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逆差和关税战：为何说美国的贸易赤字被严重夸大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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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宣布从2月4日起，对从加拿大和墨西哥进口的货物加征25%的关税，对中国货物加征10%的关税。美国去年从三国进口货物约1.4万亿美元，占进口额的46%，贸易冲突四国GDP全球占比则近50%，二战后全球最大规模的贸易战打响，也是80年来自由贸易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笔者对前因后果做一些简单分析。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阜成门六号院，作者：BJ王明远，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一、美国的贸易逆差源于去工业化

美国家庭最终消费支出（HFCE）的全球占比长期以来维持在30%左右。中国作为全球第二经济大国，现在仅达到10%，再次是日本5%左右。从美国制造业和贸易史来看，当美国的全球制造占比低于消费全球占比的时候，贸易逆差就会发生。进入1960年代以后，美国开始了去工业化进程，大量产业被转移到日本和欧洲，因此于1968年第一次产生逆差，之后于1976年保持长期性逆差。

尤其是冷战结束后，随着贸易和资本全球化的大大加速，美国去工业化也加速，制造业增加值GDP占比从1991年的17%下降到2023年的10.2%，制造业从业人数从1991年的1742万下跌到1260万，就业人口总占比下降到8.4%，美国制造业产值的全球占比也从26%左右下降到16%，因此贸易逆差也急剧扩大。1990年为1110亿美元，2000年为4524亿美元，2020年代长期维持在1.2万亿美元左右，35%以上来自于中国，15%左右来自加拿大、墨西哥。

因此，美国的贸易逆差本质在于制造能力和消费能力的失衡，这在全球看也是如此。欧盟最近30年去工业化也很厉害，2023年贸易逆差达到近5000亿欧元。日本过去是世界第一大贸易顺差国，但是随着制造业全球占比的急剧下降，这些年也开始成为逆差国，只不过欧盟和日本并不具备美国这样的政治和军事实力做支撑，没有能力随意发动贸易战罢了。

目前看，只有中国、德国等少数制造能力大于消费能力的国家可以保持顺差。美国如果不解决这个基础经济结构失衡问题，单靠贸易战是不可能解决逆差的。

二、美元特权也是一个贸易逆差不断扩大的一个原因

自从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开始，美元就成为全球唯一的中心货币。它是各国货币储备货币和国际清偿力的最主要来源，换句话说在各国央行心中美元最值钱，是唯一的硬通货，比本国货币都还有价值。截至2022年底，美元占全球外汇储备比重为59.5%，其次是欧元19.7%、日元5.18%、英镑4.88%、人民币2.88%，美元具有独一无二的优势地位。

而贸易顺差或者说经常账户顺差，又是各国外汇储备最可靠、最稳定的来源（占80%以上的份额），这导致欧盟和英国之外的各国，基本上都需要拼命对美扩大出口来获得美元储备，以增强本国维持货币稳定的能力、国家支付能力和海外投资能力。根据IMF的2022年度统计，各国持有的美元外汇储备约6.65万亿美元，这个数据相当于全球GDP的6.6%，是一个相当惊人的数字。

尤其是东亚文明经济体，它们一般具备人口多、文明进取心强、储蓄意识高的特点，往往比其他国家更需要、也更喜欢通过贸易顺差获取美元，因此，近50多年东亚成为海外美元最集中的地方，顺理成章也就成为美国贸易逆差的最主要来源。

另一方面，美国因为具有全球“铸币权”的特权地位，它不需要持有外汇储备，截至2024年底，美国外汇储备只有358亿美元，而中国有3.2万亿美元，二者相差90倍左右。这种货币地位的差异，或者金融权势的差异，也使得美国更没有加强工业制造及出口，产生顺差的动力。

反而美国对新兴经济体通过贸易逆差输出美元，可以获得更具有性价比的资源和物品，它虽然每年付出1万多亿美元的逆差，但是因此节省了至少2万～3万亿美元的成本（以劳工价格为例，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统计，2022年中国制造业工人平均月薪为1139美元，日本为2687美元，而美国为5912美元），并且避免了工业生产中的污染，以及维持了国内物价的低水平增长，何乐而不为呢？

因此，正如斯坦福大学教授Russell Roberts在其The Choice: A Fable of Free Trade and Protectionism一书中讲的，美国的逆差具有可持续性，贸易逆差不会损害美国的根本利益，任何试图消除贸易逆差的政策都会弊大于利。更为重要的是，贸易差额是各种经济因素的结果而非原因。

三、出口管制加大贸易逆差

美国国会于1949年2月20日颁布了第一部正式出口管制法律《1949年出口管制法》（Export Control Act of 1949），开始实行出口许可证制度，此后美国立法不断完善。现行贸易管制的法律基础是1979 年制定并颁布的《出口管理法》(EAA)及2018年的《出口管制改革法案》（Export Control Reform Act of 2018，ECRA），其中ECRA涵盖人工智能、芯片、量子计算、机器人、面部和声纹技术、脑机接口等14大门类技术领域，管制产品3100多项。

所以，二战结束后美国贸易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是自由贸易的最强有力的推动者，另一方面又拥有最严密的贸易管制制度，美国根据现实的利益在自由与管制之间摇摆平衡。根据WTO的统计，从2000年至2022年，美国高科技产品出口全球占比从20.4%下降到8.2%，这当然有新兴国家崛起冲击的原因，也有美国出口管制的原因，比如美国对华出口的高技术产品（ATP）从2017年的391亿美元下降至2020年的226亿美元。

