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上万元买药，我们救回了新冠后白肺的外公（组图）

新年第一天，县医院的医生告诉妈妈，外公肺部感染，白肺达80%。第二天，妈妈拿到一份病危通知书，诊断写明“呼吸衰竭”。此时，转院回市里已经不大可能，外公经不起路途遥远的折腾，更不用说大医院里一床难求。

和大城市一样，县城的医护带病上班，跨科室收治病人，也面临着难以解决的困境：患者涌进急诊，床位不足，缺少器械和药品。

这种状况下，我的家人想尽办法，试图守住病危的外公。

老人在县城感染了

2022年最后一天凌晨，外公又烧了起来，38度多，咳得不停，有痰。

和他一同在家的外婆慌了，早晨6点不到，她发语音问三个女儿，怎么办？要回成都吗？

六七年前开始，外婆和外公每逢冬天便会离开成都的家，到四川西南的一座县城短居几月。县城四季温暖，阳光常年明媚，冬季白天平均气温也能达到二十多摄氏度，许多老年人都选择到这里康养。

12月8日，他们像往年一样回到县城。唯一特殊的是，当天“新十条”发布，防控了近三年的疫情政策正在急转。随后的一周，四川市区的家人陆续出现症状，但我们都以为奥密克戎传导到更偏远的县城需要更多时间。

一开始是外婆先出现症状。12月18日，她在群里说自己咳嗽、感觉乏力，县城降了温，可能是受凉了，已经吃了感冒药，让大家不必担心。外公外婆都打过两针疫苗，到了县城除了买过两次菜，没怎么出门。

又过了两天，外婆开始感觉全身酸痛，喉咙痛得说不出话。县城家里没有抗原，但小姨做出判断，“妈妈你百分之百‘阳’了。”

后来，我看到四川省疾控中心发布的新冠感染调查结果，在时间分布上，12月15日至19日正是省内发病数的一个高值平台阶段。但在统计中，两个老人所在这座县城所属市是调查结果中四川感染率最低的市，比率不到50%。

外婆今年78岁，心脏不好，做过好几次手术，还有高血压、肺气肿等基础疾病。她的健康一向是家人们关注的重点。家人在群里分享抗新冠的网红方法，盐蒸橘子、梨水花椒，让老人尝试煮来喝。四五天后，外婆的症状慢慢缓解，家人们也都放下心来。

因此当外公开始咳嗽、头疼时，我们都没有特别在意。外公83岁，但身体不错，年轻时在部队当兵，除了今年10月做了一次胆结石手术，基本没有大的毛病。

12月26日，外公下午发了烧，38度多。烧当天晚上就退下来。外公睡梦中出了一身汗，醒来感觉背上冰凉。

退烧后的一两天，他舒服了不少，“脑袋没有像之前嗡嗡嗡地响了。”他发语音嘱咐同样感染了的三个女儿，“你们有事要相互问到，不要一个人在家。”

之后的几天，他的咳嗽一直没能缓解。外公犟，拒绝去医院，自认为身体比外婆好，外婆能熬过，他也能。还有一个没说出口的担心是，如果要去医院，他没有力气走路，外婆也没有力气找轮椅推他走。

医院的高峰

妈妈决定去县城看看。她不放心老人们自己在家，又怕外公在长途跋涉中加重病情。外公外婆有三个女儿，小姨和妈妈常居成都，大姨住在另一座地级市。

当天，还未完全康复的妈妈简单打包衣物，下午坐上了成都到县城的小汽车。西南山多，翻山时天下起雪，汽车遇上追尾事故，直到晚上11点过才抵达。外婆在楼下接她，见到她时流了眼泪。

家里，外公说话有些呼呼喘气，步伐缓慢，但意识清楚，说话逻辑清晰。妈妈让他早点睡了，明早去医院。

2022年，这座县城常住人口约23万人，近一半在城镇，剩下在乡村。县城除了县医院，还有一家中医院。在县医院，场面超出妈妈的想象。县城的感染高峰并未有多迟于大城市到来。

