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么卷崩自己，要么不择手段卷翻他人？超6千例调研，揭示美国中上家庭的囚徒困境（组图）

 名校录取标准的水涨船高，让美国越来越多的精英家庭们，开始陷入到巨大的焦虑以及“成就陷阱”之中。为了深入了解导致如此多青少年面临竞争危机的深层根源，美国知名记者Jennifer参与了一项由哈佛大学发起的全美调查。在访谈了六千多个家庭后，她发现，越来越多的精英家庭，在托举孩子向前跑时，正慢慢偏离了方向……

按理说，精英家庭更有底气谈松弛，可大儿子威廉上小学时，出身藤校的妈妈Jennifer还是突然慌了。

身边认识的家长，都已经找到让孩子“与众不同”的东西：小提琴神童、足球明星、初露头角的国际象棋爱好者……Jennifer 惊觉，自家恐怕已经“掉队”了。

她开始疯狂地打电话给纽约市的各个博物馆，询问是否有建筑类的课程——威廉喜欢用木块搭建城市、着迷不同寻常的建筑物，这或许是一个不错的“切入点”。

在终于找到合适的兴趣班后，她把这消息兴奋地说给儿子听，但换来的却是一双直勾勾的眼睛：

“妈，我的确喜欢建筑，但请不要毁了我的好心情。”

Jennifer顿时觉得心底咯噔一下。作为美国资深媒体人，多年来她一直在报道现代生活与育儿，居然也轻易掉进巨大的焦虑与“成就陷阱”。

“在疫情前的2019年，有1/3的高中生报告有持续的悲伤或绝望感，相比2009年上涨了40%。作为一名记者和三个孩子的母亲，我感到有必要了解更多。”

于是2020年初，Jennifer在母校哈佛大学的帮助下，进行了一次全国性的育儿调查，试图深入了解导致如此多青少年面临竞争危机的深层根源。

调查引发的反响热烈，参与家庭超过6500个。结果显示，内卷所带来的焦虑并非个例，它影响着从美国东海岸到西海岸几乎所有的家庭。

Jennifer B. Wallace，和丈夫均毕业于哈佛。《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等美国媒体的常驻记者，3个孩子的妈妈。图源：Jennifer B. Wallace个人网站。

Jennifer将自己的调查和采访，结合迄今为止学界的有关研究，著就《永不餍足》一书，当即成为2023年《纽约时报》畅销之作。其中案例和数据十分丰富，难以尽述，但总体而言有这么几个点外滩君印象很深：

美国名流可能比我们想象中更卷——而且越是有资源有实力的中上层家庭，卷出身心问题的孩子反而越多；

大多数内卷不息的家庭，理性上都认同“孩子的幸福是最重要的”，但也都觉得自己鸡娃是“纯属被逼”；

精英家庭内卷的极端恶果往往有两种，要么孩子走向精神崩溃，把自己卷坏；要么抛弃掉道德原则，不择手段卷翻别人家孩子，堪称真实版“饥饿游戏”。

最后很重要的，Jennifer对这种有毒的成就文化进行反思，并提出孩子的成长之路上必不可少的一个关键词……

高压锅里的高收入家庭

Jennifer不愧是名记者，经常冒出一些很精炼的描述。比方她说，在过去几十年里，越来越多孩子们正过着一种“职业化的童年”（Professionalized Childhood）。

《永不餍足：当成就文化变得有毒，以及我们能做些什么》，Jennifer B. Wallace著

就拿西海岸一个富裕的小镇上长大的学生Amanda来说吧，父母亲都是各自行业的佼佼者。“他们的房子总是保养得无可挑剔”，阿曼达还记得，每当有客人来访时，哪怕只是送点东西，都会让人手忙脚乱，每件事都必须做得恰到好处，“在生活的各个领域取得成就，对我的父母来说是最重要的。”

在漫长的4年高中生活中，Amanda保持着一个紧张的日程安排，包括全年的体育运动、致力于为社区弱势群体服务的课外俱乐部，以及最高荣誉课程和AP课程。

如果她带一个B或C的成绩单回家，后果堪称冷战的铁幕拉下，“你会得到一个闭口不谈的冷漠，他们传达的信息很明确：你还不够努力。”同一个社区里，Amanda的许多朋友也有类似评论：“成绩，长相，体重，你去哪里旅行，你的房子是什么样子，一切都必须是最好的。”

