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请美国藤校的亚裔中产子女，今年更容易被录取吗？（组图）

新规第一年： “色盲”录取对亚裔学生更友好了吗？

到了美国大学2025级入学申请的最后阶段，任何录取政策的风吹草动都影响着无数“爬藤”家庭的命运。今年的申请又是对亚裔申请者来说不同寻常的一年。

2023年6月份，主要由亚裔学生及家长构成的学生公平录取组织（Students for Fair Admissions，简称为 SFFA）诉哈佛大学一案由美国最高法院裁决，判定哈佛大学及北卡罗来纳大学（UNC）基于种族考量的平权法案招生政策违反宪法，结束了长达近十年的法律争议。SFFA 主张大学录取过程不应考虑种族，而哈佛大学则坚称平权法案是实现新生多样性无可替代的手段。最高法院以6比2的投票结果支持了原告的诉求，颠覆了下级联邦法院两次认定种族考量在招生中合宪的裁定。不仅对于哈佛，对其他美国大学都意味着学生录取今后将不能直接考虑种族因素。

《Glee》剧照

这官司最初由华裔美国人发起。他们认为大学招生照顾其他少数族裔，事实上损害了亚裔的教育权益。有了“色盲”录取的新规，美国精英大学真的开始“爱”亚裔学生了吗？

新规未如预期般在所有高校一致提高亚裔的就读率。在麻省理工、哥伦比亚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布朗大学等，2024级入学的本科新生中亚裔比例相较去年有所上升，其中亚裔学生比例最多的是麻省理工，从去年的40%增长至47%。哥伦比亚大学的亚裔新生比例更是较去年显著增加了9个百分点。然而，在耶鲁、普林斯顿、斯坦福、杜克、达特茅斯和弗吉尼亚大学等，亚裔入学比例则相较去年有所下降，如在耶鲁大学，亚裔新生从去年的30%下降至24%。而位于平权法案争端中心的哈佛大学，其今年亚裔美国人仍占新生的37%，与去年保持不变。这些学校统计的亚裔数据，除包括东亚裔以外，一般也包括南亚裔、东南亚裔、太平洋岛民等，华裔通常在其中占到相当显著的比例。

仅有平权法案被废除后一年的数据，所以还很难确定这些数据变化的趋势，无法判断它们究竟是学校有意的转变，或只是偶然的数据波动。我们向一位参与了耶鲁2024级本科生录取工作的学校管理人员求证，这位学校工作人员表示，耶鲁必须要遵守法律，所以不再能够直接看到学生的族裔信息并以此作为是否录取的依据，“但是学校在录取过程中肯定还是会考虑到族裔的大致平衡，并且维护少数族裔的权益”。例如耶鲁在的申请流程中，其中部分文书要求讲述对自己意义重大的社区、经历和身份，在这些文书中，学生都可以主动披露自己的族裔信息及与之相关的经历，学校仍会作为参考依据。这位不愿具名的工作人员还表示，其个人认为2024级亚裔人数的下降并非是任何有意的设计，只是采取了新的模糊推断方式之后在适应期造成的正常波动。

耶鲁大学

美国的政治一向极化，亚裔更是分裂。此前，在关于美国精英大学依据平权法案制定的录取政策的争论中，这项政策究竟是在保护还是阻碍亚裔利益，亚裔群体内部都出现了巨大的观点分歧。部分亚裔认为平权法案保护的不过是黑人、拉丁裔等“自身能力不行”而需要“额外照顾”的群体，而打掉所有这些政策，回到一个“凭实力竞争”的美国社会，亚裔一定能够大放光彩。其他一部分亚裔则对此感到痛心疾首，认为这完全是“敌我不分”的糊涂表现，平权法案保护的是包括亚裔在内的所有少数群体。更重要的，亚裔需要尽可能地联合起黑人、拉丁裔等其他族裔，站在同一阵线争取权益，而绝非如为了实现一时的目标与白人保守派联合，这种“危险同盟”最终会助长美国社会的种族主义情绪，反噬亚裔。

美国高校的录取逻辑

择优录取，任人为贤，为什么要考虑种族？这要追溯到1960年代的民权运动。当时的进步派认为，对于长期遭受不平等待遇的群体，仅仅是机会平等已经不足以实现结果上的平等，因此必须要采取更加积极的行动。于是，平权法案应运而生，要求大学在录取中适当照顾少数族裔。

