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把杭州新东方举报到停课的网红，翻车了……（组图）

打假维权网红去打假，结果无非两种——

要么维权成功，要么网红翻车。

谁能想到，二者还能并列存在——

就在这两天，新东方全面停课、“铁头”直播被喷停，两个词条几乎同时冲上热搜。

铁头很委屈：几千万人、几亿人都在骂我，但我确信自己做的事是正确的。

铁头很确定：接下来，我暂时不会触碰教培行业了。

维权成功的网红，怎么就翻车了？

铁头，是职业打假维权网红。

遇到新东方之前，他是很多人眼中的“英雄”，他的视频评论区里基本上也是好评如潮的。

随便点开一条视频，就能看见铁头惊人的流量——10 万+评论数 ，24 万评论点赞。

这样的数据，放在任何平台上都是顶流网红，粉丝觉得他值得，因为铁头是被世界需要的人。在以往视频中，他总随身揣着意外险，无所畏惧地死磕不良商贩，替普通消费者打假维权。

不怕牺牲、不图名利、替天行道——

这似曾相识的行事准侧，是铁头最明确的标签。

要看维权打假的成绩和结果，铁头不完全是个反派。

在三亚海鲜市场，他揪出欺骗消费者的商贩，硬是等来市场监督管理局的 30 万顶格处罚。

在杭州商场，他投诉美容机构利用欺骗手段迫使大学生贷款医美，让不良美容机构被封店查办；在超市拐角，他举报利用虚假抽奖模式欺骗老年人的金镶玉，吓得违规商贩连夜跑路......

从事实和结果上看——

他是消费者最忠实的伙伴，打假维权的力度向来很大且效果明显。

每条视频的评论区里，都有消费者直言：大快人心。

偏偏这次维权成功后，被消费者骂的体无完肤。

8 月 4 日至 6 日，从三亚凯旋的铁头将矛头对准了教培行业。

他先是更新了两条暗访视频，询问新东方是否存在对中学生进行收费的学科类培训。

得到确切证据后，便一如既往直闯新东方教学点。

他很明确矛头对准小机构没用，只有新东方拉闸，才能起到杀鸡儆猴的作用，他带着收集来的证据和明确的双减政策，直言：要让补课行为在杭州断根。

铁头出发前就清楚这件事不可能失败，原因很简单——国家双减政策，包括浙江省教育厅颁布的一系列文件，以及义务教育法等，都是支持我干这个事情的。

只要政策是明确的，效果注定是显著的。

举报的结果确如所料：新东方该校区不得不拉闸关电，退费给学生家长，并遣散师生回家。据媒体报道，杭州市教育局“双减”办公室工作人员表示，已要求新东方停课。

但是铁头没料到，封的是新东方，翻车的却是自己。

举报成功后，铁头瞬间被骂声淹没。

家长们声援新东方，支持新东方，没人领这份情，人们更愿意同新东方比肩而立。

家长们质问铁头：“你不住别墅别人也不能住？你不喝牛奶别人也不许喝？”

铁头成了故事里的反派，为流量不择手段的打假贩。

梁山好汉是书本里的设定，但在更多人眼里梁山遍地流氓。

举报新东方后，铁头的流量再度攀升。

紧接着，直播带货的他很快被流量反噬。

弹幕里全是统一的评论：支持新东方；买了两份，一份退货，一份送检；我从来不退货，但这次他卖什么，我买了就退货……这场直播不得不提前结束。

客服还被骂哭，商家明确表示不会再与铁头合作。

面对南方周末采访时，铁头有些委屈：我肯定是对的，对于我们的国家也好，下一代也好，家长也好，这都是一个利大于弊的事情。

但他必须要面对舆论的现状，并明确表态：我暂时不会触碰教培行业了。

实际上，对于补课这件事，咱们的邻居——韩国，早就吵过好几轮了。

咱们都知道，要论教育内卷，韩国说第二，就没谁敢称第一。

时至今日，韩国考生已经卷到进化掉睡眠、卷到血管里流淌冰美式，也把韩国卷成了“补习班共和国”——

数据显示，截止2020年，韩国总人口5184 万，却有超过10万家从事校外培训服务的“学院”或“教学所”；

仅首尔一个城市，就有2.4 万家补习班，是该城咖啡店数量的2倍、便利店的3倍。

然而，很少有人知道，韩国的历任政府，都下手整顿过课外教培；

甚至，放眼整个人类历史，最早的“禁补令“，正是出自韩国之手。

（韩剧《天空之城》截图）

让我们先把时间调回大韩民国独立的那一年。

面对战后一片废墟的国家、支离破碎的教育体系以及13岁以上人口中近50%的文盲率，韩国教育政策的制定者打出“科教立国”的口号，希望借助资本主义与青年劳动力优势来发展国民经济，以期尽快实现国家的现代化。

而作为后发国家，这样的赶超之路，必然伴随内卷。

早在20世纪60年代，韩国初中、高中升学考试就出现了激烈竞争的局面——

据当时韩国媒体统计，韩国小学生群体中有81.2% 都在课外培训，有 48.2% 的小学生每周接受培训时长超过 4 小时。

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一名普通的韩国中学生大概率会在6~7小时学校课程之外，再参与 2 小时的补课、3小时的自主课外学习；

