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律宾全面禁止离岸博彩业，能否斩断中国犯罪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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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由中国人经营的在线赌博产业，在东南亚沦为跨国犯罪管道。7月下旬，网络博弈合法多年的菲律宾开第一枪，下令禁止跨境赌博，要求相关人员离境。此举虽获北京支持，但专家认为，这类“零散”做法无法斩草除根。

“菲律宾在某种程度上发挥了领导作用，现在是其他国家采取类似行动的时候了”，美国和平研究所（USIP）缅甸计画主任塔尔（Jason Tower）告诉DW。

近十年来，东南亚成为不法在线博弈及诈骗园区的主要滋生地，这些网络大部分源自于中国的犯罪集团。由于中国将赌博视为非法，相关组织转向其他监管相对宽松的国家发展，尤其是缅甸、柬埔寨和老挝等法治相对薄弱的地方。

菲律宾是重要据点之一，2016年上任的总统杜特尔特（Rodrigo Duterte）执政时期，菲律宾将离岸网络赌博合法化，开放海外业者至菲律宾申请营业牌照。这也成为菲国其中一项重要发展产业。

然而，该政策在今年7月下旬急转弯。菲律宾现任总统小马科斯（Ferdinand Marcos Jr.）下令全面禁止海外博彩业者开业，并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业者在今年底前关闭公司、遣返外籍员工，但菲律宾当地人的赌场仍维持合法。

菲律宾移民局推估，全国将有400多家公司、数万名中国和东南亚籍员工受影响，其中中国公民占比大约70%。菲国政府怀疑，其中有数千人是受到非法招募的受害者，被迫在恶劣的条件下工作。

塔尔向DW分析：“小马科斯正采取相当戏剧性的举措来打击这个问题，但这只是开始而已。如果各国继续以零散和片面的做法（打击犯罪集团），你会看到这些问题只是不断转移和继续变形，朝不同方向发展。”

“假博彩真犯罪”的中国黑帮

美国和平研究所的报告显示，截至去年底，源自中国的跨国犯罪集团透过非法、不受监管的网络博弈和诈骗，已在全球获利将近640亿美元，受害者高达数百万人。

塔尔表示，“那些被赶出中国的犯罪集团过去主要专注于非法赌博，后来转向网络赌博，并将菲律宾作为其中一个据点”。他指出，这些组织选择菲律宾的主要原因之一，是认为杜特尔特政府亲中、并向境外网络博弈业者敞开大门，为该产业提供了一个合法却监管松散的操作平台。

过去几年，菲律宾的离岸博彩运营商（Philippine Offshore Gaming Operators，简称POGO）迅速增长，来自中国的犯罪组织以合法的博彩公司作为“幌子”，在背后发展各种犯罪活动，确保中国执法单位无法掌握他们的行踪。

菲国为何此时收回保护伞？

即使博弈产业为菲律宾带来不少商业利益，但衍生的犯罪活动，包括金融诈骗、人口贩运、酷刑、绑架和谋杀等，引发国内民众反弹。小马科斯在2022年上任后展开打击，并在上个月颁布禁令时表示，菲律宾的国际名声已因此受到严重损害。

长期关注POGO的菲律宾大学亚洲中心地缘政治资深讲师拉贝纳（Aaron Jed Rabena）向DW表示，跟博弈有关的犯罪问题在菲律宾“相当严重”，促使大众意识到网络赌博业所带来的“风险和威胁已经超过了好处”。

今年7月，菲律宾才对丹辘省班班市（Bamban, Tarlac）的华裔市长郭华萍（Alice Guo）发出逮捕令，指控她包庇一间大型在线博弈中心，并隐瞒其中国国籍以竞选仅限菲律宾公民的公职。菲国政府8月公布调查结果指出，这位市长有“严重不当行为”，目前已被免职、金融资产遭冻结，但案情细节与当事人下落迄今不明。

