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13岁读北大，哈佛东亚系最年轻教授（组图）

谁能想到陶渊明诗歌的境遇会与我们当下的生活有什么联系呢？有的。并不因为他所述的“桃花源”，而是我们今天读到的陶渊明，真的是一千六百年前那个超脱淡泊的隐逸诗人吗？在哈佛大学东亚系中国文学教授田晓菲的《尘几录：陶渊明与手抄本文化研究》中，她寻找那些湮灭的证据，像一个侦探般，在历史和文字造成的迷宫里不断寻找、甄别、调查，她发现了差异甚多不同时代的传世手抄本，在流传过程中，它们不断被改写，被演绎，甚至变得面目全非，每个手抄本背后似乎都站着不同的陶渊明。在她看来，虽然今天的互联网文化缺乏物质实体，“它却和手抄本文化具有根本的相同之处。”

不久前，“田晓菲作品系列”在三联书店出版社出版，收入田晓菲2000~2016年写作的四部中古文学研究专著：《赤壁之戟：建安与三国》《烽火与流星：萧梁王朝的文学文化》《尘几录：陶渊明与手抄本文化研究》《神游：早期中古时代与十九世纪中国的行旅写作》。

在学术著作之外，她自己又何尝不是另一个被想象、被演绎的“陶渊明”。相比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哈佛学者，在互联网世界里，田晓菲被人们广为传播的故事，却是13岁作为“天才少女”被北大破格录取，以及她与著名汉学家宇文所安的婚姻。即使她不满35岁成为哈佛大学东亚系最年轻的正教授，两度出任哈佛东亚地域研究院主任，并获哈佛大学卡波特奖等学术和教学奖。但是，众多与性别、年龄有关的傲慢与偏见，并不因为她是学者就放过她，且大约因为她的经历有传奇色彩，标签化、庸俗化的编造和猜想还更要加在她的身上。

1971年出生于哈尔滨的田晓菲，受父母和家庭影响，从小喜爱读书，家中藏书是她的阅读宝库。据她自己说，八九岁时读希腊神话，留下深刻印象，因为看到神的局限，英雄的悲剧，又正是在这局限与悲剧里，展现了他们的力。王力的《古代汉语》和吴楚材、吴调侯的《古文观止》，是她的古汉语入门教材，其中最喜欢《左传》和《国语》选段，不为别的，单只是欣赏里面的辞令：那么悠扬委婉，却又绝不肯委屈。蔡东藩从两汉到民国的历史演义，也是童年时代的她很爱读的书，虽然直到多年后，她才意识到所有的历史都不过是演义，叙述的方式和角度，往往比叙述的内容更重要。

从儿童时代开始在报刊发表诗文，到17岁那年，田晓菲已出版3本诗集。有一段关于她少女时代最出名的传说，是关于她和诗人海子的友谊，据说海子曾告诉她，如果能坚持，她将成为一位伟大的诗人。田晓菲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她其实并不认识也从未见过海子，但她觉得这个故事反映出来的编故事人心态很有趣，“因为完全不懂写诗是怎么回事。写诗不是减肥，难道是某种需要‘坚持’的活动吗？‘坚持’听起来真是辛苦，从‘坚持’而能成为伟大的诗人，必无此理。”

坊间传说从不讲究道理，甚至没有新意，另一些传说有关田晓菲的婚姻与爱情。约二十年前有篇发表于某通俗杂志的文章编造出她和她先生恋爱、求婚的细节，甚至编造了他们的结婚日期，在互联网上广为流传。而事实上，田晓菲很在意个人隐私，“如果你看到关于我们的故事里有很多个人生活细节和对话，那一定是捏造的。”她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这些关于他们婚恋的编造好象是从最蹩脚的三流小说里抄来的情节，“简直太没有想象力”。

了解一个人最好的方式，明明应该是她的书籍。这些年，田晓菲从事最多的是学术写作，她一直对魏晋南北朝的文学与社会有强烈的兴趣，近期又开始研究唐代，此外对明清文学甚至现当代文学都有论述。她的专著并不因专业而枯燥，在考据引用、严谨学术的阐释范式中，她仍然保留诗人的文学化表达，对于一些文学史上的现象不乏新鲜见解，论证时的对比跨越雅俗古今。她从不是一个独守书斋埋于故纸堆中的学者，她看金庸小说，也看周星驰的《大话西游》和《少林足球》，在研究“三国想象”的变迁史时，还专门去看三国粉丝的网络文学作品。

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的专访中，与她的文章、著作一样，她对当下活生生的社会文化和现实，都有自己的关怀与思考。

做好中国古典文学“翻译”的工作

中国新闻周刊：你现在执教于哈佛大学东亚系，请问你在教学和学术研究方面的如何分配时间？你的学生中，国籍比例大概是什么情况？听说你会花很大精力在教学上，因为美国的学生自由选课，如果不投入精力会影响自己的学生数量甚至整个系的学生数量。

