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919单笔最大订单落地！东航与商飞签署100架C919购机协议（组图）

C919大型客机最大单笔订单，9月28日在上海落地。C919大型客机全球首发用户中国东航再次与中国商飞签署购机协议，在2021年订购首批5架的基础上，再订购100架C919大型客机，东航成为目前C919大型客机的全球最大用户。国产大飞机C919的大规模、大机队商业运营全面开启，向着“飞出安全、飞出志气、飞出品牌、飞出效益”目标稳步迈进。

按计划，此次购买的C919客机将于2024年至2031年分批交付。其中，2024年计划交付5架，2025年至2027年每年计划交付10架，2028年至2030年每年计划交付15架，2031年计划交付20架。

C919大型客机最大单笔订单，9月28日在上海落地。

C919大型客机是我国首款按照国际通行适航标准自行研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喷气式干线客机。座级158-192座，航程4075-5555公里。2015年11月2日完成总装下线，2017年5月5日成功首飞，2022年9月29日获得中国民用航空局颁发的型号合格证，2022年12月9日全球首架C919客机交付东航，2023年5月28日圆满完成首次商业飞行。

2023年7月16日东航接收第二架C919大型客机，C919商业运营稳步推进。截至2023年9月26日，东航2架C919飞机累计安全飞行1140.15小时，其中商业运行867.19小时，累计执行商业航班296班，平均客座率超73%，承运旅客超3.5万人次。（总台记者 陈雯 郭臻）

中国商飞董事长：C919订单数达1061架 已交付2架

9月10日上午，2023浦江创新论坛全体大会上，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贺东风分享了中国大飞机的创新发展之路。

2023浦江创新论坛全体大会现场。主办方供图

贺东风说，航空事业的发展是一部人类科技创新发展史，目前，一部大飞机的零件数以百万计，每天起落飞机10万架次，每年运输旅客40亿人次。

而中国商飞从2008年成立至今，形成了以ARJ21、C919、C929为主的产品线。贺东风透露，目前C919订单数已经达到1061架，并且已经交付2架，C929计划提供250到350座席，航程将达到12000公里，处于初步设计阶段。

贺东风提及，除了产品线的架构形成，中国大飞机在创新发展中具备了数百万量级产品的集成能力，具备多种技术的融合创新能力以及安全和经济效益的权衡决策能力。

展望未来，贺东风期待着继续推进国际合作，开展面向未来的大飞机创新。同时，面对全球航空安全、环保等一系列新的挑战，中国商飞将秉持自主创新、开放合作的态度，与全球的供应商合作伙伴克服困难，积极塑造创新生态，针对空气动力、结构效率等专业能力的持续提升，围绕智能化、网联化、绿色化等发展的方向，持续推动5G、人工智能、大数据、信息技术包括电池氢能等新能源技术，持续推进数字化转型和可持续发展，为人类航空事业的创新发展作出中国的贡献。

C919总设计师吴光辉头发几乎全白：精打细算省下几亿

MU9191航班由上海飞抵北京。

5月28日12时31分，由全球首架国产大飞机C919执飞的东航MU9191航班，由上海飞抵北京。

有细心的网友发现，C919总设计师、中国商飞首席科学家吴光辉院士也出现在首航乘客名单中。

在中国大飞机和C919的研制之路上，每位参与者都是一部鲜活的历史书。而中国工程院院士吴光辉这本书，开篇很早，也更加厚重。

不会把问题推给别人

为什么叫C919？

吴光辉说过：“C是China 的首字母，也是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后文简称中国商飞）COMAC的首字母，同时还有一个寓意，就是我们立志要跻身国际大型客机市场，要与Airbus（空中客车公司）和Boeing（波音公司）一道在国际大型客机制造业中形成ABC并立的格局。”后面的第一个“9”寓意天长地久，“19”则代表最大载客量为190座。