当时，仅在汉城（首尔旧称）一地，每年投入到校外培训的费用就高达 290 亿韩元。

一环紧扣一环。

如此烈火烹油般的补习业，必然会导致公立学校老师下海赚外快，然后公立学校教学质量下降，进而学生家长方不得不多花时间金钱补课等一系列教育问题——

这无疑让想要通过应试考试而获得发展机会的家庭苦不堪言，纷纷哀叹教育体系的畸形。

所以，早在20世纪60~70年代，韩国就对校外培训进行了多轮治理，比如：

1969 年、 1974 年，韩国曾实施过均衡发展政策，在公立和私立教育系统中提供统一课程，并取消了中学阶段的入学考试；

以及要求公立学校自己提供课外辅导服务、在校教师不得去课外培训班上课等等。

然而，落到具体执行层面，这些政策无一不是收效甚微；

甚至，还让”影子教育“问题越演越烈，毕竟，将不同学习水平的学生分组在一起，自然衍生出巨大的私人补习需求。

时间来到1980 年，韩国政府亮出了铁拳。

1980 年 7 月 30 日，韩国国家安全应急委员会发布《7.30 教育改革办法》，宣布施行《教育正常化与过热课外解消方案》；

其目的只有一个——全面、禁止、一切形式的课外辅导和补习班。

自此，长达 20 年的培训禁令时期，在韩国轰轰烈烈地展开。

（办法还包括利用高考改革与提供教育服务减轻升学压力）

当时，韩国各地共形成了18 个联合打击组、12 个教育部专项打击组、37 个民政部专项打击组、7个税务稽查组，四处查处补课行为；

一旦被这群“课外辅导打压队”发现有人顶风作案，罚款、坐1年牢都是轻的；

连济州市市长被发现违反禁令也得引咎辞职。

（韩国“禁补令”）

但吊诡的是，如此“铁人三项”、重拳出击，非但没有得到望子成龙的家长们的支持，政策的实施效果也并不理想：

首先，大规模的培训班，在明面上确实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汽车补习”、“乡村补习”、“深夜补习”等“游击战式补习手段“，折腾家长也折磨娃；

更何况，富人阶层有的是找漏洞、绕禁令的手段，以至于最需要教育资源加持的平民家庭，反而失去了学习的机会。

据统计，1980年到2000年，韩国的补习学院数量从381所增加到14013所，参与学生则从11.8万人增加到13.88万人。

（纪录片《学习的背叛》截图 | 图源：韩国EBS电视台）

现居美国的韩国博主@T.K. ，曾在他的推特账户上回顾这一新法律，并评价道：“它唯一起到的作用就是抬高了私人补习的价格。”

他直言，自己的父亲当时白天是高中教师、晚上是非法家教，第一套房钱就是这么赚的。

1998年，连国立首尔大学的校长也传出过为女儿安排非法家教的“丑闻”，后来不得不引咎辞职。

直到2000年，回过神儿来的韩国宪法法院终于宣布，彻底废除韩国的校外培训禁令。

韩国政府的“铁人三项”，至此宣告全盘失败。

其理由也很搞笑 —— 因为该禁令“侵犯了公民教育其子女的基本权利”。

在此之后，几乎每隔一阵儿，韩国政府都会推出针对教培行业的新规，比如：

李明博保守派政府时期，规定私人补习班只能开到晚上10点，“以确保孩子有充足的睡眠”；

文在寅左派政府时期，规定了课外培训机构对每个孩子每月收费不得超过700欧，否则“一经发现将被关闭”。

然而......

经历过长达20年的“禁补令”，应该说，人类所有“野生补课”方式几乎都被韩国人挖了个遍......

今年大热的韩剧《黑暗荣耀》中，就有宋慧乔饰演的女主在高铁上和学生“接头”、买相邻座票方便补课的情节。

（韩剧《天空之城》截图）

几十年间，韩国历任政府都下手整顿课外培训，但最终却是越打压，越疯狂。

每一次尝试，都让补习班变得更隐秘、更强大。

目前，《纽约时报》报道称，有75%的韩国学生就读于全国10万个补习班中，“企业化规模”的补习班更似“韩国教育体系的支柱”。

同时，韩国智库现代研究所行业调研报告称，韩国家庭平均将其收入的近20%用于子女的课外辅导中；

2019年，韩国家长每月在孩子课外辅导上的费用，平均为32.1万韩元（约合人民币1843元)，并呈逐年上涨之势。

在讲述韩国中上流家庭如何给孩子补习的韩剧《天空之城》中，有个经典的设问：

“只要能把孩子送入好大学，就算最终落得亲子关系破裂，甚至家破人亡，你也愿意吗？”

这是剧中情节，也是目前很多韩国家长的做法、诸多学生的实际行动。

究其原因，韩国的很多中产阶级，并不想退出这场内卷的斗争。

教育，总是中产家庭的核心话题。

阶层上升的渠道越来越窄，阶层下滑的黑洞却永远敞开。

中产阶级一向踮着脚尖去够上流生活，他们明白停下，就意味着滑落；

而对于底层来说，这些东西似有非有，他们早就被这场“公平的教育游戏”拒之门外。

要不要补习，应不应该反对补习，从不是一句对错就能回答得了的判断题，而是一道选择题。

你在哪个位置，就会做出相应的选择。

只要有需求，市场就会存在，这永远不是韩国政府重拳出击能解决的问题，也不是绊倒几家大型教培机构的问题。

更不是铁头一个网红能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