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澳洲做女工：不当牛马，当屠夫（组图）

宇宙的尽头是编制，在“考公热”持续升温的当下，迷茫的年轻人站在岔路口，准备挤进千军万马想过的独木桥。

上岸压力四起的同时，也催生出“大厂裸辞”“脱下孔乙己的长衫”“轻体力活探索”“人生是旷野”等热词。一些年轻人开始主动或被动地逃离主流叙事，既能打工赚钱又能旅游度假的“海外打工度假签证（working holiday visa）”成为应对“内卷”的新型自救方式。

去年五月，28岁的伯德在拿到了澳大利亚打工度假签证后，辞去上海的工作，试图用体力工作来缓解职业带来的疲倦和生活的无序感，在此之前，她是典型的都市白领，从事一份内容创作工作。

社会运行规则就像一个旋转的滚筒洗衣机，大多数人被裹挟着前进。随波逐流很简单，一旦想跳出规则，就需要花费数倍的力气去对抗。与此同时，要承担试错成本所带来的高昂代价。

号称“人生只有一次机会”的打工度假，是否真的能成为有效的“自救方式”？

以下，是她的讲述。

你见过会动的羊肉吗？

一头羊被砍去头颅，掏空内脏，剥掉羊皮后，肌肉仍然剧烈地抽搐、无序地跳动。在过去的几个月里，这是我每天必须面对的场景。

2023年5月，我进入澳大利亚一家羊肉加工厂打工。

正式入职第一天，公司安排新员工参观工厂。我们这批新人分别来自日本、越南、中国和印度尼西亚。事实上，除了领导层是白人外，厂里大部分的员工都是东南亚人。

英语不是我们的母语，大家在沟通上或多或少有些障碍。好在我们年龄相仿，都是二十多不到三十的年纪，在参观等候的间隙，气氛倒也欢乐，互相学习如何用对方的语言说“我爱你”、“加油”，以及一些骂人的词汇……

同事们都很友好，这让我暗自雀跃，对即将面临的工作更是多了份期待。来到澳洲之前，我从未有过体力劳动的经验，谁料想一下就来到屠宰厂这样“硬核”的地方。

这家工厂有多个部门，包括 Slaughter floor(屠宰车间)，Boning room(剔骨包装车间)，Skin（羊皮处理区）以及Offal (内脏房)等。

我的兴奋劲在踏入屠宰车间后就消失了。

腥味。温热的血腥味混合浓重的羊膻味直击皮肤。血液和碎肉散落在地面。一只只无头羊顺着悬挂式传送带有秩序地移动着。水蒸气笼罩整个车间，呈现出雾蒙蒙的诡异感。

我用余光瞟到身边已经有人用手捏住了鼻子。

工厂外观

HR是一位年轻可爱的澳洲姑娘，长着一双标准的“外国人眼睛”，蓝绿色的珠光眼影在她的眼皮上闪烁。在那样沉重的环境里，她就像树梢上的小麻雀，轻盈而流动。看到大家皱眉捂鼻，她依然面带微笑，用轻快的语调为我们介绍各车间的工作流程。

屠宰车间的任务就是将一头活羊宰杀，最终处理成一堆完整的羊肉。整个流程大致分为：电击、切角、切头、塞肛、卡喉、剥皮、剪脚、剖肚、清理内脏、修肉，最后高压冲洗。

面对新人的参观，工人们并未抬头多看一眼。他们穿着白色的工服和黑色的靴子，衣服上交织着新鲜和陈旧的血渍，手里握着各式冷冰冰的切割工具，个个面无表情地处理眼前的羊肉。

越往里走，我越是忐忑。心里在打退堂鼓：我能够适应这样的气息和环境吗？

揣着一颗惴惴不安的心，我跟着HR继续参观。来到剔骨包装部门后，环境变得整洁明亮，不再有血腥气。这里的主要工作是将已经处理好的整羊分切成块儿，然后进行真空包装，贴标签和装箱。