C919首飞那天能见度不理想。一架尾翼标着“C919”字样的庞然大物，从上海浦东机场的第四跑道腾空而起，冲向了茫茫的天际线。

1小时15分钟过去了，时针指向2017年5月5日15时15分。临时搭建的地面观礼台上，聚集着4000多人。吴光辉突然一擡手，大喊道：“我看到了！来了！”人们顺着他的手指看过去，雾蒙蒙的天空上，一个小点正逐渐变大。很快，飞机的轰鸣声越来越清晰。

“反推，反推。”他轻声念叨：“飞机落地以后，要把反推力装置打开。如果装置打开了，加上刹车能刹住，这个飞行就没有任何问题。”

15时19分，冲出云层的C919平稳而流畅地擦着地面着陆，完成了一次堪称完美的首飞。舱门缓缓打开，吴光辉小跑着跃上舷梯，和首飞机长蔡俊紧紧地拥抱在一起。良久，他回过身，对舷梯下的“长枪短炮”比出了一个“V”形手势——那颗悬着的心，总算落地。

C919首飞。

随着C919首飞成功，吴光辉的名字逐渐为公众所熟知。其实在此之前，他已担任过多个飞机型号的总设计师。担任预警机总设计师时，他切实体会到，“总设计师，就是要承担责任”；担任ARJ21支线飞机（后文简称ARJ21）总设计师时，他更是以“能解决问题”闻名于整个团队。

ARJ21，中文名“翔凤”，是中国首次按照国际民航规章自行研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中短程新型涡扇支线客机，被视为C919的探路者。

新华社记者在《一个国家的起飞 : 中国商用飞机的生死突围》一书中写到这样一个细节：在ARJ21的总装现场，只要吴光辉出现，任何问题都可以报到他那里。就连一名普通的装配工人都知道，吴光辉从来都不会把问题推给别人，有情况找他，“是最快速而有效地解决问题的途径”。

2008年5月11日，为了实施国家大型飞机重大专项中大型客机项目，中国商飞成立。吴光辉被任命为C919总设计师，面对的新问题和新挑战更是层出不穷。

C919是一个全新的机型，除了大量的核心技术攻关外，还要进行飞机总体的顶层设计，要“无中生有”地设计出一架飞机。“现在回过头看看，哦，很简单，C919就是那个样子。但在最初阶段，没有人知道。我们必须要一步一步探索。”吴光辉说。

作出每一个决策都很艰难，因为每一次选择不仅关系到大飞机的安全性、经济性、舒适性，关系到它的成败存亡，还决定着中国民航工业未来相当一段时间的发展，决定着民航飞机“以后往哪个方向走”。

“如果我们一味追求技术的先进性，那么研发费用肯定要水涨船高，研制周期也要变长，最后可能并不划算。如何在这几个方面进行平衡，形成一个‘恰到好处’的组合，对主制造商来说是最困难的，也是最大的考验。”吴光辉说。

他甚少对媒体谈及责任背后的压力，但头发颜色的变化已说明了一切——从2008年被任命到2017年C919首飞，他的一头黑发几乎全白了。

“越来越有总设计师的风范”

与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后文简称南航）及飞机设计结缘，对吴光辉来说实属意外。

1977年，17岁的他高中毕业，到武汉蔡甸区的农村插队当知青。在队长的劝说下，他开始认真复习备考高考，并在次年收到了来自南京航空学院（南航前身）的录取通知书。

吴光辉从小喜好钻研电子设备，本想读电子类的专业。看到学校有飞机设计专业后，他改变了主意——他记得，新中国成立初期，周恩来总理出访，租用的是外国飞机，不仅要花费有限的外汇，安全问题也令人担忧。“学飞机设计，将来可以当总设计师。”

回忆大学时光，吴光辉感慨颇多：“我刚进校的时候，学习基础不是特别好，物理、化学、英语等课程还行，但是高数明显感觉吃力。”为了赶上其他同学，他把大量课余时间花在高数题目上，有时做完题一擡头，发现整个教室只剩下自己。