“急诊室输液的有三四十个人，站着的、坐着的、躺着的都有。坐着等待检查结果的至少也有十多个人。CT室门口更不用说了，至少有三四十个人叽叽喳喳的，问‘什么时候轮到我’。”

1月1日，县医院CT室外的人

从公开数据看，也可以想象彼时拥挤的人群。往常，这家县医院发热门诊的月接诊量为1300余人次，12月以来增加至5400余人次，是平日里的三倍。急诊月接诊量由3700余人次增至7200余人次。月CT检查人数达历史新高8200余人次，检查患者中60岁以上的超过50%。

外公做了核酸，阳性，测了血氧，只有83。这已经很低了，我发微信给妈妈强调，外公高龄、症状重，求医生收进院，一定要吸氧。结果医生一看CT片子说，你这肯定是要住院的，80%白肺，属于危重病人。

医院有两栋住院楼，一栋旧的6层，一栋新的15层，新的这栋似乎还未装修完毕就投入了使用，走廊、电梯间的木头隔板还未拆除。急诊通知妈妈，床位安排在新楼11层。她上楼探路，护士却说没有床。她又急忙跑下楼问急诊，急诊说床马上到。

在等待床位的近5个小时里，妈妈和外公等在医院的空地上，救护车频繁地鸣笛经过他们面前的道路。外公已经没力气说话，在轮椅上耷拉着脑袋，昏昏欲睡。那会，他的血氧降到了60多。

晚上六七点，天色渐渐暗下去。妈妈看到两个保安哼哧哼哧抬着一张生了锈的铁架子床上了新楼的电梯。最终，这张床被安置在11楼的过道上，标记为59号。

一张铁架子床

11层原是眼科、耳鼻咽喉科等科室。妈妈记得，那几天过道上至少摆了二三十张床，人都不能轻易通过。耳边充斥着咳嗽声，不仅仅是患者，医护也戴着口罩咳嗽。连续两三天，在早上接热水时，她看到一个护士就坐在走廊窗边的床位上吊水。

过道没有氧气装置。医生找了一个病房里暂时不用吸氧的病人床位，安排外公坐在椅子上吸，等血氧上来了再换另一个患者吸，一人两三个小时。第一晚，用鼻导管吸氧后，外公的血氧能够升到90。

医院过道上靠窗的床位

9点多，妈妈发来一张外公的照片。近一年没见，外公的样貌没有大的改变，银白的短发，微胖的脸。从我记事起，外公就是温和敦厚，从不与人起冲突，是家里的老好人。

照片里的他裹着外衣躺在铁架床上，嘴唇乌青，眼睛紧闭。“昨晚没睡好，现在睡得好香。”妈妈在群里说。

三个女儿的48小时

在医院的协调下，1月2日上午8点过，外公转入普通病房，也几乎同时，医生下了病危通知书，诊断一栏写着“呼吸衰竭”。

当天，外公起床时，血氧只有71，用鼻导管吸氧五六小时，血氧也只能到80多。得上呼吸机，但科室只有一台无创呼吸机，一个80多岁的老爷爷正在用着，也是新冠病人。幸运的是他入院早，病情相对稳定了。医生和家属协商，把呼吸机借过来先给外公用一晚。医生告诉妈妈，要不是这个病，全院几台呼吸机就够用了，现在30台都不够。

协调好呼吸机，却没有多的呼吸面罩。妈妈问了附近的医疗器械商店，都没有货。她要来医院用来做雾化的面罩，面罩导管接口比呼吸管小了一圈，她用打火机加热管口，让它变形撑开，才连接上供氧。晚上9点多，外公用上了无创呼吸机。

医院给外公开了消炎药输液，妈妈不放心，去找医生问治疗方案。医生打开电脑说，我们按照华西方案来治的。妈妈凑到电脑前，一眼看到静注人免疫球蛋白（下称：免疫球蛋白）。她小时候身体不好，曾经用过这个药。