相比其他部门，包装看起来是最轻松和干净的活，我在心里默默祈祷可以被分配到这个岗位。

工服

参观完毕后，我们回到休息室，宛如市场上的白菜一样等待各部门的主管来挑选。

期间，我去了趟厕所，回来后发现包装岗位的人已经被挑走。我心里懊悔极了，怎么偏偏在这个时候去厕所。最终，我和另一位高个子中国女孩娜娜被屠宰车间的负责人利克带走。

利克是当地人，身材高大，不苟言笑，脸颊泛着粗糙的红晕，眼睛总是瞪得很大，长着一副愤怒的样子。后来我才知道他年仅18岁，但已经在肉厂工作了四五年。

他将我们带到Chiller（冷藏库）后，简单嘱咐一位印尼女孩教我们，转身便走了。

冷库相当于是屠宰车间和剔骨包装车间的中转站，是屠宰部门的最后一个环节，也是剔骨包装车间的第一个环节。宰杀处理后的新鲜羊肉，需要放入冷库，让羊肉降温，静置排酸，确保肉和脂肪达到一定的硬度，以便进行后续的切块儿和包装。

至少冷库环境不是那么血腥，我松了口气，正式开启了我的厂妹生涯。

最初的日子里，累，是最直接的感受。

羊被按重量分为3种规格，Light（轻），Medium（中等），Heavy（重）。最轻的约20斤，最重的有100多斤，而Heavy规格的羊几乎可以占据总产量的80%。厂里平均每天要宰杀约3000只羊，一天工作7.6小时，这意味着我要在不到10秒的时间内，完成一只羊的分类，整理和运送。

要眼疾手快。一边抬头，仔细辨别传送链上的羊，标签上是L，M还是H；一边快速将羊推到相对应规格的轨道。等到轨道上的羊快挂满时，再将它们推入冷库。要用力。双臂张开，一次怀抱五六只羊，快准狠，利用那迟缓卡顿的滑轮，使劲将羊甩到冷库内，然后再逐一调整，将羊排列整齐。

在这个过程中，时不时会和冰冷的羊肉进行亲密的“贴面交流”。

流水线不会停，我也不能停。一旦传送链上的羊堆积三四只后，机器故障机制会自动开启，整条线就会停下来，影响所有人的进度。主管带着怒气的声音远远传来：“hurry up，don’t stop.” （快点，不要停。）

闻声，我和搭档也顾不上按重量先分类了，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把堆积的羊扔到储藏轨道上再说，要在主管到来之前让流水线恢复正常。

传送链上的羊

冷，是另一个直观感受。制冷机源源不断地吐着寒气，冷库的温度始终保持在零度左右。每次从冷库里整理好羊出来后，睫毛上都会挂一层厚厚的霜。

为了抵抗寒冷，我在工服下面穿了好几层衣服：上身是保暖背心，短袖，长袖卫衣再加一件冲锋衣。下身是秋裤，牛仔裤和工服。就连袜子都穿了两双。里三层外三层，身体是暖和了，但穿得过于臃肿，行动不便，推羊时愈发觉得费力。

一天下来，整个人浑身疼痛，胳膊抬不起来，全身像散了架似的，回到住处，已经没有力气干别的事情，只想躺在床上。

面对一具具羊肉，我和娜娜自嘲是“赶尸人”，而冷藏库则是“停尸房”。

冷库里的羊

人的适应能力不可小觑。

从手忙脚乱到有条不紊，我仅仅用了两周时间。身体逐渐适应了高强度的体力工作，但每天早上醒来时，双手无力，指关节僵硬疼痛，连拔掉手机充电器都费劲儿。起床活动一会儿后，这种情况才会逐渐缓解。

平心而论，我并不讨厌这份工作。比起曾经在国内做内容创作工作而言，这份工作它无需与人打交道，也不用绞尽脑汁思考，只要按照规则使出蛮力便可。精神上完全不会承受痛苦。

更何况，我所工作的冷库位置偏僻，位于一条长长的走廊尽头处。在这个空间里，只有我和搭档娜娜两个人，这意味着我们较为自由。

我在工厂提供的降噪耳罩下，偷偷戴了一个小蓝牙耳机。如果是在其他部门，主管会时不时检查工人们是否偷戴耳机，但在我的岗位，无需过多担心。

每日进车间前，我会提前下载好想要听的内容，这样就可以一边机械地工作，一边听播客打发时间。有几次耳机没电或者忘记下载音频，那样的时刻简直是度秒如年，人像被一根钉子钉住。

工厂休息室，大家在吃早餐

工厂的一天是从黑暗中开始。

早上6点，天还未亮，通勤车准时接人。到达工厂后，工人们排队领取制服，吃完自带的早餐后，开始换衣服。7点进入车间，中途有两个30分钟的午餐和休息时间，不加班的情况下，15点30分结束工作。

