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悬赏通缉香港活动人士凸显北京政治压迫规模宏大（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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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政府将镇压政治异见者的行动扩大到了海外，对八名流亡海外的民主人士发出了悬赏通缉令，每人的悬赏金额为100万港币（约合19.1万澳元）。

这些成为目标的民主人士目前身在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他们是从一份更长的异见人士通缉名单中被挑选出来的。登上通缉令的人选给人一种精心策划的感觉：三名前立法会议员、三名活动人士、一名工会成员和一名律师，这表明名单既具有象征性，也注重实效。

这让人想起臭名昭著的“雨伞九人”审判，该审判为香港2014年“雨伞运动”抗议后长达数年的起诉画上了句号。三名学者、三名政治家和三名活动人士被一起审判和定罪，以向“有问题”的行业部门释放信号。

本周发出的通缉令上面的照片看起来并不是持枪歹徒，而更像是和蔼可亲的知识分子。

警方称他们犯有“非常严重的罪行”，主要是因为他们呼吁扭转香港面临的政治压迫局面。而根据有争议的《国家安全法》，这种行为被认为是“颠覆国家政权”，是一种可被判处终身监禁的罪行。

对香港的引渡如何进行？

根据1997年英国移交香港主权时同意的“一国两制”政策，香港名义上是北京的一个自治地区。

然而，《国安法》是在北京起草的，并在2019年经历了香港的动荡、持久的抗议活动之后适用于香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抗议就是出于担心该地区的自治权被打破而引发的。

《国安法》的一个奇怪的特点是其所谓的治外法权效力。它声称对在世界任何地方犯下任何罪行的任何国籍的人都有管辖权。

而香港政府是否能够真正把这些人送上法庭，完全是另一回事。

国际上的引渡法律受到了一些限制（在香港的例子中，严格来说是移交逃犯，因为只有国家才会进行引渡）。涉案的行为不仅在两地必须是足够严重的罪行，而且不能是政治罪行。

尽管香港政府夸大其词地宣称国家安全，这张通缉令却未能满足这两项条件。

此外，引渡是以司法管辖区之间的双边协议为指导。众多西方国家，包括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西兰，在《国安法》生效时中止了与香港的引渡协议——因为这些国家预见到了香港刑事司法的政治化。

中国无休止地打压批评者

本周收到通缉令的民主人士在离开香港时就已了解风向。他们可能再也不会回到香港，而且可能已经接受了这一可悲的事实。

然而，他们可能要慎重考虑前往那些与香港或北京保持引渡协议的司法管辖区。

这种风险超出了正式逮捕和引渡的范围。悬赏可能会助长私刑主义，与北京“共情”的政府可能会对这八名流亡活动人士的非法引渡视而不见，甚至提供便利。

2015年，五名香港书商从不同地点失踪，其中包括泰国。后来他们出现在北京，在国家级的媒体上“承认”了自己的罪行。这类事件证明了这种风险。

海外异见人士的存在长期以来令北京政府不满。与达赖喇嘛的长期争吵就是例证。但近年来，北京政府已显示出更大的决心来监督和影响海外中国侨民。

北京政府甚至在欧洲、北美和其他地方设立了秘密的“驻外警察办公室”，作为信息收集和采取骚扰的基地。

香港社会受到影响

过去，北京和香港可以被视为不同的政治实体，但在过去十年中，中国大陆和香港之间的“防火墙”已逐渐崩溃。香港政府和政治制度已被剥夺了民主元素，其国家安全和执法机构现在由中国大陆支配。

与中国大陆政府相比，香港政府花了更大的力气为其行为披上法律和法定程序的外衣。

然而，随着北京加紧追求威权的目标，这种策略越来越昭然若揭。中国政府与香港法律机构的合作进一步破坏了其已经破碎的合法性，而香港的法律机制曾一项备受赞誉。

香港的公民社会已经被一套横跨法律、政治、教育和媒体的镇压性改革所束缚。如今的通缉令是最新的迹象，表明只要批评中国大陆的人公开发声，中国大陆政府就永远不会停止封杀他们。

最终，这些通缉令可能只是中国大陆徒劳的过度反应，但其背后的意图仍应受到谴责。我们唯一希望的是，这种徒劳的目的只是应付差事。但它们威胁到了我们民主社会的核心——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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