她问医生，“这个有用吗？”医生说可以用，但县医院没有。

另一边，大姨和小姨也马不停蹄。小姨拨通了同事的号码。头一天，这个同事去给因新冠在ICU的姨夫送药。“需要打免疫球蛋白，一天打8支。”同事告诉她。

小姨要到药贩子电话，那人还有24支，1900元一支。小姨想让医生算算需要多少支再买，但再过几小时打过去，那人说只剩12支了。她没有再犹豫，付钱订了全部，约好3日晚上拿药，4日带到县城。为防止医院重症病人再多起来呼吸机不够用，小姨又托另一位亲属在成都买下一台价格一万多的呼吸机，5日送到县城。

大姨在市里花380元买到了适配的呼吸面罩。又辗转朋友，托人在澳门买了2800元一盒的辉瑞口服药。那时，她还不知道这个药具体是什么来路，也不知道如何使用，只是听人说有效，能降低80%死亡率。快递拿到手后，我发现这是印度绿盒，而媒体们正广泛报道绿盒有大比例是假药（在医生的建议下没有服用）。

3日，大姨先到县城，她挑了个红口袋装行李，图个寓意。中午在火车上，她接到妈妈的电话说医院要求转院。大姨性格强势，却在车上哭了好几次。“我们往哪里转？市里医院都是统一调配床位，不可能随便收病人。”她还知道，建议转院意味着医院也束手无策了。

县城天色渐晚

当晚，外公血氧有时用着呼吸机也掉到70多，吸氧时发出低沉的气声。他吃不下太多食物，靠液体补充营养。医生说如果再不好转，要考虑有创。我曾看到报道，危重病人如需插管要尽早，但插不插管，家里没人拿得定主意，这是最难熬的一个夜晚。

小姨手里的12支免疫球蛋白成了一线希望。在病房里，大姨和妈妈守在外公身边，在心里默念，妹妹要早点把药送到，一定要渡过这个难关。

4日早上7点多，小姨没带什么别的衣物，行李箱里装着保温箱，保温箱内放着冰袋和药，坐动车赶往县城。到医院，她打开保温箱时冰袋还是硬的。她松了一口气，“药应该没问题。”

临时上岗

医生也许没有想到家属真的买到了药。拿到药后，一个圆脸的年轻女医生对同事们说，“我们大家还是再把华西的方案学习一下。”

外公的责任医生是一位口腔科的见习医生，还有另外两位见习医生常来查房。入院时，妈妈问能不能转到呼吸科去，但呼吸科没有床位。医生解释，现在每个科室都住着新冠病人，如果有什么情况，家属要及时向护士反映，呼吸科医生会来会诊。

有天，妈妈在电梯里听到两个其他科室的医生对话。一个医生提到，科室床位只有二三十张，现在加上新冠患者已经管了70个人。在社交媒体上，网友调侃全院尽是呼吸科。和大城市一样，县城的各科室医生们也在学着治疗新冠患者。

一开始，医生说一天先打一支免疫球蛋白。没过几个小时，医生又到病房来说，算错了，一天要打四支，用三天。

小姨不敢草率，问医生，“你们确定？”医生说，“没问题，我们三个人算的答案一样。”这三个人指一个呼吸科医生、一个口腔科医生、一个外科医生。

免疫球蛋白50毫升一瓶，护士把四瓶药打开，倒进输液袋里，瓶口的液体怎么也倒不干净。妈妈和姨妈们心痛，快2000块一瓶药，都要用在刀刃上才行。

第二次，一个年轻些的护士来输液。她直接戳破橡胶瓶口，把瓶子悬挂倒吊在输液架上，下面再连接输液袋。妈妈问她，怎么不一起倒进输液袋了？护士说，她以前在华西实习看别人用过这个药，这么输才是对的。

小姨半开玩笑地说，县里的医生怎么好像都没见过这个病。“我们想听他们的专业意见和建议，结果感觉是自己在给自己看病，自己带药，自己带仪器。”

