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财长变身投行主席，政客的终点都是投资？（组图）

澳洲政坛与商界之间再次催生了一场轰动性联姻。

澳洲前财长兼自由党副领袖约什·弗莱登伯格(Josh Frydenberg)上周被任命为澳洲高盛董事长。

在澳洲，政商联姻的故事并不鲜见，弗莱登伯格也不会是最后一个主角。

有点意外的是，从政坛退隐的政治高官，为何偏偏更喜欢落脚投资机构，他们之间的联姻到底是两情相悦，还是利益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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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政坛，转战高盛 

在去年的联邦选举中，弗莱登伯格意外失去了Kooyong选区议席，尽管党内对他复出寄予厚望，但成为澳洲高盛的董事长也就意味着短期内他不会重返政坛。

（前财长约什·弗莱登伯格(Josh Frydenberg)接受澳财专访）

事实上，最近几周以来，弗莱登伯格一直暗示身边人，他将留在私营部门。目前尚不清楚高盛为弗莱登伯格开出的董事长年薪究竟有多么丰厚，但从相关表态来看，该行无疑对其青睐有加。

（澳洲高盛；图片来源：REUTERS）

联盟党在2022年5月联邦选举中失败后，弗莱登伯格很快便加入了高盛，并担任该行的亚太地区高级区域顾问。该行在一份备忘录中称，弗莱登伯格将“专注于进一步深化和加强整个澳新地区的客户覆盖范围”，“他将作为公司亚太地区高级区域顾问，继续就经济和地缘政治问题提供建议。”

高盛亚太区联席总裁凯文·斯内德（Keven Sneader）表示：“我们很幸运能够为高盛带来约什这样一位在公共和私营部门拥有丰富经验、人脉和洞察力的人。”

“他对地缘政治和经济问题的深刻理解将为我们整个地区及其他地区的客户带来可观的价值。”

高盛澳新首席执行官西蒙·罗瑟里 (Simon Rothery) 则表示，他很高兴欢迎弗莱登伯格担任这一职务，“我们的澳大利亚客户将从约什从令人印象深刻的职业生涯中获得的见解和专业知识中受益匪浅，其中包括跨多个领域的经验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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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霸出身的澳洲财长

弗莱登伯格生于墨尔本的一个犹太家庭。他自幼成绩优异，先后就读于莫纳什大学，牛津大学以及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属于当之无愧的学霸。

从政前，他曾在德意志银行担任总监职位。2010年，弗莱登伯格正式进入澳洲政坛，并迅速攀升。在艾伯特内阁中，他被任命为总理议会书记，后来又担任助理财政部长；在谭保内阁中，他担任资源、能源和北澳大利亚部长。

（约什·弗莱登伯格(Josh Frydenberg)；图片来源：The Adiviser）

在莫里森内阁担任财长时，弗莱登伯格交出了一份不错的答卷。他在新冠疫情之前实现了预算平衡，在疫情到来后则保住了澳洲经济，有力应对了新冠疫情，并且实现了4%的超低失业率。

有学者评价他是过去十年来最好的财长——当然比不上基廷与科斯特洛，但换个人也很难做得更好。

值得一提的是，在更迭频繁的自由党政权中，弗莱登伯格展现出了难能可贵的忠诚品质。

2018 年，当达顿挑战谭保时，弗莱登伯格最好朋友之一的格雷格·亨特 (Greg Hunt)转投达顿阵营，而弗莱登伯格则始终坚定地站在谭保一边，并获得了回报。其他自由党人在谭保倒台后推举弗莱登伯格竞选副党魁，并让他以压倒性优势获胜。而当莫里森陷入形象危机，地位岌岌可危时，许多人揣测弗莱登伯格将挑战莫里森的地位，但是事实他始终坚定地支持着莫里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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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界已成澳洲高官的热门归宿地

事实上，投资领域一直是政界人士退隐后的热门归宿，弗莱登伯格的许多政界前辈都在这里混的风生水起。

保罗·基廷（Paul Keating）在1991至1996年间担任澳洲总理，在此之前他连续八年担任澳洲财长一职。

（保罗·基廷（Paul Keating）；图片来源：The Guardian）

作为财长，他主导了一系列影响今日澳洲的改革，包括解除对金融市场的管制、改革货币政策、改革税制，废除贸易保护主义壁垒，解除政府对航空、电信等行业的管制。出任联邦总理后，基廷继续推进一系列的改革，包括组建国家训练总署、建立全国性的退休金计划体系以调整过低的国家储蓄额和低迷的劳动力市场；试图解决澳大利亚长期的失业问题。他还倡议创立了亚太经合组织。

