凛冬已至！一代华人困在硅谷：赴美十年，终成炮灰？（组图）

面试她的领导当时是这样描绘她的职业前景的：“这是CEO特批的一个岗位，非常重要，CEO很强调产品，你这个岗位要负责公司很大一部分业绩增长。”

然而，三个月后，这个“非常重要的特批岗位”就被弃如敝履。

一个阴谋论开始在硅谷流传：马斯克在财报发布前大刀阔斧“减员增效”只是一个序幕，下注暂无成果的科技巨头们迅速效仿之。和“暴君”马斯克相比，其他公司的大规模裁员竟然显得没那么可恨起来。

像过去10年牛市那样轻松拿钱已成历史，今天的科技行业不得不面临投资人对回报的苛刻期待，高利率和动荡的市场让其他融资手段也变得更加困难。

美国科技企业风雨飘摇，船上再也容纳不下那么多人了。

激进扩张的代价

屠刀落下之前，Gemma曾收到一封全员信。

她回忆，CEO在信中说要缩减成本，并给出了很多解决方案，比如节省运营成本、提高自动化、优化效率，“当然，裁员是最后一种，也是最不想实施的”。

不过事实是，前几项成本缩减措施并不够的时候，“人员开销”被纳入考虑。

去年8月8日，先是非美国地区的部门接到了传递噩耗的电话，接着是美国部门，HR安排约谈的邮件每小时下发一批，慢慢地，裁员噩耗蔓延到整个公司15%的员工手中。

“我们组属于engineering，是重灾区，基本上去年加入的员工都被裁了，我们组base美国的几乎都被端了。”

Gemma告诉36氪，HR和她的一对一谈话简短而残酷，大概十分钟，原话是“这也不是你的错，但是你被影响了”。

这当然不是Gemma的错，她不过是那个被科技行业膨胀恶果吞噬的牺牲品。

2009年到2018年间，以FAANG（Facebook、亚马逊、苹果、奈飞、谷歌）为代表的五家移动互联网公司，利润增长6倍，占标普500比例从3%提升至9%。

除了科技要素生产力的提升外，宽松的金融环境，也帮助美股科技股长期保持着“高利润率”和“高杠杆率”，扩张自然成为这一时期的主旋律。

科技企业在美国股票市场占据着很大比例，但他们所提供的岗位，在就业市场仅占2%。

这2%的市场在过去两年中贪婪吸入着远超可容纳体量的劳动力，美国就业数据显示，直到去年底，科技行业每月净流入（新雇佣人人数-离职者人数）仍达1万人以上。

2021年美联储一年时间放水23万亿美元，硅谷巨头们手握钞票，选择大举扩张。其中，Meta最为典型。据统计，Meta在2020年和2021年总共增加了超2.7万名员工，去年前9个月，又增加了1.5万人，而谷歌、微软、亚马逊去年的人员规模也一度同比增长超过20%。

在“人力即资产”的互联网公司，对程序员的需求进入一个高潮。

一位现就职亚马逊，有着30年经验工程师表示，2017年，公司还可以用15万美元的薪资招到一名中等资历的程序员（3至5年工作经验），而到了2022年，这个数字飙升到了40万美元。

“这是一个循环，”Gemma回忆起2021年科技公司盲目扩张的盛况，“大厂们给的package很高，让整个就业市场产生了一种‘非大厂不去’的偏见。”

2020年，已经从Uber离职的David发起成立了一个名为Tech Job Community（后简称TJC）的社区组织，主要为了华人互助，成立的由头，便是那年硅谷掀起的首次科技裁员潮。

运营TJC的关系，2021年下半年，很多朋友在跳槽选offer时，来找David咨询，他因此看到不少称得上“离谱”的offer。“公司为了抢人，同样的岗位，相比2020年，2021年的总包可以增加10万到20万美元。”

David看到这些眩晕的数字只觉得这个市场“too good to be true”，“公司增长远远把通货膨胀甩在后面了”。

而最近一段时间，TJC再次拥挤起来，短短三周内涌入1000多人——都是当下硅谷裁员潮中受影响的华人。David一个个手动将他们加到社群中。

TJC网站上，提供了一个名为“Candidate Postings”的表格，近期的求职者信息被列在了上面，便于招聘方联系。从1月的名单来看，被裁职位九成是软件工程师，大部分只有一年及以下工作经验，集中来自亚马逊、Meta、推特、eBay等科技公司。