正在滴注的静注人免疫球蛋白

药输得慢，大约四五秒滴斗才滴一滴。用完药的几天里，外公有了一些好转的迹象，血氧能够上到90左右，原本乌黑的嘴唇也恢复了些颜色。咳嗽见好，痰液也从粘稠的黄痰变白一些。

7日，外公的医生告诉我们，虽然目前症状在好转，但实际如何还要继续观察。外公属于医院收到的最重的一批白肺患者，有类似情况的几个老人已经“回家了”。

我心里升起一股希望，“是康复出院了吗？”一旁的小姨掐了一把我胳膊，“不是。”

血氧和俯卧位

“93啊！”戴着氧气面罩，外公声音很小，但语气惊喜，像是考试考好的小孩。

一有力气，外公就把手指伸出来，意思是测一下血氧。的确，血氧指数是在新冠重症感染者在这场健康“考试”中能够参考的重要指标，毫无疑问地成为了家里的每日热词。

测血氧 ©视觉中国

“爸爸今天血氧多少？”大姨问。

“80多，80多。”妈妈说。

外婆着急了，“80多不是很好啊，要95以上才行。”

在十多天前，家里几乎没人知道这个指标意味着什么。12月底，媒体总是报道老人出现沉默性缺氧，血氧仪供不应求，价格疯涨。我在京东下单了两个199元的血氧仪，一个寄到成都原想给妈妈用，一个寄到县城给老人备着。下单4天后，商家才开始拣货，一直到外公住进医院，血氧仪才送到县城。

收到货的当天，妈妈发了一长串语音来。买的血氧仪不准，和医院的指脉血氧仪读数差了10。“你这个测60多，医院的70多，吓得我把姨妈们都叫回医院了！”她又补了一句，“把另一个退了，199块钱呢。”

但这个“不太准”的血氧仪也起了大作用。11层只有一个指脉血氧仪，放在护士站旁边的移动推车上供患者自取，住院的新冠患者不少，有时想用但不能及时拿到。妈妈摸索出来一套所谓两台血氧仪的换算方法，“血氧在90以上的时候，两台读数差不多。80到90之间，你这台加5基本等于医院的。80以下要加10。”

1月7日，我在县城见到外公，扶着他走路。他穿着一件薄薄的、柔软的薄羽绒服，我的手像是托着一片羽毛。外公已入院七八天，面色和精神状况肉眼可见地变好，中午能够自己动手吃下五六个饺子，喝下一碗小米粥，甚至有力气吐槽外婆在小米粥里放了太多红枣。

但外公离不开氧气，仿佛被氧气管牵在病房。翻身、下床、刷牙、排便、行走，都是血氧突然下降的隐患。动作略有幅度，他便大口喘气，嘴唇瞬间失去血色，脸颊显出异常的红晕。

医生安排外公再去拍一次CT。对比间隔8天的两段CT动态影像，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改变，白色的部分依然占大部分。

妈妈托朋友请市里的医生帮忙看看片子。一位任职于三甲医院，曾参与过2020年武汉重症救治的权威专家第一句话就问，“趴着了没？”

此前，我给妈妈至少发过5个关于俯卧位通气的视频，最早是在外公入院的第二天，但她只是看看。后来，我问医院医生是否应该让外公趴着。但医生告诉我，趴不到12小时基本没用。考虑到没有专业医护指导，姿势不对会引起其他疾病，也担心外公坚持不了这么长时间，于是作罢。

在通话的6分钟里，这位专家仔细地讲了一遍俯卧位通气的姿势和坚持的要领。“你要鼓励他，一定要坚持趴。趴了血氧至少提高百分之五。”这位专家说。

立刻，妈妈到商店买了两个枕头，一个垫胸前，一个垫小腿。当天晚上，外公的血氧到了96，这是他入院以来的最高值。妈妈在群里说，“以后真的要相信早早（我的小名）了。”

这种诀窍当然不能只有自己家知道。初见成效后，妈妈跑到隔壁病房，手把手教会了另外两个新冠病人的家属给病人翻身。住在隔壁抢救室的老奶奶78岁，有基础病，入院后下过两次病危通知书，血氧一直在80与90间徘徊，医生暗示家属可能得准备后事。在趴了一晚上后，她的血氧升到94。

