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苦力贸易到排华》：19世纪末的澳洲政客，总能藉“非我族类”的华人打造民族主义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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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自淘金热时期，澳洲华人，身为企业家、地方税纳税人、靠工资为生者，已表现出对近代价值观的认同。至于入侵一说，诸殖民地的华人人口依旧不多——一八九一年，少者，在维多利亚占不到百分之一，多者，在昆士兰占几乎百分之五。

昆士兰北部的民意并不尽然反华人。一如在达尔文所见，华人在北部海岸的新口岸库克敦、道格拉斯港（Port Douglas）镇上和周边地区提供农产品和服务。在偏远区域，他们为华人、白人、原住民供应商品；原住民有时充当华人店家的向导。

华人移民也协助建立了昆士兰第一座甘蔗园，在凯恩斯（Cairns）区开垦出玉米田、稻田、果园，尤其香蕉园。最大的华人农场主从中国南部自行引进契约工；华人企业家维持住与新加坡、香港、整个东南亚的商业关系。昆士兰北部华人遍布，反映了两个事实，即此地区较接近中国，以及白人认为热带地区不适合白人定居或劳动。

白人放弃帕尔默河地区时，吁请殖民地政府对华人设下限制。一八七六年，昆士兰议会提议调涨来自非洲、亚洲的外国人采矿、经商的许可费，对来自香港、停靠库克敦的船只施行新的管理规定。但殖民地总督凯恩斯搁置此议，担心此举会违反中英条约、损害来自新加坡和香港之华人的权利，毕竟这些华人是英国子民。

后来，一八七八年昆士兰议会立法不准来自亚洲的外国人（非英国子民）进入「新」金矿区，借此处理大英帝国所关心之事，此举形同规定亚洲人只准进入已开采过的矿区。

眼见昆士兰北部境内不只华人日增，而且亚洲人、太平洋岛民日增，白人日益惊恐。甘蔗田、棉花田利用来自西南太平洋美拉尼西亚群岛的劳工一事（白人把在澳洲做工的太平洋岛民贬称为卡纳卡人〔Kanaka〕），争议尤其大。

麦凯（Mackay）区的反亚洲人请愿者宣告，「每引进一个太平洋岛民，就有一个欧裔劳工被赶走」，种植园主则申明其「作为英国子民」，输入契约工的「权利」，并搬出与印度的协议和作为大原则的自由放任说来支持自己的论点。昆士兰议会立法管制劳工输入，但「以诓骗或绑架方式将太平洋岛民带至澳洲做工」（blackbirding）和骇人的工作环境依旧未消。

白人族群更普遍的忧心，系新永久拓居地的前景、自由劳力市场里和小本生意领域的竞争、人口的自然增长。这三个因素似乎注定白人社会不会有未来。有个住在最北边沿海城市的白人写道：「唐斯维尔（Downsville）因匮乏、不幸、卖淫而拔得头筹。华人、卡纳卡人、爪哇人、僧伽罗人、日本人、世上其他所有会带来麻疯病的族类，都已来到唐斯维尔。」

《电讯报》（Telegraph）问道，白种工人「会不吭一声站在旁边，看著这些非裔推著婴儿车；驾著双轮单马轻便马车；整理菜园；去马铃薯皮、擦洗地板；洗盘子，而他们自己，或他们的年轻女儿，根据性别或体力的胜任程度，想要从事同样的工作，但工资较低，这样的事会发生？……由（太平洋岛民）履约期满后留在澳洲，可清楚看出他们喜欢澳洲。」卡纳克人问题和华人问题合流为「黑祸和黄祸」（black and yellow agony）。

就在华人问题于昆士兰挑起争议的同时，此问题在南部诸殖民地重新浮上台面，但不是出现于金矿区，而是在墨尔本和雪梨。住在城市的华人其实很少，而且都从事最适合华人从事的行业——种菜贩卖、兜售、家具制造。华人只在家具制造上与白人工匠有竞争关系。一八七○年代后期，维多利亚的制造商和受雇者组成贸易协会，以「用各种正当手段让欧洲人继续掌控家具业」。

在墨尔本国际博览会即将举行之际，该协会与该博览会的主事者谈定，只向未雇用华人的维多利亚制造商买椅子。但此协议遭撤销，或许系顾忌英中关系的殖民地官员施压所致。椅商找其他行业的白人劳工壮声势，示警他们所遭遇的「少许」不幸，只是华人全面入侵此殖民地的开端。数千白人出席「大型集会」（群众示威），有个反华人联盟成立，城里和郊区的中产阶级、小商家加入战场——这三者全是针对华人问题所发动之跨阶级政治运动的新兴模式的主要元素。

