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台湾到澳洲，一位原住民电影人眼中的转型正义之路（视频/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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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借自己的第三部剧情片《哈勇家》（Gaga），来自台湾泰雅族背景的Leha Mebow（中文名：陈洁瑶 ）斩获金马奖最佳导演奖，成为世上第一位摘得该奖的原住民导演。

然而，她并不认为这样的成功能够一夜之间消除台湾原住民转型正义所面临的困境。

“台湾现在也在讲转型正义，但议题永远渗透不到民众，”Leha Mebow说。

Leha Mebow出生在台湾宜兰南澳的泰雅部落，幼时便跟随父母到台中生活。

由于在都市长大，她直到成年后才知道自己的族名，而在城市接受教育过程也让她体验到汉人主导社会对原住民的歧视和刻板印象。

“在我们国小的时期，体制的教育还教导大家我们是比较低等的，”Leha Mebow说。

“现在[这种教育]已经没有了，但这个东西还停留在大家的脑海。

在本月举行的墨尔本台湾电影节上，Laha Mebow带着她的获奖电影与墨尔本的观众分享了自己作为泰雅族导演的成长与创作经历。

在台湾，获得官方承认的原住民族共有16族，泰雅族是第三大族，主要分布于北部、花莲和宜兰等地。

根据台湾内政部户政司今年4月公布的数据，台湾现有原住民人口共有约58.5万，约占台湾总人口的2.48%。

根据台湾原住民数位博物馆公布的研究资料，最早一批定居台湾的原住民族可追溯至约6500年前，其中包括泰雅族、邹族、邵族和“西北支”。

而在1949年国民党统治台湾前，台湾原住民还曾经历漫长的荷兰、明清汉人及日本殖民统治，每个殖民政府都曾将推广官方语言教育，从而强化同化政策。

2016年，台湾总统蔡英文代表政府向台湾原住民致歉，并成立总统府原住民历史正义与转型正义委员会（简称：原转会），试图从“土地”、“历史”和“和解”三方面推动转型正义进程。

原住民转型正义是政府对过去的违法和不正义行为进行政策性弥补，从司法、历史、行政、宪法和赔偿等方面承认和反思对原住民施加的系统性和结构性的暴力。

但是，由于原转会没有议事、组织和调查的主导权，台湾政府也未将原住民转型正义写入《促进转型正义条例》，引发一些原住民团体和活动人士批评原转会象征意义多于实际。

“触及大众”

从筹划伊始，《哈勇家》便吸引了台湾影坛的关注，超过新台币5000万（约合澳币224万）的预算让这部影片成为台湾近十年来预算最高的影片。

但从迈入影坛至今，她也面对着外界对原住民题材电影根深蒂固的偏见。

在一些媒体和批评者眼中，原住民主题电影获奖就等于“政治正确”。

“因为我得了太多奖，隔天我就看到有一个新闻的标题，他连我的片名都没有写，只说获得最多奖项的是一部‘原住民电影’，就这样写，”Laha Mebow回忆道。

“连名字都不写，连了解这部片都不了解。

Laha Mebow表示，想消除社会对原住民的偏见“必须透过故事”，她期盼自己的电影可以让普通大众对泰雅族和原住民的经历产生共情。

“电影很奇特，他是艺术，它又是某种商业……更触及大众，”她说。

“其实从我拍的一部、第二部电影，我知道有人说[泰雅族、原住民电影]‘小众’，可是我觉得它就像溪流一样，永远会有人要看。

除了《哈勇家》外，Leha Mebow的前两部剧情片《不一样的月光》和《只要我长大》也都聚焦泰雅族传统故事和日常生活，合称为“泰雅电影三部曲”。

拍摄于2016年的《只要我长大》也获得台北电影奖最佳导演、最佳剪辑、最佳剧情长片、最佳新演员和百万首奖五项大奖，并代表台湾参加2017年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外语片角逐。

“从‘异’找到‘同’”

下周，Laha Mebow即将再度带着《哈勇家》来到澳大利亚，参加悉尼电影节。她表示，“如果有机会”，她希望能够与澳大利亚原住民创作者合作。

令人意外的是，《哈勇家》中绝大多数演员都是毫无表演经验的普通泰雅族族人，扮演“阿嬷”角色的林詹珍妹力压专业演员，夺得金马奖最佳女配角奖。

电影中，林詹珍妹表现自然，绝大多数表演通过泰雅语，日语和少量台语完成。Laha Mebow表示，这是演员的自然状态，“其实很写实“，“阿嬷”身上是台湾殖民史的缩影。

“老人家习惯族语，族语可以表达她所有的感受，”她说。

“我们之前又被日本殖民，其实原住民的关系跟日本人很深，其实也都会用一些日语......她讲过一句中文是在骂她儿子的时候，她讲台语是债主来讨债。 

在语言和文化上，台湾原住民族和南太平洋岛民、新西兰毛利人和澳大利亚托雷斯海峡岛民等同属南岛民族（Austronesian），台湾则是南岛语系的发源地。

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社会科学学院荣誉教授里奇·霍伊特（Richie Howitt）数十年来始终关注原住民地权问题。

他在2007年首度造访台湾，那时观察到的现象促使他开始对台湾原住民问题进行研究。

“澳大利亚和台湾的原住民情况有很多相似之处，包括对什么是‘承认’的含糊定义，”他告诉ABC中文。

“两个国家都面临巨大挑战，即你如何获得一种承认原住民自决权的体制、治理结构，把这些权利纳入国家治理方式中。

他表示，台湾的困境在于不同政权造成的社会割裂短期内难以弥合。

“经历日本50年的殖民统治，再加上国民党的长期军事统治，白色恐怖……原住民在这些殖民化浪潮中的经历，给台湾留下了一些真正深刻的分歧，扩大了暴力和压迫，”他解释道。

“台湾一直致力于承认原住民，[但]这种承认是模糊的。

“如果我们采用转型正义的原则，赔偿实际上是进程中一个真正重要的部分，这个过程和言辞一样重要。 

太平洋另一端的澳大利亚，针对“原住民之声”的支持声和反对声也正激烈辩论。

霍伊特说，澳大利亚也有“要吸取的教训”，而“真正转型正义的承诺，是对承认实施过的暴力及对社会造成的创伤的承诺”。

“对于那些经历过压迫创伤的人而言，倾听他们的声音实际上是那些在暴力中受益、暴力遗产接受者的责任，”他说。

”我们从原住民导师那里学到的是，不是我们拥有着土地，而是土地容纳着我们。

“如果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能学会倾听土地，倾听环境，倾听我们的人民，而不是告诉每个人他们需要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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