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岁，我得了一种“不死的绝症”（组图）

2019年，大我两岁的朋友告诉我，她得了飞蚊症，眼前像有透明的浮游生物，随着眼珠转动改变位置。

我当时并不清楚飞蚊症到底是什么，只记得在社交媒体上刷到过类似的帖子，于是宽慰她，这个症状比较普遍。

生病的时候，人总有一种压倒性的“为什么是我”的感受。如果是大家普遍都会出现的症状，也算是某种“公平”，而这种“公平”的确能宽慰到人——它或许像感冒一样是人生命历程的一部分，或许是无法攻克或不值得去消灭的小毛病，最终会让人无可奈何，学会适应和共存，去消受这份不适，但并不足以成为生活的阻碍。

除了确诊那次，朋友后来也没再提起过她的飞蚊症。我们聊的更多的是职业路径如何规划，她如何平衡家庭和职场，我如何写出最好的非虚构报道。三十岁左右的人，聊得热忱的通常是工作到底是生活的手段还是生活的目的，诸如此类“重要课题”。生活中更大的烦恼，足以将飞蚊症给人带来的烦躁“降级”。

《精英律师》剧照

2022年年底，我动身去云南攀登一座雪山，在机场候机时，恰好赶上北京的日出。10月的天空清澈无云，朝阳没有任何阻力地跃出地面，甚至鲁莽，唐突。机场为了环保采光所铺设的大面积玻璃，也对刺目的阳光构不成多少损失和威胁，我就这么目击了太阳像火山爆发一样的激烈光芒。眼睛瞬间被强光熄灭，我尖叫了一声，引来侧目。像被火焰蜇了一样，十几分钟后，我才勉强睁开眼睛，担忧会造成损伤。

攀登雪山的行程比较顺利，中间有一天在小木屋露营，没灯，没信号，但从城市而来的登山客们还是习惯性掏出了手机。虽然知道在黑夜里看电子屏幕非常伤眼，我还是看了一会儿。

云南的行程结束后，我回到北京，觉得异常疲惫，浑身酸痛，躺了足足一周。基本没有出门散步、看自然光，而是开灯刷手机、玩游戏机——我的屏幕不是OLED屏幕，已经是相对护眼的设备。一周后的一天早晨，我醒来，发现双眼的两侧都出现了黑色的视觉“污点”。左眼是一个黑色圆点和一道竖线，右眼是两条相交的弧线，像头发丝一样。“飞蚊症”，我当下就反应过来，“轮到我了”。

社交媒体有个好处，很多陌生的事情，即便你尚没有遭遇，也会提前刷到。这多多少少能建立一种心理缓冲机制，让你不至过于惊慌。但我后来认为，涉及广泛人群的健康科普并不应该通过社交媒体的个体经验分享获得，而是公共卫生机构的责任所在。

我迅速挂了北京大学某医院的眼科。医生建议我散瞳，因为飞蚊症有很多种致病因素，可能是玻璃体老化或脱离、葡萄膜炎等炎症，视网膜撕裂和脱离，糖尿病、高血压、血管阻塞和损伤、眼科手术和眼科药物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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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出现飞蚊症时，没有太上心。漂浮物虽明显，但并不在视觉中心，日常用眼几乎能把它们忽略。由于散瞳是更为清晰准确的方式，我当天做了全部拍片、眼压等检查。最后的结果是，单纯玻璃体混浊，其他一切正常，我很想问出具体病因好日后预防，但医生也不能确定，只说正常生活，如有爆发性增多尽快就医。

回家后，我自说自话地分析，这次飞蚊症应该是机场强光导致，或是我在黑暗里过度用眼导致，是一种类似于擦伤的意外因素。

此后我基本忽视了飞蚊症，偶尔看晴朗天空时，右眼的“头发丝”会飘出来惹人厌烦，但基本无害。

2024年，我出于500度近视和飞蚊症每年例行检查，去了附近一家三甲医院。这次散瞳过程中，医生用力扒我的眼睑以至酸疼流泪，最终开了很多治疗结膜炎的药物。

回家一周左右，我眯眼时出现了很多类似冰块溶化的浑浊感，以及越来越多的透明圆形气泡，气泡中心还有实心黑点。除此之外，右眼的无数个圆圈漂浮物聚集成了Y字，像根树枝，正在视觉中心。原本的两条“大龙”交汇处出现了黑点。弯钩状的、实心黑点，像水粉笔随意涂抹出一道，或是油墨无规则地任性泼洒。