约略与此同时，在雪梨，澳洲船员工会与澳洲轮船公司（Australian Steam Navigation Company）交手，该公司决定针对其行驶斐济、新喀里多尼亚贸易路线的船只，裁掉白人船员，改雇用华人船员，则是引发此对抗的缘由。

自一八六○年代起，走亚太航线（包括赴加州的横越太平洋航线）的轮船公司，在新加坡、香港雇用华人在船上工作，就已日渐普及。澳洲轮船公司一八七八年的举动，旨在使自己面对以香港为总部的公司的竞争，不致屈居下风。船员工会发动长达一年的群众运动，以逼议会立法限制澳洲船雇用华人，但新南威尔斯议会和殖民地辅政司麦可・费茨派翠克（Michael Fitzpatrick）不同意，搬出帝国义务支持其立场。船员工会回应以激烈罢工，赢得工会联合会和大众支持。

昆士兰政府扬言，澳洲轮船公司若继续雇用华人，会撤销对其的邮递业务补贴。该公司要从香港输入华工来破坏罢工之事传出时，万人聚集于雪梨的海德公园抗议。太平洋的种族抗争来到最白热化的阶段。

这场罢工引发政治危机，因为尽管新南威尔斯议会里支持对华人设限者颇多，商会和总理亨利・法内尔（Henry Farnell）不愿让工会主导殖民地政策——尽管他心里未必不支持此议。法内尔的内阁最终于一八七八年十二月垮台；亨利・帕克斯（Henry Parkes）爵士，在新南威尔斯政坛打滚多年的激进自由派人士，组成联合政府，承诺立法限制华人移入。此事会花更久时间才达成，但一八七九年一月，劳资双方谈定澳洲轮船公司会减少其雇用的华人人数，罢工随之落幕。

一如在墨尔本，船员工会、雪梨手艺工会和劳动工会联合会（Sydney Trades and Labour Council）赢得中产阶级、小生产者、改革派支持，这些人为该市华人据说道德荡然、不讲卫生，感到惶惶不安。华人人口相对较少——一八七八年九百六十名华人住在雪梨，其中大多是男性——但有将近三分之一与白人女子成家，共生下五百八十六名小孩。这股趋势本可视为华人安居且同化的证据，但白人把这视为种族污染和「伤风败俗之事」。

诸殖民地里各具特点的反华人运动，就此殊途同归，在澳洲民族主义的大论述上理念一致，而澳洲民族主义的核心主张，就是建立「白人澳洲」。批评有色人种契约劳动的昆士兰人，修正带种族主义性质的气候理论，表示如果给予白人充分的补偿，白人能在热带地区干活。

《布里斯班信使报》（Brisbane Courier）严正表示，「我们的目标系把昆士兰全境打造为英国殖民地，有朝一日成为盎格鲁－澳大利亚国家的一部分……我们不想要有奴性的族类厕身于我们之间，我们和他们不会融为一体。」

此外，华人等亚洲人涌入北领地、昆士兰的问题，对新南威尔斯、维多利亚的白人来说，似乎攸关切身利益，这些白人认为北部的苦力会成群南移进入温带地区。政府派驻达尔文港的特派代表约翰・帕森斯（John Parsons），要人们提防中国南部商人的「强大联合会」随时会把「中国人倒进」达尔文。他说，「他们一旦踏上澳洲中央」，会「遍及诸殖民地」。新南威尔斯总理亨利・帕克斯写道，清廷正密谋于澳洲建立一中国人「殖民地」。

于是，忧心中国人入侵的心态，初现于淘金热时期，这时猛然重出江湖。一八五○年代期间，白人担心华人可能使他们对此大陆本就不牢固的掌控就此失去；至一八八○年代后期，他们自认已建立一个以自由劳动和民主为基础，本身渐趋成熟、甚至已经成熟的繁荣社会，而且认为华人不可能领会自由劳动和民主这两个价值观。

其实，自淘金热时期，澳洲华人，身为企业家、地方税纳税人、靠工资为生者，已表现出对近代价值观的认同。至于入侵一说，诸殖民地的华人人口依旧不多——一八九一年，少者，在维多利亚占不到百分之一，多者，在昆士兰占几乎百分之五。但政治人物在华人身上找到可据以打造民族主义观的「非我族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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