的机器部件。

他们在东莞租了房子，爸爸设计了机器的外观，一步步教妈妈：怎么定材料、机器的元件有哪些，电阻、电容、电路板在哪里，原理和作用是什么，先讲原理再教操作。怎么操作电路板，把一块没有原器件的电路板拼好。爸爸脾气大，妈妈挨过不少骂。就这样一点点，她学会了采购、组装、生产。

爸爸设计的机器。

我们都在跟时间赛跑。7月我回荷兰继续做外卖，家里的经济负担压在了我肩上，从7月一直到10月，我做外卖又挣了近20万。11月，在他教会我妈把机器测试通过、把事情都交代好后的第二天，爸爸不行了。那时我买了张2万的回国机票，飞往厦门，在酒店里隔离。21天的隔离结束后，我去了东莞。爸爸已经动不了了，说话都是气音，必须要用担架抬着。

我在酒店隔离。

在见到他的那一瞬间，我人就绷不住了。我跪在地上，抱着他就哭：“对不起，我来晚了。”爸爸一直点头，他已经变得很瘦。我租了房车，连夜开回家。回去的路上，他希望我在床上陪他，我蜷缩在他身旁，一路回去。回到老家后，他住进了医院。在陪着他的时间里，我们的身份仿佛对调了，他变成了小孩子，有病痛都会说。爸爸身上没肉，骨头硌着，因为肝腹水，他的肚子变得很大，一直压迫着他腰椎神经。爸爸腰痛，我就用身体垫着让他侧睡。他不会说儿子你这样睡不舒服，他很开心地睡了。

我陪着他睡觉。

那时我每天帮他按脚、擦洗。他的腿脚烂掉了，我要帮他把脚上坏死的地方刮掉，再上药。时不时要问他痛不痛，哪里痛，要不要帮你叫护士，渴不渴。我们从来没聊过那么多内容，大部分是我在说，他点点头。我们都知道，再不说就没机会了。有一天，他很痛，对我说：“你把那个胰岛素拿过来，让我打几针，打完之后我就会睡着，我就会走掉的，也不痛也不难受就这么走了，多好。”

我和爸爸在医院里。

我知道他很痛，不想再折磨我们了，机器做完了，他也撑不下去了。我哭着告诉爸爸，我怎么舍得把你送走，你再多陪陪我吧。我为他做的最后一顿饭是鸡肉炖冬瓜，他吃了一半，吐了一半。11月19日那天，他已经完全说不出话了，只有呼吸。医生告诉我们，应该挺不过今天了。我和妈妈、妹妹守在他的病床前，我看着他一起一伏的呼吸，变得越来越弱，肉眼可见的，他吐完一口气后，就再也没进气。我感觉时间仿佛停止了一样，我站在床边看着他，忽然意识到我再也没有爸爸可以叫了。

我（左一）和爸爸、妈妈、妹妹。

想起跟他的回忆，是12岁那年假期，他带着我去楼下的夜宵摊吃了个遍，那时候好幸福。最后，他没有留什么话，他给妈妈留了个太阳能可控制器，给我留了父亲的担当和责任。2022年3月，我回了荷兰，继续完成我的音乐梦想。现在，有学生来找我上课，我陆续收了125个学生，每天除了上自己的课，还要给学生上课。我还完成了另一个梦想，在荷兰阿姆斯特丹水坝广场的中心地段开了湘菜馆。而妈妈能独立生产机器，现在有个来自美国的订单，订了1000台机器。有时忙不过来，她还会请临时工人。

我在自己开的餐厅门前。

我在视频中在辅导学生（左图）；学生对我的好评（右图）。

生活好像又回到了正轨，只是有一天，我妈给我听爸爸唱歌的音频，我忽然就哭了。人在失去至亲的瞬间也许不会感到巨大的悲痛，真正悲伤的瞬间，是音频里响起了，再也不会出现的爸爸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