实际上，平权法案从来不仅仅是一个“照顾黑人”的法案，历史上曾经遭受排华法案等歧视性经历的亚裔也是帮扶对象。据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UC Davis）医学院 1975 届校友、北美华人医师联合会副主席 Randall Low 向我们回忆，在六七十年代的加州，华人移民的数量远少于今日，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也处处受到歧视。当时，大多数亚裔学生顶多负担得起公立学校的学费，考入医学院的寥寥无几。在一场医学院面试当中，面试官竟问 Randall：“你和白人相处得好不好？” 这不仅反映了当时美国社会中亚裔是“永久外国人”的偏见，也显示了医学院当中白人占据绝对主流的情况。在1971年的 UC Davis 医学院，哪怕学生较之前扩招了一倍，同届的100名学生当中仅有约10名亚裔，比例不到今日的一半。而这十人当中，包括 Randall Low 在内的两名就是通过平权法案录取的，占据了UC Davis 14个平权法案计划录取配额中的两个。1978年之后，虽然少数族裔的数字化的录取指标被取消，但是新生的族裔依旧被作为录取的因素考虑。

伯克利1960年代言论自由运动，加州大学供图

平权法案已实施六十余年，其间受到无数法律挑战，为什么会在2023年这个时候被废？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张泰苏接受采访时向我们表示，这是进步派和保守派在司法界角力的阶段性结果。案件从十年前开始，能够在现在取胜，和当下政治气氛与最高法院的法官构成有直接关系。其中，特朗普任命的几位保守派大法官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在九位大法官中，除了杰克逊法官因利益冲突选择回避，其余法官6比2的判决结果明显沿着保守派与进步派的界线，突显了判决的政治色彩，令法条细节显得不再重要。

在哈佛大学败诉之后，许多大学表示，尽管法律裁决必须遵循，但是结果令他们感到十分失望。如果真如反对平权法案的亚裔家长所说，平权法案无非是强制学校“照顾黑人”以至于埋没了人才，为何大学没有为平权法案的废除而感到庆幸，反而带头抗议？这一方面是因为今天美国大学的政治立场整体上更偏向于自由派，在更深层次上这也触及美国社会如何通过顶尖大学的录取政策来进行精英的再生产和学校在其中形成的利益考量。

美国大学的本科招生逻辑究竟是什么？首先，顶尖的私立学校会对“VIP”有明确的照顾，如校董会成员推荐的学生、重要校友和重要捐助者的子女。这被称为传承录取（Legacy Admission），哈佛在近几年传承录取一度到达过36%的比例，而耶鲁校方公开宣传其14%的传承录取比例，因为这被认为是在同类学校中相当低的比例。

其次，学校会录取能够提升学校各方面声誉的优秀学生，这部分往往没有显赫的背景而有着出色的学术、社会活动或体育表现，亚裔学生大多集中于此。在这些“平民天才”中，学术成绩也并非优秀的唯一标准。留学机构创始人、曾将多位学生送入美国顶尖高校的吴海超和我们分享他的观察，美国大学的录取标准与中国有本质的不同：一旦申请者的成绩达到某一标准线，学术成绩便不再是决定性因素，学校更看重其他方面的优秀表现，比方说领导力、社区服务和艺术才能等等。这些都是衡量学生未来在各领域内领导潜力的关键指标。

最后，学校会为了一定的“多元化”而录取特定的学生，不只是种族而包括方方面面的多元化，例如几所常青藤高校都会让自己的新生来源覆盖全美五十个州，即使在很多小州只有一名学生。公立大学还承担着“政治任务”，例如加州大学各校区就被州政府要求照顾本州学生。

《天才枪手》剧照

美国顶尖大学作为市场竞争中的行动主体，为了建立自己长期的品牌，要确保招收的学生群体长远来讲能维系自己的核心利益——作为社会精英生产机构的声誉。这就不得不要求自己的新生群体与美国整体的精英构成相匹配。这也就注定了美国顶尖大学永远不可能实行部分亚裔家长所期待的“唯成绩录取”政策。