David观察，“这次裁员华人相对而言受影响比较大，是一个客观结果，因为在美华人从事工程师的比例最高，而工程师也往往薪资最高，所以不幸的就是，当工程师被裁时，华人受影响比例自然更大一些。”

从读书到工作，David完整经历了美国科技十年长牛，原本以为一切就会照这样发展下去，但转折来得没有预兆。

David和Gemma一样，作为在美国生活了十余年的80后，这代人当初选择赴美的想法也很统一而简单——见见世面。

2010年左右，是众多后来如日中天的美国科技独角兽密集诞生的时间，Wework、Uber、Airbnb、Github……风投all in移动互联网，随之，硅谷也高调地进入了科技创业高潮期，同时纳斯达克市场指数开始从2100点一路上扬。

这一切对于当时刚走出校园的人而言，充满了吸引力，David也是其中之一。“当时在中科大已经保送博士，但觉得自己的底子还很薄弱，对人工智能又很感兴趣，所以想去美国学习最先进的技术。”

借了2000美元，凑齐了基本的申请费，David如愿到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进行深造，并在2015年加入了风头正盛的Uber。

“那时，感觉Uber能招到全世界最好的技术人员，我们同一批进去的人，几乎之前都有创业经历，某某公司的CTO不计其数。”

David确实赶上了“美国大厂”招兵买马的巅峰期。不止Uber，一批中国技术人才在那几年内都流向了硅谷的科技公司。

Gemma也意识到自己以为的主观选择，实际上潜移默化中受到了市场周期的影响。

“各行各业都存在周期与循环。现在回想我自己为什么会转行？也是大市场cycle的作用，每次轮回都是币圈先火，再是科技，再是其他行业。”

裁员未完，收缩继续

虽然裁员是硅谷当下共同的噩梦，但大厂的应对能力不尽相同。在扩张与紧缩的大起大落过程中，如何花钱、花多少钱、如何裁员，眼下，科技公司面临的审视更加严苛。

Meta在曝出11月的裁员大新闻之前，消息已经断断续续传了近半年。尽管如此，近两年Meta员工人数仍就持续上升，去年三季度人数增速甚至同比高达28%。

“口号式裁员。”Gemma了然于胸。Meta每次裁员的消息喊得又响又快，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都算不上是好事。

“一方面，像这次，官方事先声张发公告的裁员，更多是希望员工自己走，但大家也不傻，有身份的人，他们不会走，会等到拿钱走人，没有身份的，更不会自己主动请辞。所以之前很多次Meta的裁员消息，都是雷声大雨点小。”

还有另一个侧面证明Meta的拖沓。Meta的万人大裁员集中在人力及销售岗位，而此前半年里，这两个工种早已开始裁员动作，“这种非技术岗，花了半年时间都没整顿完，就看出Meta内部效率非常低”。

Gemma的想法是，“这和苹果形成鲜明对比，去年8月时，苹果曾裁员约100人，但动作干净利落，也没有发任何声明”。

从公司经营角度考量，不管是赔偿还是员工纠纷，裁员的过程本身，同样会消耗大量公司资源，不宜久战。某种程度上，怎样对待裁员，和管理者运用公司各类资源的风格如出一辙。

“所以有时大厂开出过度高价的薪资包，其实是不节俭的体现，薪酬体系合理，是公司稳定可持续的基础之一。”Gemma说。显然，扎克伯格在花钱上很不谨慎，“Meta的门卫都不外包，而是采用编制内员工。”

扎克伯格的“大手笔”，还用在更显眼的地方——元宇宙。截至目前，扎克伯格已经不顾股东劝阻，在元宇宙上花了300亿美元，而且没有克制的迹象，今年，他预计还将投入1000亿美元。

缺乏正确预期及计划的财务行为，让Meta在去年美国科技公司危机中，成了最脆弱的那一个。

2022年以来，从财报接连暴雷，到VR砍单、多次股价暴跌，Meta伤痕累累。

“我错了，我要为此负责。”扎克伯格在公开信中忏悔，但在已经太晚的当下，他负责的方法，只有牺牲掉大量员工和他们背后的家庭。

裁员旷日持久，走的人悻悻而去，留下的人也无法如往常安心。

刚忙完年底Holiday Sales——这一美国电商人全年最重要的大促季，亚马逊的1.8万名员工就面临着被公司抛弃的风险，设备部门的华人产品经理May就是其中一员。