如此的“职业化童年”里，孩子生命中的每一分钟，都是在最大限度地榨出他们的潜力。

在另一个案例中，名叫Molly的高二学生大多数时间都是凌晨才睡觉，有时早上5点就醒来为考试做准备，或者为论文做最后的润色；作为校队运动员，她甚至困到闭着眼睛跑圈。

“闭着眼睛跑圈”，Jennifer说，“这几乎成为这一代人的隐喻和常态。”

童年的职业化趋势，并非没有代价。

到了7年级时，Amanda便在心底对学校产生抗拒，因为“人们开始告诉我，必须做这个活动，或者参加那门课，一切开始为申请大学做准备。”

她扮演着好学生的角色，是校队的运动员、辩论俱乐部的主席，大多数时候她都能应付得来，但高三时突然间不行了。

熬夜，焦虑，失眠……Amanda患上了介于厌食症和贪食症之间的饮食失调症，经常在房间里狂吃饼干或冰淇淋来麻痹疼痛。自我价值，则会“根据体重秤上的数字或考试的分数而上升或下降。”

最终，大学这一关她过了，整整6年的牺牲和专注没有白费，录取率只有10%的精英大学抛给Amanda橄榄枝。可进了大学后，竞争环境甚至比高中还要激烈。她再次努力保持全优成绩，结果不只是饮食失调症的恶化，还有随之而来的酗酒和毒品。

她的故事结局是比较好的，后来从戒毒所康复，也找到体面的工作。但也有很多案例中的孩子回头无岸，甚至走上轻生的不归路。

到此我们可以总结一句，内卷的结果之一，是孩子把自己给卷“崩”了。

而且各种调查和研究显示，处在高压锅的，常常是高收入、高知家庭出身的孩子。那些标化成绩高、课外和学术课程丰富的公私立名校以及顶尖大学的毕业生，他们的行为和心理健康问题发生率更高。

酒精毒品是社会学调查里的常用变量，耶鲁大学的一项研究表明，中上阶层的青少年沾染酒精和毒品和罹患临床抑郁的程度，相比底层孩子更高；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研究也显示，在成绩优异的学校里，青少年的焦虑、抑郁、药物滥用和犯罪行为发生率要高得多，至少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到3倍。

很多人一看到嗑药就以为十恶不赦，但其实在美国，情况很复杂。用药物的——轻的有阿片类，重的有毒品——使用者有很多是因压力而痛苦不堪的青少年，有的人一开始只是焦虑和睡不着觉，有的人曾经也被视作“别人家的孩子”。

Jennifer提醒，让一个孩子处于临床高度焦虑、抑郁和药物滥用的“风险”中的因素，不取决于是否出身中上层家庭，而是是否成长在一个持续压力的环境中。

人们常说新一代被溺爱和过度保护了，但实际上恰恰相反——他们是被越来越多的期望压垮了。

家长确乎“被逼无奈”

因为自己也曾差点按着儿子去报名各种兴趣班，Jennifer完全能够共情精英父母们，她不轻易地把问题完全归罪于家长，“这种焦虑是一种新的、更广泛的文化趋势。”

有意思的是，在她调查的6500多位家长中，只有15%的人把成就放在“对孩子的希冀”的首位——“他们只是想让自己的孩子过上快乐充实的生活”，然而矛盾的是，绝少的家长会想成为竞争中第一个出局的。

 1.四处蔓延的压力 

压力无处不在，甚至学校也很紧张，为了排名和声誉不停鸡血。这份压力不可避免地会渗透到学生和家长身上。

在纽约州Harley Avenue学校的一封致家长信中，校长开门见山地说，幼儿园的才艺表演被取消了，原因很“简单”：“我们有责任让孩子们为大学和职业生涯做好准备，掌握宝贵的终身技能。”