当时，我的岗位每天有40分钟到1小时的固定加班。澳洲的薪资制度明确，劳动时间可以精确到每一分钟。我的薪资是每小时31澳币（约人民币150元），加班按1.5倍算，超出两小时按2倍计算。来到澳洲的打工人几乎都渴望加班，但不是每个人都有加班的机会。

冬季的日子里，天黑得早。下班回到家时，天色已经暗了下来。在工作日里，我几乎很少见到太阳。

工厂坐落于澳洲南部的偏远小镇，这里没有地铁、出租车和公交车。唯一的公共交通是一辆面包车，如果需要用车，必须提前打电话预约。甚至这唯一的面包车，在周六也只运行到下午2点。周日则完全停止运营。

可想而知，在这样一个规模的小镇，如果自己没有车，出行都是难题，更别提任何娱乐项目。公司安排的住宿，距离镇中心大约有十几公里。每周五下班时，我会乘坐公司的通勤车去镇中心的超市采购，这算得上是为数不多的休闲活动了。

镇上唯一的公共交通

在这样封闭的环境下。不少工友谈起了恋爱。或许是因为身处异国他乡，人们需要彼此依靠，寻求一点慰藉；又或是试图给枯燥乏味的生活增添点乐趣。在肉厂这样的环境中，每当我看到恋爱中的情侣，脑海里总会浮现张惠妹的一首歌《血腥爱情故事》。

有些情侣双方来自不同的国家，如果其中一方英语不太好，交流似乎会有些障碍。刚开始我疑惑，语言不通怎么谈恋爱？后来我发现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可以很简单，或许是我们习惯把事情想得太过复杂。借助翻译软件，肢体语言，长时间相处形成的默契，总会有办法的。

一切都可以简单化。在厂里的日子，像是置身于一个真空世界。

在小镇生活中，也有为数不多的热烈时刻。

每周六早上8点，当地的一个志愿者团队会组织跑步活动。得知这个消息后，我开始加入他们，每周跑上5公里。跑步为我单调的生活增添了不少乐趣，成为我每周最期待的事情之一。

工友们常常隔三差五举行派对，我总是兴致勃勃地带上饮料和食物前去赴约。有趣的是，光良的《童话》和潘玮柏的《不得不爱》在几个亚洲国家很受欢迎，也成为了派对上的固定曲目。有一个长发摇滚青年，弹得一手好吉他。我们都喜欢一个叫“Red Hot Chili Peppers”的摇滚乐队。他弹奏时，大家就站在他身边围成一圈合唱。

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我发现印尼人永远充满能量，精力充沛，喜欢唱歌和派对，在社交平台也非常活跃，而且他们的英语普遍不错。甚至有几位厂友在IG和油管（海外社交媒体）上做博主，收获不少粉丝。

我在与他们的交谈中得知，在印尼最发达的城市——首都雅加达，人们的月收入仅为人民币2000元左右，但印尼的物价和开支却并不低。相比之下，在澳洲工作两天所得的工资，相当于在他们国家一个月的薪资。这也难怪他们总是热情洋溢，爱开玩笑，对生活充满了希望。

因此，在寻找工作时，他们更有明确的目标，愿意选择去小镇的工厂，而不是去悉尼等大城市。因为澳大利亚的法定最低工资标准是统一的，无论在哪里工作都一样。虽然小镇的娱乐生活相对较少，但消费水平低，工时稳定，更容易攒钱。

一位印尼工友在一次懒得做饭后，用方便面泡米饭

铁打的工厂，流水的背包客。有人到来就有人离开。

Farewell party（告别派对）是少不了的仪式。记得第一次参加送别派对时，我刚到厂里不久，大部分人还不认识，一个印尼女孩热情邀请我周五下班后去派对。那一晚，我惊讶地发现几乎整个厂里的人陆陆续续都去了，一批又一批，大家喝酒，品尝异国美食，一起合影，音乐充斥着整个房间。

周六上午9点，按照惯例，大家聚到客运站，送别即将离开的伙伴，诚挚地进行最后的道别。直到巴士启程，我们挥手目送车里的人渐行渐远。

中国人的感情一向内敛，也不喜声势浩大地离开。当时我想，我离开这里时，一定不会举行派对，也不需要别人来车站送别。

在车站送别离开的厂友

流水线的速度一天比一天快。

我和搭档娜娜像两头拉磨的驴一般，为了吃到眼前那根永远够不着的胡萝卜，在零度的低温环境下，居然常常急得浑身大汗。在又一次“恶战”之后，我的头发全部被汗水浸湿。午餐时间，一位工友见我头发湿漉漉的，问我是不是去洗了个澡。（换衣室里有淋浴间）

