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忽然官宣：关于朱令中毒的13个细思极恐的真相…（组图）

迟到的正义，不是正义。

冬至，黑夜最长，朱令悄然离去。

被毒害了整整30年，漫漫追凶路，她最终没能等来天亮。

人们常说，正义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

如今想来，可悲可叹。

只有及时出场的正义，才是真正的正义。

否则，只能称之为真相。

当巧合开始扎堆，还是巧合吗？

朱令铊中毒，不是无头悬案。

虽然因为报案时间耽误，直接证据缺失。

但是铊盐属于高毒类物质，那个年代，能接触到的都不是普通人。

警方在石家庄一家出售铊的商店里，发现一张发票，这张发票的主人恰好就是清华大学化学系某课题组。

朱令恰巧就是清华大学化学系的学生，她虽然不在课题组，但是她的同学兼室友孙某就是课题组的成员。

至于这个孙某何许人，各个百科词条上都写得明明白白，至今还挂着「1994年清华大学铊盐投毒案犯罪嫌疑人」的头衔。

除此之外，还有一件更蹊跷的事。

朱令确诊铊盐中毒后，家人通知学校并报警。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朱令所在的宿舍发生了一起盗窃案。

小偷什么贵重物品也没拿，朱令的洗漱用品却消失得无影无踪。

永远不要低估身边人的恶意。

谁是凶手？

通过“两次中毒高峰”的实证，以及销毁证据如此干净利落，那个人呼之欲出。

身边人作案，而且是下了死手。

动机呢？

所有的报道里，你都能找到类似的介绍：

曾经的朱令，是人人都会羡慕的别人家的孩子。

她美丽大方，乐观聪慧。从学习到音乐再到运动，样样出类拔萃。

在学霸云集的清华，她依然是那颗耀眼的星星。

东野圭吾的《恶意》中有一句让人不寒而栗的旁白：

“有些人的恨是没有原因的，你的优秀、你的天赋、你的善良和幸福都是原罪。”

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

在朋友眼中，朱令是一个特正派的人。

在母亲眼里，女儿没心没肺，好像缺那么一根弦。

可人性的幽暗，恰恰在于：

不是人人都配得上你的好，有时候，你的好，反而会滋生更大的恶意。

没有良知的知识，不过是作恶的利器。

能进清华大学的，称一句天之骄子不过分，更遑论大学生稀缺的时代。

知识用好了，利国利民；

知识用坏了，就是谋财害命，杀人不见血的利器。

坏人只会变老，不会变好。

提及嫌疑人，朱令爸爸说：“这些年，我估计她的日子也不好过吧。”

比起坏人良心未泯，我更愿意相信季羡林先生的那句话：

“我所观察的那些坏人，几十年前是这样，今天还是这样。我想给他们辩护都找不出词儿来。”

纵使黑夜荒芜，仍有星光点点。

朱令二次入院，病因迟迟无法查明。

就在众人一筹莫展之时，朱令的初中同学贝志城站了出来。

在那个很多人都还不知道电脑是什么的年代，贝志城在多位北大同窗的帮助下，用因特网向全世界发出了求助信。

然后他们收到了成百上千封全球各地的医学专家的回复，其中很多邮件里都提到了一个词：铊。

期间，这些年轻人，又是逐字逐句地翻译医学名词，又是编写程序，解压邮件、分析数据。

其中很多人都不认识朱令，只不过是听说，这样去做，可以救一个正躺在icu的女大学生。

此后，朱令的很多同学和校友，以及许许多多陌生人，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

直到朱令去世，朱令同学创建的@帮助朱令 微博账号，还在一直更新。

请感谢那些敢打破规矩的人。

贝志城在为朱令的病因奔走的时候，遇到过两个难题。

一个是哪里可以上网？

贝志城回忆说他当时只知道国内有三条网线，分别在清华、中科院和化工大学，一般是不对外开放的。

但是，清华大学的陈耀松教授为他们拉来了一根网线。

不久，事情暴露。

陈教授不仅自掏腰包，支付了惊人的流量费，还用一句“学生就是想帮帮同学”，为他们挡下了“和国外大规模联系”的非议。

另外一个就是如何确诊？

那时朱令所在的医院没有完善的检测设备，仅凭咨询和经验排除了铊中毒。

一位年轻医生冒着风险，帮朱令父母取得了化验用的样本，最终在北京市职业病卫生防治所确诊了铊中毒。

永远对新事物保持敬畏。

朱令的确诊时间本来还可以提前的。

只是当时很多人对新兴的因特网秉持怀疑，甚至傲慢的态度，觉得这些邮件难以证明其来源和出处，贝志城的积极行动并未受到足够多的重视。

从医院被提醒可能是铊中毒，到朱令父母拿着样本找机构化验，间隔了至少10天。

不要迷信权威。

贝志城回忆朱令案时，说过两件小事。

朱令的父母，在听到女儿可能是铊中毒时，明确表示医生早就考虑了，排除了。

甚至一些外国医生听说了该医院的大名，也对自己产生了怀疑，相信了医院的判断。

结果就是，毒素侵入朱令大脑、神经系统、消化系统……语言功能基本丧失，双眼近乎全盲，智力也退化到7岁孩童的程度，治疗账单更是高达50多万。

而一瓶对症的解药普鲁士蓝只要4块多。

面对未知的领域，我们需要专业指导，但是千万不要盲目地迷信权威。

因为，一个人的认知有局限性，权威也不例外。

现实不是童话，甚至残酷无比。

我们常说，法网恢恢，疏而不漏。

可事实是，人世间有些悲剧，是找不到元凶，或者无法给罪魁祸首定罪的。

《三联生活周刊》当年在做朱令案的调查时，一位刑事法官提醒记者：

“第一，不是所有的案子都能破，证据灭失了，案子就是破不了。第二，疑罪从无。”

正义没有得到伸张，遗忘就是一种罪过。

朱令去世那天，很多媒体都打出一个标题：《为什么我们不能遗忘朱令案？》

拒绝遗忘，是一种态度，更是一种抗争。

在这个“好人都未必能有好报”的世界，只要你敢当作什么事也没发生，坏人就敢肆无忌惮地站在阳光下。

朱令，是时代的遗憾；朱令，时时刻刻拷问着人心。

正如《杀人回忆》里的那声呐喊：

“我会一直盯着你，所有人都会一直盯着你，直到你付出应有的代价。”

个体的不幸，也可能成为群体的灾难。

朱令的父母都是高级知识分子，父亲是地震局的高级工程师，母亲在远洋公司工作。

可即便是出身于这样的家庭，面对命运的不公，他们依然有太多无可奈何。

试想一下，如果这一切，发生在你我身上呢？

一个本应该前程似锦的女大学生，走完了被撕碎揉烂的30年。

她的苦，她的痛，也许没有第二个人能感同身受。

但是作为一个人，我想应该谨记一句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

就像李佳佳在《朱令的四十五年》中写的那样：

“为什么要写这本书？为什么要执着于这个结果看似已经很难改变的悲剧？我是这样想的：因为帮助朱令就是帮助我们自己。她的不易就是我们的不易，她的不幸就是我们的不幸。

为了我们自己在这个世界，‘平庸’不会有人嘲笑欺侮，‘优秀’不会有人嫉妒加害，能公平地有尊严地，活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