血氧不是判断病人状况的唯一指标，但是是普通人能够理解的医学标准。血氧稳定，家人就安心些，血氧掉，比基金曲线下落更让人胆战心惊。

入院10天后，外公不用呼吸机，只依赖鼻导管吸氧，血氧也能稳定在90多了。刷牙吃饭时，血氧不再掉得那么快。有天他按捺不住，拿出手机看起了股市，在病床上依然心系大盘。

一次自救

外公情况逐渐稳定，小姨和大姨决定先返回工作，留下妈妈在医院照顾，我在县城家里陪伴外婆。和外婆相处的一周里，我开启了白天辟谣，晚上工作的生活。

外婆举着手机，把她看到的“警示”复述给我：“这个病毒好凶，有好多人一个月感染好几次”，“有新的病毒要拉肚子诶”，“他们说是原始病毒来的”。我有时候没好气说她，“那些都是假的，你不要看！”心里恨死了短视频。

外婆从三十多岁开始就吃安眠药。退休前，她是妇产科医生，夜里婴儿出生，她就会被叫醒。失眠是值夜班落下的毛病。睡前，她用指甲把一粒蓝色外衣的长粒药片分成3份，10点服用一份可以让她在午夜入睡。但即便如此，睡眠也谈不上安稳，一晚上她要起夜五六次。

白天，她有时精神不佳，在散步途中，在饭桌上，似乎无意识地重复问我，“我们哪里都没去，怎么就感染上了？”

“就像一阵风吹过你都可能遭一样。”小姨说。她所在的公司片区有170多个人，在过去三年做到了零感染，但在12月公司管控放松后的第一晚，员工里出现了二十几个阳性，第二晚又新增了三四十个，几乎是公司人数的四分之一。

老人不断离开，也已经不是这个冬天的秘密。大姨在一家国企做了十多年退休人员管理的工作，需要每月统计退休员工去世的情况。她记得，过去每年天气最热和最冷的时候，老人离开得最多，一个月顶多约20个。但2022年12月，她管理的5000多个退休人员中去世了49个，大多是八九十岁的老人。

大姨和朋友发信息说到外公住院，“要真是因为新冠走了，我真的不甘心。”

过去三年，新冠似乎都离得很远，直到它侵袭家庭里每一个人。家人回忆外公发病到入院前的经历，总结病程进展迅速的原因，一是没有注意补充营养，二是没有及时就医拖成重症。隔壁病房的奶奶也有相似经历，她在家开始咳嗽后，家人以为是支气管炎犯了，在卫生院吊了几天水，结果后来食欲尽失，精神不振，才送到县医院。

某种意义上，外公是幸运的老年人。有经济基础支持，能顺利入院，找到渠道买到药品，药品似乎真的有效。在县城，我的家人完成一次自救。

从6、7日开始，县医院门诊和急诊等待的人慢慢变少。下午，只有零星约10个患者在急诊挂水。医院的车棚里，至少5辆救护车安安静静地停着。9日，11层收治着50多名患者，有至少33位的诊断和肺部疾病有关，包括肺炎、肺部感染、呼吸衰竭等，但在接下来的几天，这层楼开始收治更多新的本科室患者。11日那天，11层至少新入院11位患者，有白内障的78岁奶奶，也有因腺样体肥大入院的7岁小男孩。

1月6日，急诊室输液的患者

一条安宁河穿城而过，县医院坐落在河边，有人搬出小凳子坐在河岸晒太阳，小贩正叫卖烤红薯和洋芋，宁静如初。这里经历的第一波感染潮似乎已经过去。只是不知道春节将近，是否会再有波澜。

外公入院一周时，一位采访过多位重症专家的朋友告诉我，“一定要守着，度过第二周，第三周扛过去就好了。”

许久没有刮胡子，外公花白的胡子长得足有半厘米长。不知不觉，我们已经守过第二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