在我和娜娜尚未加入这家工厂之前，我们的岗位也是由两名女生担任的。但在那段时间里，工厂产量较低，平均每天宰杀一千多到二千只羊。而我们加入后，产量逐渐增加，达到了三千多头，却依然只有我们两个女生在从事这项工作。

这期间，我和娜娜每日都在期盼着能有人调到我们的岗位来，甚至向主管提出请求。可谁料，新员工一波又一波，主管却丝毫没有想为我们增添人手的打算。

前面我提到，由于工作位置偏僻，通常主管不会来我们这里。也许是因为他无法直接观察到我们的工作强度，而且我们负责的环节从未出现过大问题。又或者是因为一旦打工者获得了一定的权利，他们往往会将自己自动划分到资产阶级阵营，并开始尽力压榨其他普通打工人的剩余价值。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发挥了无产阶级的自觉性，决定辞职。

此时，我在这家工厂工作了四个月，已达到续二签的条件。澳洲打工度假签证有效期为一年，如果在偏远地区和一些指定行业工作满3个月和6个月，可以集二签与三签，以停留第二年和第三年。这也是当初我为什么选择来这个偏远小镇工作的原因之一。

小镇风景

工作量增长和签证条件满足，不是我想要离职的唯一原因。更重要的原因是，我察觉到工作环境正在一点点地改变我。

尽管大家来到澳洲打工之前，都曾有不同的职业和生活经历。我的工友里有重点大学毕业的应届生、心理咨询师、导游、律师，银行柜员等等。

可不得不承认，在流水线长期做重复性的工作，人是会变得越来越麻木的。加上所在小镇的闭塞，很难接触到新鲜事物。因此，抱怨工作的疲累和八卦厂里的新恋情逐渐成为我们唯一的话题。我对参加派对这件事，也完全丧失了兴趣。

这是一个温水煮青蛙的过程。这样的日子能忍受，可以凑合，没有特别的忧虑，没有真正的苦恼，也没有任何绝望，就连身体的痛疼也可以习惯。

疲疲困困，我的身体里像是住着一条假寐的老狗。

在工厂最后的两周里，时间过得飞快。

工友知道我不想办派对后，和她的室友们一起为我举行派对。中国小伙伴们做了很多我爱吃的食物，满足我的中国胃。阿米尔开了很久的车带我去看小镇边缘的日落和每一处地标建筑，为我拍了很多照片留念。

厂里有一个新来不久的女孩，个子娇小，眼睛闪闪发光。我们是在日本女孩举办的派对上认识的，相处很投缘，约定以后一定要去彼此的国家玩。可惜我们才认识一周，我就要离开了。令我惊讶的是，她知道这个消息后伤心地哭了。

在成年人的社会中，很难遇到如此单纯可爱的朋友们。尤其是当你已经快要迈入30岁的门槛时。

史铁生说过，快乐的日子里做人不能太小气。离开之前，我为每位熟识的伙伴都准备了礼物，附上手写的明信片，向每一位朋友道谢、道爱、道别。

我选择了周一工作日离开，以避免送别场景。谁料临出发前，一位有车的朋友突然出现，开车送我到了巴士站台。而另外一位朋友也没去上班在车站等我，还带了咖啡和早餐。

坐在大巴车上，我读完朋友们的留言和信件，扭头看向窗外，公路两旁的景色飞速地掠过，旷野、森林、木屋、结伴而行的牛羊，以及呼啦啦的鸟群。

人生或许就是在重复中寻找意义。不断地相遇，再不停地告别。

公路沿途风景

后来娜娜告诉说，接替我岗位的人换来换去，最终调了两位男工和她一起搭档。

由此可见，在我的厂妹生涯里，我曾算是一颗认真卖力的螺丝钉。在这期间，我的手曾触摸过超二十万只羊，却一口羊肉都没吃到。

离开肉厂后，我碾转于不同的城市和小镇，一边度假一边打工。当过咖啡店店员，也在超市做过理货员和收银员。

在悉尼、墨尔本、布里斯班等大城市的生活更贴近国内。可以徒步、看电影、逛艺术展、逛集市和看演出。休息时间我喜欢去大大小小的海滩消磨时光，或者躺在公园的草坪上阅读、晒太阳。