1982年，南昌飞机设计研究所找到南航飞机设计专业教授魏志毅和同事钱智声，请他们协助开展强-5定寿工作——强-5诞生于20世纪50年代末期，是中国第一种强击机；所谓“定寿”，就是确定飞机的使用寿命。

南航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两位老师的指导下，吴光辉围绕着强-5定寿展开了毕业设计。他和另外6位同学组成一个小组，其间还到南昌飞机设计研究所参观学习。“看到真实的强-5飞机，他们很受鼓舞，感觉到自己所做的工作将对祖国的国防起到作用。”魏志毅说。

魏志毅（后排右二）与吴光辉（后排左二）在毕业设计期间的合影（受访者供图）。

吴光辉毕业后，仍和魏志毅保持联系。每隔几年见面，魏志毅都觉得吴光辉又稳重了不少，“越来越有总设计师的风范”。他也发现，担任C919总设计师之后，吴光辉的头发渐渐地全白了。

从南航毕业后，吴光辉被分配到航空工业部第603研究所（后文简称603所），成为一名技术员。

603所位于陕西省西安市阎良区，距离西安市中心大约65公里，条件艰苦。刚毕业就来到这样的“荒郊野岭”，吴光辉却觉得“幸运”。“我去的单位非常好。”他说，一是有项目、有任务，这样他就有学习和成长的机会；二是交通不便，“在客观上有利于静下心来钻研业务”。

那时候，从阎良到西安市区，坐车要3个多小时。“去一次西安，一大早上走，晚上才能回来。我记得当时从西安到阎良的最后一班火车是晚上6点左右，汽车四五点就没有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很少外出，最多就是过年回家乡看望父母。在我的印象中，除了春节的探亲假，我没有休过年假。说实话，当时也没有什么钱。每年工资能存几十元钱，春节回去看望一下父母，一年攒下的钱基本上就没了。”吴光辉说。

与物质上的贫乏相对的，是精神上的富足。吴光辉曾笑言，工作以后，看到一些图纸上面标注着“秘密”甚至“绝密”，顿时意识到自己的工作多重要，这种职业荣誉感，一般人很难体会。

上世纪80年代，整个航空工业发展并不景气。身边的同事或是被调走，或是下海创业，年轻的吴光辉渐渐成了设计小组的主力。在“飞豹”飞机的研制过程中，他测算出飞机的15种典型状态，描绘出飞机重心的变化曲线，还能自己画各种图……

时值603所攻关气动力项目，吴光辉通过计算机独立算出的研究成果很快被应用于项目中。领导看了技术报告，又欣喜又诧异，欣喜于“所里有如此踏实能干的年轻人”，也诧异于“在这么艰苦的条件下，他还能沉得下去”。

凭借着这份耐力与坚韧，吴光辉慢慢挑起了飞机设计的大梁。

“省出了几亿元”

从2014年开始，每逢周末或节假日，吴光辉会赶往湖北襄阳，到蔚蓝航校参加飞行员驾照培训。

这一年，吴光辉54岁，担任C919总设计师已有近7年时间。航校里多是年轻人，绝大多数学员不知道吴光辉的身份，只觉得这个“老头”性格和蔼又热爱飞行，理论水平极高。渐渐地，大家遇到疑难问题，都喜欢找吴光辉请教。

2022年9月6日，吴光辉（左一）在航校完成飞行训练。

吴光辉的目标，是拿到“商照”（类似于车辆的A驾照，持照者可以驾驶飞机取酬）。驾驶舱的布局、设备的安放、程序的操作，甚至是屏幕上显示的内容及其大小……每个飞行员提出的要求不尽相同，作为总设计师，怎么判断这些要求的合理性？“这个迫使我要去学。”