根据2017年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分析，如果美国对其他国家的出口管制放松至对法国的水平，则年均贸易损失可以减少3348亿美元，整体外贸逆差可缩减40%以上。因此，美国的贸易逆差也是基于长远国家战略产生的。

四、美国贸易逆差统计口径需要修正

关于美国贸易逆差到底是多少，不同统计口径也差异巨大。美国官方仅统计货物贸易逆差，这样得出美国是自由贸易和全球化最大受害者的结论，从而为贸易战塑造合法性依据。如何全面统计美国的贸易逆差呢？笔者认为应该考虑到以下几个因素：

第一， 美国的服务贸易顺差。由于美国在知识产权、软件、教育等方面享有绝对优势地位，每年可以有2000亿美元以上的服务贸易顺差，2023年为近2800亿美元，是全球第一大服务贸易顺差国。

第二， 外国游客在美购物额。国际游客的消费，其实也是货物和服务出口的一部分，美国这方面的收入2019年是2350亿美元，估计2024年可以达到2500亿美元。2019年是中美国际旅游最大年，当年中国游客赴美消费总额330亿美元，人均达1.2万美元，同时美国也从加拿大、墨西哥这两个邻国获得巨大的旅行消费顺差。

第三，美国跨国企业所制造的逆差及投资所在国的营业额。美国企业基于成本比较优势，将主要产能转移到海外（根据美国商务分析局统计，截至2020年末美国制造业跨国公司总资产规模超过2500万美元的海外子公司共有11293家，总资产规模为3.52万亿美元），他们在海外生产，然后再将终端产品运回美国销售，这种跨国经营模式也推动了逆差的增高。

比如Apple公司的iPhone、MacBook几乎都是在海外生产的，根据邢予青教授的分析，2017年仅iPhone7手机一种产品就给美国增加了17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另外根据张茉楠女士的研究，如果扣除跨国公司关联交易，美国贸易逆差将下降三分之二，对华逆差下降30%。

另外，美国企业在海外直接投资的分公司的销售收入更为庞大，2020年为2.5万亿美元，其中在华子公司销售收入超过7000亿美元。纵然这些销售收入中的相当大部分不能计入贸易顺差，但是美国企业获得了大量收益，反哺了本土的生产性投资、创新和研发，这种巨大的收益也是不能被忽略的。

综合上述三个因素看，美国的实际贸易逆差是很小的，贸易赤字的严重性被右翼保守主义者严重夸大，是经济霸权思维的使然。美国在控制全球价值链、供应链主导权，控制全球生产贸易网络的情况下，实质不可能产生损失性的逆差，即便有所逆差也是经济实体出于科学决策，所做出的符合经济理性的行为。

五、特朗普加税2.0版的影响

2018年3月以后，特朗普政府通过数次加税，把从中国进口的货物平均关税水平从3.1%提升到19.3%，由此每年增加了约500亿美元的关税收入。

特朗普第二个任期未满半个月，就立即对中国、加拿大、墨西哥增加关税，如果行政命令得到充分执行，中国商品关税水平将增加到近30%，加拿大和墨西哥货物关税水平也达到25%。在特朗普第一个任期之前，美国进口货物平均关税是1.68%，所以，这不是普通的贸易摩擦和关税战，实质上讲美国进口的近半数货物关税恢复到1947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机构（GATT）成立之前的水平，是美国80年代贸易自由化政策的一个本质性倒退。

关于这次加税的影响，具体如下：

第一， 严重打击全球政界和产业界对自由贸易的信心，加速冷战后形成的全球贸易自由体系的解体，以后很可能是区域抱团取暖，区域性的投资和贸易协定影响力渐渐超过WTO等国际性架构，由此导致印度、中国、巴西、南非、土耳其、德国等区域性强国影响力的上升。

第二， 由于中国对中美贸易依存度相对较小（不足4%），加上中国已经与美国经历了长达7年的贸易冲突，这次加税对中国经济影响较小。然而加拿大和墨西哥对美贸易依赖非常大，2022年分别达到37%和58%，对经济会产生根本性冲击，加拿大央行估计，如果全面加税25%，负面影响将不亚于新冠疫情，墨西哥经济则可能陷入负增长。

反而特朗普的普遍性贸易惩罚措施有利于中国改变过去孤立处境，在未来经济竞争中获得更为有利地位。美国与欧盟之间也存在巨额贸易逆差，特朗普很有可能未来对欧盟货物加税，这将有利于中国和欧盟关系的改善。

第三， 美国经济也会受到一些负面冲击，根据2月2日摩根士丹利的研究报告，美国经济增长率今年可能下降 0.7~1.1个百分点。美国诸多产业的生产成本会上升，比如五大湖区的汽车供应链严重依赖加拿大的零部件，本土生产的新车售价将平均上涨3000美元，美国未来半年通胀率将上升0.3~0.6个百分点，家庭损失约800亿～1200亿美元。但是特朗普将会利用增收的关税给低收入者和企业进行减税，抵消部分负面影响。

综合来讲，特朗普的这次增加关税是美国保守派构建新的国内和国际经济秩序的一次重要尝试，是美国二战后经济思维的一次重大转变，至于产生什么结果不得而知，无论成败对美国和全球的影响都是巨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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