虽然亚裔在学术上很成功，在一些商业领域也有很突出的表现，但不得不说亚裔在美国的整个的政治版图里面还是一个相对小的族群。吴海超表示，美国大学还可能会根据历史数据，观察到亚裔学生更倾向于选择如金融和医疗等中产阶级职业，如医生、高级经理等。从大学角度上说，培养出又一个中产阶级，边际效益远不如做“风险投资”，把名额给那些可能的政治活动家、创业家，一旦成功，便可能带来巨大声望或捐赠。这类学生在其他少数族裔学生当中反而更多。所以误以为只是课业成绩足够好——或者任何其他的既定规则卷得好——就可以被录取，是误解了大学的招生逻辑。

既然美国大学的根本利益是确保自己培养出的人成为未来的社会精英，在美国这样一个多种族社会，学生群体的族裔多元性也就成为了高校自己的诉求，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许多精英学校是平权法案的坚定支持者。虽然美国大学确实在追求种族多样性，但其动机并不全如声称的一般高尚。一个数据是，哈佛录取的黑人新生有七成来自美国人口前20%的高收入家庭，这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平均黑人形象。在诉哈佛的案件中，保守派便抨击这种现象背后的利益考量并不能让平权法案帮助到最有需要的群体，仅仅是追求表面的多样性，而并非真正为促进经济和社会层面的平等和公正。

耶鲁大学

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罗伯特在判决多数意见中确认，考虑种族的录取政策必须要有一个实施的终点，意味着对特定族裔的优待措施只能是暂时性的。如果平权法案真的能有效解决美国不同族裔之间的经济与社会地位落差，为什么在施行了六十年后的今天，现实还是与其宣称的平权目标相去甚远？对于法庭内外的保守派而言，既然这样的社会实验效果有限，还有可能动摇美国人人生而平等的立国之本，那么美国政府就应该回归不干预的保守主义的传统。然而，因为族裔多元的政策实际上已经成为美国高校自身利益的一部分，干预有利于学校的精英再生产，所以即便法律层面禁止了直接的方式考虑种族，但高校在执行中还是会以自己的方式进行平衡，正如今年最新的录取结果所展示的一样。

分裂的亚裔：与谁结盟？

亚裔学生究竟有没有在美国顶尖大学录取过程中遭受歧视？亚裔在美国总人口中仅占大约6%至7%，但在哈佛、耶鲁、普林斯顿、斯坦福及麻省理工等精英大学中，亚裔新生的比例远高于此，约为20%以上。而黑人学生的录取比例则与其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大致相当，约为14%。一方面，在高校中亚裔学生已经取得了远超人口比例的代表性，似乎很难被认定为是字面意义上的歧视；然而另一方面，亚裔学生需要展示出远超其他族群的表现才能被录取。有 2009 年发表的研究表明，亚裔申请者的 SAT 分数需比白人申请者高出大约140分，比拉丁裔高280分，比黑人高450分才能拥有相等的录取机会。

《Glee cast》剧照

围绕平权法案的诉讼实际上在美国亚裔内部造成了很大的分歧。一个关键背景是，亚裔是美国种族内最不平等的族裔，以至于造就了“两个亚裔”现象。两个群体在维权斗争的策略上也表现出明显的差异：一些保守的亚裔（其中很多社会经济远高于美国社会平均水平）倾向于在现有的白人主导的不平等社会结构内竞争获胜，而其他一些亚裔（其中有精英阶层，也有收入水平较低的群体）则更强调根本性地改变这一结构本身，和其他少数族裔一同水涨船高共同进步。

更为保守的亚裔认为，亚裔在大学录取当中受到了逆向歧视。这种逻辑是，既然亚裔家庭在教育上投入了更多、亚裔学生有远超其他族群的学术表现，那也就理应获得相应的名额，任何其他对其他群体的平衡与照顾都要以牺牲亚裔利益为代价。许多纽约、加州等地的中产阶级亚裔高中生感到申请大学要达到的标准更高，相较于其他群体，他们更不愿在申请材料中披露自己的种族信息。