航校的训练一般从早上6点20分开始，先开准备会，研究当天的天气条件、飞机状况、飞行科目。飞行训练结束后，要到讲评室开会，复盘当天的训练情况，针对性地进行查漏补缺，同时预习明天的科目。每天一套流程走下来，至少10小时起步。

在教员赵川看来，实际飞行的效果，跟理论知识的掌握程度呈正相关，而理论知识扎实正是吴光辉的优势。“如果有什么内容他感觉没吃透，一定会加班加点补习。”许多个晚上，赵川带领学员完成夜航训练回到讲评室，发现吴光辉仍在看书、查资料。

赵川说，通常学员上了飞机，关注的是驾驶体验，但吴光辉不同，他特别关注各种机型的性能和优点。“比如说赛斯纳172这个型号，它的稳定性比较高，吴院士上了飞机就注意观察，这是怎么通过飞机设计实现的。”

现在的飞机几乎全部由欧美厂商研发，这就意味着中国人需要去适应各种细节。以飞机座椅为例，设计尺寸对标的是欧美人的体型，对中国人来说往往过于宽大。赵川说，“有时吴光辉会说，一定要改变这些地方，让飞机适合我们中国人”。

在航校，能一次性通过所有考试拿到“商照”的学员比例不高，吴光辉正是其中之一——由于只能在节假日断断续续地学习，整个考证过程花费了吴光辉两年时间。赵川记得，拿到“商照”那天，一向稳重的吴光辉流露出纯粹、天真的快乐。“他考完试从飞机上下来，笑得双眼眯成了缝，开心得像一个小朋友。”

更重要的是，凭借那些飞行经验，吴光辉为C919省下了真金白银的研发经费。

按照惯例，C919设计了5套地面导航台信号接收器——在进近着陆（向机场方向下降接近）阶段，地面导航台会对飞机进行定位和测距，指引飞机准确前进。

这是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延续至今的设计思路。然而，吴光辉在实际飞行中发现，现在的飞机主要依靠卫星导航，已较少使用地面导航台。最初的设计方案到了案前，被吴光辉压了下来。他和团队成员反复磋商、论证，觉得保留3套已经足够。

有人对此持不同意见，包括试飞机长。吴光辉反复做大家的工作，逐一解答试飞员们的疑问。“最终，我们的试飞员都心悦诚服地和我达成了一致，这或许是我的飞行爱好发挥的作用了。”

撤下2套设备，首先就省下千万美元的初装更改费，其次是省下每套2万美元（约合人民币14万元）的设备费——这样的精打细算，最终将转化为C919的市场竞争力。东航C919飞机交付的目录价格为9900万美元，而空客A320、波音B737的平均目录价格通常为1亿美元以上。

近两年，事务缠身的吴光辉较少在媒体上露面。但每到全国两会等重大活动期间，他一定会抽出时间介绍C919的进展，不厌其烦地回应外界对C919的关注，并就中国通用航空产业发展建言献策。“提升航空大数据利用潜能，适应航空业效率提高、旅客服务方式更新的迫切需求”“航空立法”“改善科研环境”“中国制造要走出‘贪大求快’误区”……

2018年3月9日，吴光辉在全国两会第二场“代表通道”上接受媒体采访。

从1982年毕业算起，今年已是吴光辉工作的第41个年头。“我觉得搞我们这一行的，都有一种航空情怀，一个航空报国的梦想。”吴光辉说，“40年间，我有幸从一名技术人员干起，从事过军用飞机和民用飞机设计工作，先后担任过4个重点型号的总设计师，亲身见证和参与了祖国航空事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深刻变革。”

“大飞机项目要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未来的道路上，还有很多难关需要我们征服，很多难题等待我们攻克。我们大飞机人一定会攻坚克难，在科技创新的道路上不断攀登新高峰。”吴光辉还希望稳步推进和支持国内通用航空产业的发展，让更多的国产飞机安全飞上蓝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