拉贝纳分析，在成为市长之前，被质疑是中国间谍的郭华萍根本不被选民所知，也没有适当的教育背景，最终竟能赢得选举，但她所管辖的范围内被发现有许多不法的博彩公司。

“我认为这相当危险。”拉贝纳告诉DW，这代表犯罪组织开始借由支持政治候选人，以获得更多包庇与保护。“事实上，也许不只是她，可能还有其他像她这样的人受到贿赂，他们或许不是政治家，而是普通公民或者商人。”

近几个月来，菲律宾警方也突袭了多家地下医院，发现他们长期替逃犯和诈骗人员提供整形服务。塔尔指出，这些案例突显了来自中国的犯罪份子正透过各种方法，包括换脸、护照销售、身份销售等，试图在他国另寻出路，以继续经营诈骗事业。

北京不满“中国人专骗中国人”

本月初，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发声明表示，中方已协调和协助菲律宾执法机构遣返了约30名从事境外赌博的中国公民，并承诺将支持菲律宾政府的禁令，强调“这是自小马科斯总统宣布禁止所有POGO后，中菲两国首次联合实施的遣返行动”。

事实上，今年6月中国驻菲使馆就曾表示，北京已向马尼拉提出禁止POGO的建议，盼能“根除这一社会弊病”，并称大使馆已协助菲国关闭了5个境外赌博中心，过去1年内遣返了近1000名中国公民。

分析指出，北京政府之所以如此重视境外赌博乱象，在于受害者大多是中国人。长期为菲律宾华裔社群发声的公民领袖洪玉华（Teresita Ang See）告诉DW，她在菲律宾协助救援的对象大多是中国公民，“尤其是有关绑架勒索的案件”。这些遭绑票的受害者，可能被迫在博弈中心从事诈骗工作，或是被勒索提交赎金。

洪玉华补充，犯罪集团通常会以中国商人为绑架对象，这些人经常出入赌场和博弈中心，可能因为家世、财力雄厚，或在赌场中欠下超过偿还能力的赌债，而被盯上。

遭到人口贩运的受害者则来自世界各地，这些人通常被以高薪诱骗，沦落到博彩中心从事诈骗，若无法达到业绩目标就会遭受酷刑、虐待等不人道惩罚。女性受害者在进入博彩中心之后，往往沦为妓女和陪酒的侍女。

拉贝纳也观察，尽管中菲两国近来因南海主权争议而益趋紧张，但在打击POGO的议题上“立场趋于一致”，因为“它危害了两国的社会和人民”，解决此一问题对双方而言具有共同利益。

中国对内打击力道不足？

7月中旬，中国和菲律宾的执法机构联手遣返3名在菲律宾涉嫌绑架的嫌疑人回到中国。当时中国驻菲使馆强调：“此次行动再次充分展示了两国共同打击境外赌博相关犯罪的坚定决心。”

同月底，北京也透过《关于办理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强调将依法打击犯罪集团中的骨干成员以及种种犯罪行为。

然而塔尔指出，目前遭中国遣返并惩治的诈骗嫌疑人，仍以犯罪组织中的基层人员为大宗，部分甚至属于受到诱骗或绑架的受害者。高层的犯罪嫌疑人始终未能被绳之以法，有些还能在中国“非常自由地活动、每天在社交媒体上发帖”，并继续在海外建立新的据点。

塔尔所指的包含此前曾坐牢多年的前澳门黑帮大佬尹国驹。他以绰号“崩牙驹”闻名，出狱后在柬埔寨成立“世界洪门历史文化协会”，并被指控涉嫌在东南亚等国经营诈骗园区。目前在抖音等社交平台上，仍可搜到有关“崩牙驹”及洪门协会的影片。

以跨国执法来说，中国要追踪在海外的犯罪份子、阻断金流难度较高；塔尔认为，“中国需要在国内采取（更多）行动，以阻止这些犯罪分子，特别是高层犯罪分子”。

塔尔另指出，北京近期通过网络诈骗《意见》，但要如何进一步开展强而有力的执法值得关注；当这些不法产业将庞大资金洗回中国时，值得质疑的是：“（中国政府）真的有足够的动机去严厉打击这种行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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