田晓菲：我没计算过时间分配比例，也无法计算。我为研究生讨论班备课，和自己的学术研究往往不可分开；为本科生备课则和自己的学术研究没有直接的关系，是很不一样的体验。但无论哪种课程，我投入的时间和精力确实都非常多。这有好几个原因：一，我喜欢教书，喜欢我的学生；越是“难教”的学生，就越是在帮助我成为一个更好的老师。二，我总是从教学过程中学习到、领悟到很多东西，“教学相长”不是虚言。三，教书是我的工作，我有一个信念，就是一个人无论是做什么职业，都应该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对自己做的工作有一种骄傲感，对得起自己的薪水；所以，如果我是个鞋匠，我也一定是个兢兢业业的有很多回头客的鞋匠，这是我的本性。四，作为中国人，我对自己的工作还有一种更大的责任感：在美国大学教中国古典文学，就好比是为中国古典文化做代言人，我们所面临的现实，是和我们国内大学中文系的同行非常不同的；中国古典文学本身就已经属于冷门，这意味着我们就更是必须能够在多种意义上承担好“翻译”的工作。近几年，从研究生到本科生，越来越多的学生是华人，族裔比例失调，而我最大的希望，是学生种族、语言、文化背景的多样化，因为，请你想象一下：如果在未来的世界，只有中国人才对中国文学感兴趣，那岂不是中国文化最大的悲哀吗！这里当然有一些因素是超出我们控制的，但是作为一个中国古典文学教授，我有一种责任感。

中国新闻周刊：你说过现代人和古人之间的文化隔阂远胜于不同国家间的文化隔阂，那么你怎么给美国学生讲明白中国的古典文学？你的美国学生等于有双份隔阂。

田晓菲：你想中国的大学生会觉得他们看不明白荷马史诗或者莎士比亚戏剧吗？他们在看《堂吉诃德》时会觉得有双重隔阂吗？中国古典文学和所有其他语言文化的文学一样，既有历史文化的特殊性，也有人性的普遍性。它不是人类世界文学中不可理解不可接近的怪物，也千万不要自己把自己定位成不可理解不可接近的怪物。

中国新闻周刊：你似乎曾经说过自己的写作实践赶不上自己的理想，你的理想是什么？不同的年龄会有不同的理想吗？

田晓菲：最好不谈“理想”，只谈“愿望”。理想是个“大词”，愿望是个“小词”。“理想”是固定的，僵硬的，带有束缚性和压迫性的，它或者还没实现，或者已经实现，已经实现的就不再是理想，还没实现的时候，总是迫使一个人把注意力放在“还没有”上；但是“愿望”却是可以不断变化、不断发展、不断扩大的。不同的年龄当然有不同的愿望，而且同样的愿望也可以不断地修正和调整。向自己的愿望所在的那个方向永远不断地接近，是人生最大的乐趣所在。在写作方面，无论文学创作还是学术写作，我目前的愿望是能够精确地、清晰地、有力地表达自己想说的东西，因为随着人生经验的积累和知性的成长，随着想法日益复杂、丰富、清晰，会强烈感到对思想的表达也需要同步的变化。

新体诗 “俗”了是好事

中国新闻周刊：国内一些诗人和学者有个观点，认为中国古诗已成为一种类型化写作，用词、意向、典故都已经固定，今天的人很难再用这种形式表达当代生活，你是否同意这种观点？

田晓菲：在有诗才的人的手里，什么都是可能的，只是有诗才的人“多乎哉、不多也”而已。没有诗才的话，用新诗的形式也照样表达不好当代生活。不过，写诗归根结底是个人的事情，只要自己高兴和写起来顺手，尽可以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喜欢用什么语言和形式就用什么语言和形式，没有必要去管别人尤其是学者说什么。

中国新闻周刊：你说过古诗和新诗有本质区别，即古诗是“每个人的诗”，但新诗是“诗人的诗”，您的意思是古诗在描绘生命、生活本身的样子而不是表达自我？很多人恰恰觉得古诗是“诗人的诗”，新诗才是“每个人的诗”，因为新诗常常反应当下的社会现象。

田晓菲：我们可以看看这样的诗句：“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或者，“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这是诗人的诗呢，还是每个人的诗？再看看这首题为《挽歌》的诗：“月亮下的小土豆/月亮下的小土豆/走来一只狗/嗅/月亮下的小土豆。” 这是每个人的诗呢，还是诗人的诗？前些年我在做网络诗歌研究时，对新体诗和旧体诗的题目很感兴趣，比如当时曾看到旧体诗题为《二十五省份遭遇雾霾天气、南京中小学紧急停课》，还有关于岳母手术住院、出院回家后以诗记之的题目。这些诗，从它们的相当典型的旧体诗题目，到它们的内容，都是“每个人”的诗。