可是等一下，这些孩子才5岁啊。

但还有更离谱的，大学热甚至蔓延到了学前班——在纽约布鲁克林一家为八周大的宝宝设立的日托中心，婴儿床上方的墙上，装饰着精英大学的旗帜。该日托所对此的回答是，“我们这里是高标准的。”

一位私校校长无奈地说，学校也希望课程更加全面，但是这样就会让学校失去“卓越”的竞争力，那就没有家长愿意送孩子来了。

甚至顶尖精英大学的价值，也变得越来越不是服务公共利益，而恰恰是稀缺性本身——越是录取率低的大学，越是一种“比Gucci手袋更有力的身份象征。”

一切活动和项目都在变得竞赛化，放眼望去已经没有了所谓单纯的爱好——“我的世界”，山地车，编织，魔方……至于像篮球这样本就竞技性的活动，半专业性的训练，早从6岁就开始了。

繁忙的日程安排，吞噬了孩子所有的休息时间，包括与亲朋的亲密联系。

一位妈妈记得，她的儿子为了参加曾祖母90岁的生日聚会而错过一场足球比赛，教练给了她“严厉的警告”。在过去的八年里，她的孩子几乎不知道和家人围坐在一张桌子旁吃传统感恩节大餐的乐趣。

还有一位母亲说，“如果你没有尽你所能帮助孩子成功，其他父母也会质疑和评判你。”

她为了抚养两个孩子，搁置了自己的事业，成为一个全职陪读妈妈。她的丈夫曾经就读于耶鲁大学，而这也成为孩子的目标。

 2.蛋糕不再扩大 

然而，与40年前的耶鲁大学不同（当时的录取率在25%左右），而今耶鲁的录取率只有4%左右。

这就是问题所在：获得成就的困难度和不确定性大幅提升了。从这个意义上讲，Jennifer认同家长们说鸡娃是“被逼无奈”。

家长变了，根本上是因为时代大环境变了。

正如哈佛大学的心理学家理查德认为，“真正的问题是，现在许多父母把高成就看作是不可预知未来的救生筏。”

所谓白手起家的美国梦，在历史上确实存在。1940年出生的白人中产阶级的孩子，有90%的机会比他们的父母挣得多。

但是，美国梦是建立在一个不断扩大的蛋糕的前提之上的。可是今天，千禧一代相比父辈的平均收入更低，资产和财富更少。三分之二的美国人不再相信几代人的稳定改善是必然的。

在更富裕和受过良好教育的父母中，权威式教育的增长最为强劲。这不难理解：

这些父母有时间和手段集中地养育子女，聘请家庭教师，并花时间开车去参加强化班。

第二个也是更重要的原因是，潜在的社会衰退的斜率在最上层是最陡峭的，富裕的父母更觉得有必要为孩子“编织一张个性化的安全网”，防止孩子的社会经济地位下降。

此外，为什么亚裔家庭看起来总是很鸡血？

“财富既可以作为困难时期的缓冲，也可以作为代代相传的安全网。”一份报告发现，亚裔美国人的财富中值为91,440美元，而白人家庭的财富中值为134,009美元，处于收入分配底层的亚裔美国人比白人家庭的财富更少，贫困率更高，比白人同龄人有更高的经济下滑风险，应激反应也就更大。

“在过去的三十年里，随着世界竞争越来越激烈，也越来越不确定，父母们在这样一个信念上下了很大的赌注：童年的成功——成绩、奖杯、简历——是通往安全幸福的成年生活最可靠、最安全的途径。”

不择手段，相互排挤

所谓内卷或剧场效应，显然说的不是良性竞争。而为了维护自家的地位，财富和学历光鲜亮丽的家庭，也非常容易走向扭曲和极端。

前面说了，内卷的方向之一是把自己卷崩溃，方向之二，就是把别人拍死在沙滩上。这场零和游戏虽无硝烟，却是实打实的战场。

像几年前轰动全球的辛格案（美国最大招生舞弊案），几乎都是明星、巨富才能玩得起的贿赂。普通精英耍的把戏，没这么明目张胆，但也堪称不择手段。Jennifer便讲述了很多相关的案例：