去年11月，亚马逊已经开启了第一轮小规模裁员，主要涉及Device（设备）部门，而当时就有传言称“更大的腥风血雨还在后面”。

May是11月那批裁员的幸存者，“大促季用到我们部门的地方非常少，就先从我们下手，年后再裁的，都是大促活动的主力军部门。”

元旦后第四天，亚马逊全体员工收到了一封来自CEO Andy Jessy的邮件，被通知公司将“继续裁员”，涉及的正是刚忙完年终大促的Store（商店）部门和PXT（人员、体验和技术）部门。

Andy在信中告诉大家，正式的裁员通知和谈判，将从1月18日开始。这意味着，真正的审判日来临前，亚马逊员工要等待不安的两周，紧张情绪瞬间在公司内部沟通软件上弥漫开来。

“大家都在小组讨论里各种猜测，产生了很多不必要的恐慌。即使是没有身份顾虑的人，主要收入来源只有这份工作，也会感到担忧。”

去年11月以来，May的大部分工作都被迫进入了“待定”状态。年底正值亚马逊各个部门做运营计划的时间，受裁员影响，很多部门需要重新调整项目目标，而May所在的设备部，也只得不断校准合作部门的计划。

“和我对接密切的首席产品负责人也被裁了，感觉下一年给我们的support要黄了。”May告诉36氪，“裁员的安排每天都在变，一会儿说亚马逊内部都可以转组，一会儿说要同一个部门才可以，想招人的也招不进来。这段时间充满了不确定性，效率很低。”她感觉公司几乎按下了两个月的暂停键。

裁员计划的另一部分，是针对即将于今年入职的应届生们。

去年12月中旬，Tim所在的NG（New Graduate）offer群里有很多人陆续接到了亚马逊HR的电话，称入职时间被强制推迟6个月，如果不同意就撤销offer。Tim自然也没能逃脱噩运，原本明年上半年入职的亚马逊offer，被推迟到了2023年12月。

他收到的邮件写着：“在当下宏观经济环境之下，更谨慎地推动商业决策，对亚马逊来说变得前所未有的重要。”这意味着，2023年全年，亚马逊都将对招聘规模保持收缩状态。

“2023年才是真正的考验。”May说，“去年虽然经济下行，但个体并没有感受到过多的影响，因为年初定下的很多计划，年内可调整空间有限。而年底各大厂开始的裁员，才是真正的信号——大家都在为2023年更紧缩的预算做准备。”

从二级市场来看，美国科技行业去年几乎遭遇灭顶之灾。纳斯达克指数在2022年累计下跌33.1%，特斯拉、亚马逊、Meta等明星科技公司跌幅更是达50%以上。

而更悲观的消息是，2023年走势并不会掉头向上。

骏利亨德森投资全球资产配置主管Ashwin Alankar预测，最坏情况下，科技股今年可能还会再下跌20%。“裁员往往是降本增效的最后一招，所以出现万人裁员时，情况难言乐观。我看到，需求比市场预期糟糕得多，市盈率会进一步收缩。”

硅谷，围城？

硅谷历史上，上一次“massive layoff”（大规模裁员）要追溯到2008年。随着雷曼兄弟宣告破产，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达到了高点。

据美国劳工局统计，2008到2009年，美国失去了880万个工作岗位，总和新增从2010年才开始恢复至106万的水平，一年后恢复到200万以上的水平。

中国“留学热”开始于新千年，第一代技术人才外流也始于那时。在综合国力提升和留学政策利好的共同作用下，留学潮袭来，中国悄然成为全球最大的留学生输出国之一。

2010年7月，《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发布，进一步加速推进“支持留学、来去自由”。到了2018年，中国出国留学人数达到峰值，突破60万。

但2010年后，一个重要的变化是，与人才流出相对应的回流也在提速。数据显示，从2003年开始，中国出国与归国人数之比不断缩小，2010年为2.11:1，2015年为1.28:1，而2002年时，这一数字还曾是6.94∶1。