但是，从另一方面说来，后一种观点也有其道理。为什么？因为文学和文化现象就和我们的世界一样是在不断变动中的。对于研究当代文学与文化现象的学者来说，必须保持思想的敏锐度和观察的即时性，看到这些不断发生的变化。我近年有一篇专写聂绀弩的文章（以英文发表），最后就正是谈到，近年来旧体诗和新体诗似乎颠倒了位置：新体诗越写越放开了，越写越平常心了、家常化了，在某些人看来就是“俗”了，这都是好事；相比之下，旧体诗反而越来越作姿态了，越来越被赋予宏大意义了，也越来越因为学院人士的介入而束手束脚、端起架子和僵硬了。

中国新闻周刊：你最后发表的诗集是在1988年，似乎诗歌属于你的少年时代，成年之后你为什么没有继续写诗呢？

田晓菲：没有出版诗集，并不意味没有写诗啊！我还在写诗，而且自觉比少年时代和青年时代都要写得稍微好一点（笑）。也许哪一天有兴致、有时间，会把它们结集出版，也许决定等到死后再出——这主要得看老了准备离世的时候是不是决计给儿子或者哪个从前的学生添一些头痛麻烦。谁知道呢？人生应得有点“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态度。

中国新闻周刊：如今一提到田晓菲，人们还会说“天才少女”，或者提到你的先生是宇文所安，这些都不可避免地成为你身上的标签，你会排斥这些标签吗？

田晓菲：我有很多标签，很多身份，没有一个单一的标签和身份能够代表我。别人给我标签，是别人的事，和我没有关系，因为别人怎么看你，从来都不反映你在哪里，只反映他们自己在哪里或者“还在”哪里。

“咬牙吃苦才得来的‘收获’总是相当平庸”

中国新闻周刊：听说宇文所安的父亲是一位物理学家，常告诫宇文所安：聪明不值钱。你们都认可这句话是吗？你们都认为勤奋更加重要？但会不会勤奋本身就是聪明的组成部分？

田晓菲：我这里的回答只代表我自己：我认可这句话，但是我不认为聪明的反面是勤奋。事实上我并不喜欢“勤奋”这个词，因为听上去充满了“吃苦”的回声。古今中外不乏“没有痛苦、就没有收获”（No pain， no gain）这样的陈词滥调，都很误导人，因为咬牙吃苦才得来的“收获”总是相当平庸、微小、可怜的。在我看来，真正的关键词是“热情”：如果对自己做的事情满怀热情，那么做起来就充满乐趣，那么做这个事情的本身就已经是极大的收获，就更不用说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收获了。

中国新闻周刊：以你对中国思想史、文学史多年的研究，如今我们自己所遇到的问题和当今世界的困境某种程度是否可以在历史中找到答案？

田晓菲：历史中没有对具体问题的具体答案，因为每个具体问题都是具有现时性的，都是独一无二的。但是，有一些古老的智慧，可以为我们在当代世界遇到的具体问题提供一些抽象的参考。比如说，“变通”这个概念。宇宙万物都在永远不停地运动和变易，不变则不通，不通则不久。内与外的界线是人为的建构，而且也是在不断变动的。从历史上看，混杂与流动才是人类的常态，也是进化的基础。

中国新闻周刊：你那一代年轻人如何解决自己的迷茫？今天中国年轻人的苦恼和迷茫是不知道疫情要将人类带去何方，不知道全球合作的时代是不是已经远去，时代浪潮不可避免地影响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但在时代面前，个人又是渺小的。

田晓菲：谢谢你的问题。世界，国家，都是由个人构成的。个人可以迷茫，但并不渺小和无力。对于你的爱人、孩子、父母、亲人、朋友、同事甚至邻居来说，你的存在非常重要，非常真实，你的言行可以伤害或者安慰，可以使人愤怒或者感动，可以让一颗心破碎或者狂喜，怎么能说你是无力和渺小的呢？或者，从反面来说，这世界上又有几个人，作为“个人”，相对于“时代”，或者就相对于这个“疫情”来说吧，是巨大的、始终清晰无疑的和独自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呢？没有一个人。我们每个人第一最重要的工作是面对和处理好我们自己，在面对和处理自己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是最强大的，因为我们对自己的心态、情感、言语、行为，有着百分之百的决定权，而我们的心态、情感、言语和行为又可以影响我们周围的人和环境。归根结底，我们每一个人，都只能，也完全有能力，从我们每个人所处的位置，在我们个人的能力范围所及之内，为世界打开一盏照明的灯。

我年轻的时候，从80年代中到80年代末，经历过巨大的痛苦、挫折、失败，迷茫和烦恼也非常多。但这些都是好事：没有烦恼和迷茫，就不会去主动地、自觉地、强烈地追求欢乐和清晰。我们的时代是一个充满反差的时代，但有了反差，才会促使我们作出比较和判断，我们才会异常清楚和强烈地知道我们自己到底要什么、什么东西对我们来说最宝贵。否则，我们的日子会变得太舒服、太自满、太麻木和混沌，好象喂饱的家禽一样。所以，迷茫不是坏事，只要别让自己沉溺下去，就会反过来变成一种力量，带来积极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