这里生活节奏缓慢，街上很少看到匆忙的行人，每个人似乎都耐心十足。无论队伍有多长，排队时大家都会慢慢等待，从不抱怨。一天可以听到无数句的“对不起”、“谢谢”、“祝你有个美好的一天”。车辆很少超速、急转，即使距离还有很远也会礼让行人。

在国内我坐地铁或公交时，总是提前一站站到门口等候下车，担心车门关得太快或耽误他人的行程。而在澳洲，司机和乘客之间的互动则更为从容。当你拎着大包小包的行李上车时，司机会等你完全坐稳后才慢慢出发，下车时也不必早早等在门口。

在沙滩晒太阳的澳洲人

这种心态的背后，离不开澳洲完善的福利制度和待遇保障。

街头流浪汉是澳洲城市的一种“特色”。他们有的衣着整洁，旁若无人地在街头看书，身边甚至还伴有一条狗，颇有些浪漫主义味道；有些则衣衫褴褛，通常是有酒瘾、毒瘾或者身患疾病。

有一次我在路过悉尼马丁广场时，看到一条长长的队伍。我正好奇这些人为何排队，一个中年流浪汉询问我是否饥饿，告诉我即将有免费食物发放。过了一会儿，一辆装满物资的车出现，原来是慈善机构每天都会来为流浪汉们提供救济餐。

我决定也加入排队的行列，等待的过程中，我担心自己看起来不像流浪汉，可能不会被提供食物。

后来发现，我的担心是多余的。工作人员热情地问我想要哪种口味的披萨，没有任何异样的眼神，至少表面上是。那天我领到了一个苹果，两种不同口味的面包，一整份披萨，一瓶矿泉水，足够吃两餐的量。

那位中年流浪汉见我领到食物后，再次主动和我聊起天来。得知我即将离开城市，去往偏远小镇做超市工作时，他居然掏出10澳元给我，觉得我生活太辛苦。

我谢绝了他的好意，很佩服他如此自洽的心态。

免费救济餐

悠闲和耐心是属于澳洲人的，甚至包括流浪汉在内。多数时间我带着外来者的紧张心情。

为了方便移动，生活压缩到极致，所有的衣服和生活用品都悉数被装到一两只行李箱内。准备随时迁徙到不同的城市和小镇。我承受着频繁流动带来的碎片化关系，不断搬家、换工作，过着一种“悬浮生活”。

不少打工度假博主们喜欢在网上分享生活的美好切片，营造“人生是旷野”的美好景象。海岛清洁工作的悠闲，农场摘果子的快乐，高薪的工资单，拿到澳洲永久居留权的自豪。却只字不提旷野下的暗流，荆棘和猛兽。

事实上，即便是在美丽的海岛工作，也需要刷一个个马桶；在农场摘蓝莓时，要顶着高温在烈日下晒六七个小时，遇到下雨天则停工，手速不快赚的钱都不够房租。心情抑郁、攒一身伤病、找不到工作自己倒贴钱的打工度假者也不在少数。

带着狗的流浪汉

背包客们常常会互相探讨一个问题：结束打工度假之后要做什么？有些人会详细规划未来，但大多数人却依旧感到迷茫焦虑。

面对职业空窗期、30岁职场歧视、购房购车、原生家庭以及年龄焦虑等等问题，悬而未决的困扰依然挥之不去。

我逐渐发现，城市就是工厂，有些人当厂长，有些人做管理，大多数人是在流水线上不断重复的工蚁。普通人的一天早已被写好。体力劳动和脑力工作没有太大区别，工厂与工厂之间也并无不同，尽管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文化和地标。

于我而言，来澳洲打工度假，更像一场流动的生活实验。

成为体验派，或享有稳定感，我明白人不可能同时成为并拥有两者。如今，我所理解的“旷野”是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保持顽强的生命力。

我很喜欢作家黑塞的一段话：

“我知道口袋里有成百上千颗生活游戏的棋子，因了解这场游戏的意义而感到激动万分。我愿意再次开始这场游戏，再次体验它的痛苦，再次因它的荒诞不经而战栗，再次并时常穿行于我内心的地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