退出政坛后，基廷加入投资银行Lazard，并担任国际投资顾问团主席，亦曾有媒体报道称他进入商业贷款机构MaxCap担任董事，但本人声明否认。虽已退休多年，但基廷在政治经济和学术界依然有广泛影响。

彼得·科斯特洛（Peter Costello）在1996至2007年间担任霍华德内阁的财长，他也是澳洲历史上任期最长的财长。

（彼得·科斯特洛（Peter Costello；图片来源：ABC NEWS）

科斯特洛任内成功引入了消费税，削减了政府债务，实现并保持了财务盈余。

退出政坛后，科斯特洛于2014年担任了澳大利亚主权财富基金“未来基金”（Future Fund）委员会的总监。该基金由科斯特洛本人在2006年亲自创立，时任财政部长马蒂亚斯·科尔曼（Mathias Cormann）在声明中称科斯特洛“在政府和商界最高层的独特经历和背景将是未来基金委员会的一笔宝贵财富。”

乔·霍基（Joe Hocky）在2013至2015年间担任艾伯特内阁财长，随后担任澳洲驻美大使直至2020年。

（乔·霍基（Joe Hocky）；图片来源：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

退休后，乔·霍基创立了Bondi Partners。该公司的高层包括多名澳美两国的军界人士，近年来展现出了对美澳盟国国防领域投资的浓厚兴趣。不久前，媒体爆出霍基试图引入美国资本组建财团，竞逐澳洲军工造船巨头Austal，以在价值数千亿澳元的AUKUS核潜艇协议中分一杯羹。

值得一提的是，霍基的妻子也是一名投资银行家，和弗莱登伯格一样在德意志银行工作。

前总理谭保（Malcolm Turnbull）在从政前就是一名成功的商人和银行家，他很早就展现出了出色的投资眼光。

（前总理谭保（Malcolm Turnbull）；图片来源：The Mandarin）

1994年，他用50万澳元买下澳洲电邮服务供应商Ozmail的股份，并在1999年网络泡沫破灭前成功以5700万美元售出，创下投资奇迹。同期，他担任高盛澳洲的本地董事总经理。而在他离开总理职位后，谭保于2019年出任全球投资公司KKR & Co的全球高级顾问。

茱莉亚·吉拉德（Julia Gillard ）是澳洲首位女性总理，2010至2013年她在任期间成功带领澳洲度过了全球金融危机。

（茱莉亚·吉拉德（Julia Gillard ）；图片来源：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

如今她在多个投资机构担任职位。2017，吉拉德加入了由墨尔本豪门利伯曼家族支持的房地产金融投资机构CVS Lane，在投资委员会担任非执行董事职务，此外，她还在Amplo风投基金担任顾问，在LeapFrog投资基金担任全球领导力委员会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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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情相悦还是利益诱人？

为何投资业吸引了这么多退隐的澳洲政界精英？这多少是一个双向奔赴的过程。

当政治家退休时，通常他们已经在公共部门工作多年，建立了广泛的人脉关系。对投资机构来说，这些人脉对于建立新的业务关系和吸引客户来说非常宝贵。

此外，作为政策的制定者，前政治家们通常对政策和监管框架拥有深入的了解。这些专业知识对于驾驭复杂的金融市场、了解政府行为对经济的影响以及确保遵守法规至关重要。

而对于寻求国际扩张的投资机构而言，许多政治家都拥有国际经验，在任职期间应对过外国政府和全球问题，也多少具有处理经济和地缘政治危机的经验。这些经验和经历在市场波动、经济低迷或者地缘政治紧张的时期可能至关重要。

尤为重要的一点是，许多退休的政治家可以与现任政府官员保持关系。在寻求政府合同、监管部门批准或维护客户利益时，这种机会可能会非常有利。

而相应的，投资机构往往能为退休的政治家提供更具竞争力的薪资，更灵活的工作制度，更多的资源甚至更多的曝光机会，这也是其他很多行业提供不了的。正如一位资深上市公司董事长表示，政界人士进入投资业后，最有用的资源往往是利用他们的人际关系协助并购，而非直接为并购做决策。

“现实情况是，在投行里，每份工作都能有五六个人可以做的很出色，而你需要努力决定谁能胜任这份出色的工作，”这位董事长表示。

“基本上，每个人都能做得很好，因为有优秀的团队和顾问。所以，当你试图在董事会上决定谁来做这项出色的工作时，实际上是在考虑边际效益。”

真正幸福的婚姻,是让彼此成为更好的自己。澳洲高官弃官从商，纷纷落脚投资机构的现实剧情，或许是这句话的另一个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