在康涅狄格州和马萨诸塞州的一些高收入地区，高达25%到30%的学生被“诊断”出有学习障碍。家长如此操作，原因在于确诊有学习障碍的孩子可以申请延长SAT和ACT考试时间，更容易拿高分。

2019年，华盛顿特区声名显赫的西德威尔友谊中学（Sidwell Friends School) ，校长布莱恩·加曼向家长们发出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

“大学咨询办公室将不再考虑匿名或未经证实的关于学生行为的电话……”

这条消息的起因，竟是一些家长通过匿名信贬低其他学生，借此让自己的孩子在激烈的大学招生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

校方人士表示，这种行为并不常见，但也并不像人们希望的那样罕见，通常集中在最精英的学校和最富裕的社区。

田纳西州的一位父亲为了女儿主动充当“间谍”，紧密关注女儿所有同学的成绩、课外活动、大学志愿以及捐款记录，他这样做，是为了避免让自己的女儿与富家子弟竞争同一所学校。

学生之间，甚至是好朋友之间也会相互嫉妒。在新泽西州一所竞争激烈的高中，AP数学课上，有几个学生故意构陷班上排名第一的同学，目的是让他受到怀疑从而丧失被老师推荐的资格。

在竞技体育中，在一些家庭中有这样的潜规则：不要和踢同一个位置的人交朋友，因为一旦到了比赛时间，他们会“变得很敏感”。

一位转到顶尖私立中学的同学表示：“我宁愿淹死也不求人。”就像高档社区中的父母一样，孩子们会逐渐相信，为了保护自己的地位，他们不能表现出软弱，不能依赖别人，甚至不能庆祝别人的成功。

当所谓友谊、团队精神都统统让位于升学时，严重的心理危机显现了——早在新冠之前，报告显示感到孤独的青少年人数就增加了一倍多，从2012年的18%跃升至2018年的37%。

而在一项纵向研究中，弗吉尼亚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与那些在青春期没有好朋友的同龄人相比，在15岁时有一个亲密朋友的学生，在25岁时报告的抑郁症状更少。

即使孩子在家里得到很好的支持，当他们的友谊没有建立好，也非常容易失去对自己价值的证明和归属感。

在不择手段的丛林法则中，包括亚裔在内的少数族裔尤其受害。

几位亚裔美国学生描述了他们不得不忍受有害的“模范少数族裔”的刻板印象，即所有亚裔都是“表现机器”和“擅长数学”。学生们谈到，这种刻板印象让他们感到“在课堂上是隐形的”，就像他们不属于这里一样。

一些亚裔美国学生还谈到了在大学录取过程中受到歧视的感觉，他们觉得自己需要比非亚裔同龄人取得更高的考试成绩才能有竞争力。一个学生告诉Jennifer ，她的高中大学顾问建议她在申请大学时让自己看起来“不那么亚洲化”。

凡事为己的心态最后能培养怎样的学生呢？Jennifer 听一位斯坦福的本科生说，在路上交到朋友很酷，但“你也可以随时抛弃他们”。

最重要的防线

为了名校录取，任何代价都不为过，即“永不餍足”。

“如果你在我14岁的时候，问我愿不愿意砍掉我的腿去斯坦福读书，我会毫不犹豫地说愿意，”这是西雅图一位高中生所说的话。

然而，很多孩子其实并不明白为什么要达成某项成就。用国内学者的话来说，就是得了“空心病”。而心空了的原因，是孩子正在吸收这样一种观念：

他们的价值，取决于他们的表现——GPA，奖牌，大学排名——而不是他们内心深处是谁。他们觉得只有自己成功了，才对父母和周边的世界有意义。

回到那个核心的问题：面对有毒的成就文化，家庭该如何应对？

对此，Jennifer 给出的关键词是“matter”——重要感。多年来，她作为创始人一直在美国发起“重要感运动”。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重要感——被重视并为他人增加价值的感觉——是孩子心理健康和青春期及以后茁壮成长的关键。缺乏重要感，则是抑郁、焦虑、药物滥用和自杀的强烈预兆。