然而，那些有着丰富教育资源的“高科技移民”的后代并不能代表亚裔的全部。采访中，平权法案诉讼中被告方证人、哈佛15级华裔本科生陈珊妮 （Sally Chen）向我们讲述了自己的经历。陈珊妮出生于一个贫穷的华人移民家庭，父母在餐馆打工，几乎不会英语，一家六口挤在旧金山的单间里。被哈佛录取的陈珊妮成为了家里的第一代大学生。在查看了自己的录取档案后，她发现自己的家庭背景、给父母当英语翻译的经历、以及她在社区中的领导活动都是哈佛录取她的重要原因，她是平权法案的受益者。这让她决定为哈佛大学出庭作证，以学生视角说明保留平权法案的重要性。她认为，如果学校在录取过程中忽视申请者的种族和成长背景，她和许多来自相似环境的学生将失去进入精英学府的机会。现在，陈珊妮在旧金山华人权益促进会（Chinese for Affirmative Actions，简称华促会）担任教育公平政策经理。在关于录取政策的讨论中，旧金山的华促会也是立场鲜明表示亚裔社区支持平权法案最中心的组织。

《小别离》剧照

值得一提的是，在最高法院的判决出台后，美国华人百人会（Committee of 100）发表声明表达了对结果的反对和失望。作为一个汇聚了包括贝聿铭、骆家辉、马友友等华人精英的无党派非盈利组织，百人会历来鲜少表露政治倾向，这让此次声明显得尤为特殊。由此可见，平权法案的废除并非得到了亚裔社群的一致欢迎。这背后涉及到通过政治动员有效提升亚裔在美国的社会地位的战略选择：是支持进步派阵营，还是在特定议题上与保守派寻求合作？

本次诉讼的原告方——非营利组织“学生公平录取”，是一群华裔家长与白人右翼活动家爱德华·布鲁姆（Edward Blum）合作的产物。布鲁姆可谓“臭名昭著”，他在保守议题深耕数十年，在推翻了平权法案后，他最新的诉讼活动竟是讼一些律所的录用政策“歧视白人”。在很多进步派的眼中，与这样一个在美国舆论场被视作有种族主义倾向的保守派活动家合作并不光彩，这样一种“与魔鬼做交易”的诉讼策略也是这个案件引发争议的重要原因。

在进步派眼里，亚裔与保守派白人的结盟是一种战略性的退让的结果。在无法成为主导力量的情况下，选择跟随所谓的“老大”，为自己获得相对有利的位置。旧金山华人社区的历史学者、60年代伯克利校友李萱颐（David Lei）在采访中对此表示担忧。他认为这种退而求其次的策略有短视的风险，可能不利于少数族裔之间构建统一战线。他回忆，在五六十年代，亚裔也从民权运动中受益。今天亚裔在美国的平均收入和教育水平之所以领先并非偶然，而是因为搭了黑人主导的民权运动的“顺风车”。背弃曾经的盟友并选择与保守派白人结盟，可能会阻碍亚裔未来在突破职场天花板、政治代表性等领域的合作，对维护自身权利的长期斗争不利。

伯克利1960年代言论自由运动，加州大学供图

进步派的担忧不是空穴来风。美国企业历来涉嫌在晋升员工的时歧视亚裔，以至于有“竹子天花板”一说。近期代表亚裔员工起诉硅谷科技公司的朱可亮律师也表达了类似看法。支持推翻平权法案的人如果是为反对歧视，为何会招致美国多数主流民权团体的反对？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在诉佛罗里达州禁止中国人买房歧视性法案一案中（亦由朱可亮律师发起），美国主流民权团体及美国联邦政府司法部均对华人表示支持。从长远角度看，如果亚裔希望其他少数族裔在未来继续声援自己的斗争，就需要避免破坏政治联盟。因此，虽然亚裔看似在本案中胜诉，但从整体策略上看，与保守派白人结盟仍是一条危险的道路。

张泰苏认为，在平权法案一事上，法律上的争议不会随着哈佛的败诉就偃旗息鼓了。本次判决给大学留出了腾挪空间，但也给未来法律挑战留下了漏洞。一方面，最高法院判定招生中考虑种族违宪，但又允许学校考虑申请人的社会履历。这意味着，如果大学申请人能将种族背景与个人成长经历联系起来，展示这种背景如何塑造了他们的个性或克服了困难，这类信息仍可作为申请的一部分。实际操作中，种族仍旧可以成为一个隐性评估因素。2024年最新的录取结果也证实，学校确实在如此操作。无论是判决本身开的后门，还是大学可能的应对策略，都可能引发保守派团体的不满。新的法律挑战可能再次浮现，并最终再度抵达最高法院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