很多那时归国的硅谷精英的名字，在日后成了国内科技圈里总被提及的人物。

当时“硅谷最有权势的华人”、微软前全球执行副总裁陆奇，在2016年归国，担任百度COO，被看作是新版精英归国的代表；曾在IBM工作的刘自鸿，2012年回国创办了柔宇科技；同年，担任Google总部科学家的李志飞，辞职归国创办了出门问问。

借着移动互联网的风口，不管是创业还是加入大厂，这些归国精英迫切地追赶着中国速度。

虽然舆论对于这批精英归国的原因看法不一，不乏声音提到“华人在硅谷发展受限”“华人在硅谷被印度帮碾压”。但无论如何，那几年市场的大门还敞开着，他们还是幸运地赶上了中国科技的上行通道，拿到了黄金期尾声的船票。

等到80后华人工程师开始在硅谷施展拳脚的时候，故事走向就不一样了。短暂的繁荣后，他们只能面对太平洋两岸同时上演的大衰退，没有退路。“

还是要对经济环境和大趋势有一些敬畏之心，有些人觉得自己能不受大环境影响，但是其实很难，每个人都是尘埃。”Gemma说道。

大部分被裁员的硅谷员工，虽然会得到一笔可观的遣散费，但摆在他们面前的是更加严峻的去留问题。

最开始，选择哪家公司就职，掺杂着多重因素的考量，对在美华人而言，决定生存的“身份”问题自然被摆在首要位置。

一位被Meta裁掉的工程师向36氪表达了后悔的心情：“从毕业后OPT，甚至挂靠，再到工作之后申请140，绿卡申请，可以说每一步都不允许我们失业。如果回到刚毕业的时候，重新选择，能否最快落实身份一定是第一选择，而不是package的大小。”

Gemma当初的考量则是，“不管是工作签证，还是绿卡，很多华人选择进小厂，要么是因为大厂办身份的流程很久，要么是压根不给解决身份问题，所以放弃入职大厂”。

但如果在小厂不幸被裁员，就只能承担此前选择造成的风险，并进入一种恶性循环——小厂裁员不为人知晓、面试受歧视、最终很可能耽搁身份问题。

再一次衰退来临，硅谷需要多久恢复生机？已经离开科技行业的Gemma不再关心，相比于宏观环境，她更疲于照顾自己受伤的心理状态，推进新工作的面试时，Gemma才意识到，小厂被裁所要面对的处境比大厂严峻得多，远远超出她的想象。

像Meta这样的大厂裁员11000人，毫无疑问是爆炸性新闻，虽然是消息是负面的，但Gemma发现，广泛传播到人尽皆知的裁员消息，实际利于被裁员工后续找工作。一方面，面试官会知晓公司的裁员行为，不过度质疑候选人，另一方面，裁员消息也会吸引面试官主动抛来橄榄枝。

此前经历的一轮面试中，Gemma离拿offer只差最后一步，但面试官仍对她被裁一事心有芥蒂，因此找到内推Gemma的员工表达了一连串疑问：“她真的是被裁掉的吗？不是自己的表现有问题吗？才进去三个月，真的不是她自己的问题吗？”

“很尴尬，他们坚持认为是候选人自身的问题”，内推Gemma的朋友除了把裁员官方新闻发给面试官，没有办法解释任何事。

类似的质疑几乎出现在Gemma的每一场面试中，“你看你之前的选择都不对”“是不是你这人运气比较差”······

“被裁之后鼓着勇气去到市场上，面试官却戴着有色眼镜看我们，是二次伤害。”Gemma很沮丧，“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感同身受。”

在硅谷当个快乐“打工人”的时代已经过去，不论是闹得沸沸扬扬的裁员，还是健身房会员、移动办公、餐补等，这些常规福利都在一步步减少，“节衣缩食”成为美国科技行业的常态。

太平洋彼岸有更多的机会吗？“肯定有想过回国。”但David的语气却有些犹豫，毕竟，国内互联网行业的境况也好不到哪里去。

David欣慰的是，即使眼下陷入困顿，但他并非没有经历过好日子。

David初到美国读书时，还是欠了一屁股债的状态，但毕业之后两三年就还清了所有钱，并且在美国拥有了自己的一套房，“如果我在国内，是很难做到的”。

来自中国的“代码精英”在全球两大数字经济体之间迁徙和流动，成为一个个财富神话的见证人，但残忍的是，当大幕拉上，一句周期的眼泪无法解释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