重要感和高成就并不是水火不容的，相反，当孩子感觉到重要时，更有可能以积极、健康的方式参与到家庭、学校和社会中。Jennifer 提出了几个比较关键的点。

 1.给孩子无条件的爱 

当世界充满了难以达到的高标准，这直接削弱了孩子的重要感。

Jennifer 采访的每一位家长都“深深地爱自己的孩子”，但问题是，太多的孩子认为他们的价值取决于成就。“我调查的年轻人中，70%的人认为只有在工作和学业上取得成功时，父母会更重视和欣赏他们。”对孩子的父母来说，最重要的是他们的成就，而不是他们是谁。

心理学家说，当父母批评一个孩子时，孩子不一定会停止爱父母，但他们会停止爱自己。

一个叫贝丝的学生梦想成为儿童心理学家，却被父母强迫去法学院。在学校里，她一直遭受着恐慌症的折磨，并靠吃药来应对。每天都觉得自己身上穿着一件“笨重的大猩猩服装”。这个学生已经失去了自我，只是在扮演父母眼中的完美孩子。

在Jennifer 看来，父母必须注意如何表达对孩子的期望，“当孩子的行为与我们的希望不一致时，我们需要发出温暖的信号，把行为和行为者分开。”

她给了一个正面的案例：

艾米是耶鲁大学的一名大三学生，从她十岁生日开始，她的父母每年给她写“优点信”，帮助她意识到自己最优秀的品质。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信很少关注个人成就，而是关注女儿展示好奇心、毅力或同情心的方式。艾米表示：“这些信向我证明了，父母看到了完整的我。”

无条件的爱可以从细微处表达，比如Jennifer 所称呼的“小狗原则”：

当孩子走进房间时，父母是感到兴奋，还是向他们连珠炮似地提问——“功课做了么？”“成绩怎么样？”

在她看来，“matter”意味着每天至少要像迎接家里的小狗一样迎接孩子一次，带着全然的、毫不掩饰的快乐。

这包括身体上的亲密接触，和他们一起玩——圣母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在身体亲密的家庭中长大的孩子较少抑郁和焦虑，成年后更有同情心。

 2.拉孩子一把 

安德鲁在西雅图的富裕社区默瑟岛长大，理想是成为工程师，平时学习非常刻苦。高二新学期，他决定在AP科学课上增加一门课。

以下可能是鸡娃圈的反例：安德鲁的父母深思以后，没同意给儿子的课表签字，理由是他的日程表已经很满，而他们清醒地认识到，“父母是保护孩子心理健康的最后一道防线。”

Jennifer 评价：“在一个高度竞争的文化中，孩子们有时需要相反的东西，需要成年人偶尔拉他们一把，防止他们在成就的祭坛上牺牲自己的身心。”

Jennifer自己也和丈夫制定了一条家规——全家人每周至少要参加一次家庭活动。“这是给孩子们的一个信号，在我们家，玩耍和家庭时间是优先考虑的。”

3.父母应照顾好自己 

近几十年来，家长照顾孩子的时间几乎翻了两番。密集型养育不仅让孩子压力山大，也令父母的焦虑、孤独和空虚程度显著提高。尤其是受过大学教育的母亲，花在孩子活动上的时间最多。在Jennifer 的采访中，相当一些母亲同样存在过度用药的问题。

父母很容易相信，牺牲自己是能为孩子们确保体面生活的唯一途径。然而，“一个筋疲力尽的家长，不太可能对孩子有任何好处。”

孩子也往往会误解父母的压力和不耐烦，并强化这样的信念：认为自己一定有什么问题，并陷入对自我价值的怀疑。

Jennifer指出，数十年的复原力研究清楚地表明：孩子的复原力取决于他们主要照顾者的复原力。所以爱孩子，首先得照顾好自己。在此基础上，父母应注意以下几个原则：

设定严格但合理的规则；

传达情感，但以孩子需要的方式；

了解孩子的朋友，但不要打扰；

推动孩子在学校做到最好，但不要太苛刻；

给予诚实的反馈，但不要只是批评。

“做父母就像走钢丝，没有一个公式可以保证我们的孩子在成年后过上充实的生活，但是当父母将成功定义为重要和幸福，而不仅仅是成就，我们可以更好地引导他们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