《欢乐颂》剧照

左眼的“热闹”也不遑多让。横纵交替，正在中心。一时纠葛，一时分开。找到一处，便会找到更多处，数也数不清。盯住一个外界目标，看久了，这些漂浮物会缓缓下沉，但兹一转动眼睛，它们又会吵吵嚷嚷地在你跟世界之间，横加阻拦。真是不胜其烦。

几个月后，我接连去了北京另外两家三甲医院挂了专家号。

“大多数人到了五六十岁后，都会有飞蚊症。你三十岁出现症状，可以理解为眼睛提前衰老。做检查没有其他问题，逐渐适应它就好。不要追着它们看，不要潜水、蹦极等极限运动。”专家告诉我。

我仍想确认，是不是散瞳或眼药水导致的飞蚊症爆发增长，但每个医生都摆了摆手，“跟散瞳没关系。这些药到不了玻璃体。”“那以后检查眼睛，该散瞳还是散，不要因噎废食？”医生给了肯定的回答。

从医生的角度，眼科检查利大于弊，检查的意义十分重要，最终会帮助更准确地锚定病因。但我仍惴惴不安，始终觉得，这两次的飞蚊症，都是出于“意外介入”所致，而非我身体自发产生的变化。我很想归因于一方，希望有人对这件事负责，并预防更糟的情况发生。哪怕这个人是我自己，也可以有努力的方向，通过调整用眼方式而安心生活。

在这次检查里，医生发现我右眼玻璃体后脱离，正是漂浮物增多的一个主因。

玻璃体后脱离源于年龄增长和正常磨损，填充眼睛的玻璃体凝胶逐渐变成液体并收缩，脱离眼球内表面。玻璃体内的胶原纤维形成团块和条索，分散的碎片阻挡了一些通过眼睛的光线，在视网膜上投射出被视为漂浮物的微小阴影。同时，还可能伴有闪光。玻璃体脱离只会发生一次，通常不会威胁视力。

《预支未来》剧照

医生们的说法也比较一致，玻璃体完全脱离反而是件好事。如果处于正在脱离或没脱离的阶段，当发生玻璃体脱离时，有可能会牵扯视网膜脱离，继而影响视力甚至失明。

这也是为什么医生们建议，不要做极限运动或剧烈运动，给眼睛带来压力，也不要转动眼球造成拉扯。

这次飞蚊症的复发，伴随了闪光、视觉残留明显、漂浮物不断变换形态、比之前更影响视觉质量等症状。当望向远处的高楼时，那些线条和边缘，像被水（气泡）折射过一样，不再顺滑，而是扭曲变形，颜色更深，遮挡感更重。眼前甚至不像第一次出现飞蚊症时那样清透。看电子屏幕和书籍，也时时被乱飞的飘絮、条索、气泡、黑点夺去注意力，“看”世界的效率变低了。

“我还可以游泳、跑步、登山吗，戴泳镜也没问题吗？”我问。医生说可以。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从三月份萌生，到七月底爆发，再到九月挂到专家号，有三个月的时间，我沉浸在不知所措和昼夜不停地刷社交媒体的焦虑中。社交媒体的好处和坏处都在这件事上发挥出了最大压强。

无数人在这个我曾以为的“小问题”上猜测、争执、怀疑、恐惧。一些人笃定地宣扬自己用了美容仪导致压迫眼睛。一些人认为是散瞳导致但医生却否认，继而怀疑医生不够前沿。一些人将飞蚊症与可以想到的外部事件建立因果逻辑，譬如我。还有一些演双簧的广告帖子，说自己滴了眼药水、吃了中药、贴了眼贴、泡了脚，当场“医学奇迹”了——但这基本不可能发生，药物几乎无法进入玻璃体消融这些漂浮物，所以全球眼科医生通常建议，与之共存，习惯它，是较为安全、损害较小的方式。

在评论区混久了，我经常看到几个固定用户每天四处留言，“抑郁”“焦虑”“失眠”“不想活了”，这件事对他们而言，成了不可忍受的瑕疵和不可跨越的障碍，而障碍必须要被解决，其中一个人生活因此停摆而做了玻璃体切除手术。

尽管大多数飞蚊症无需治疗，由于每个人对症状的感受不同——任何一件事，对每个人的心理压力都不同，一些受到严重困扰的人，会选择玻璃体切除手术或激光消融手术来减轻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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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资料显示，眼科医生会通过一个小切口切除玻璃体，用溶液替代玻璃体，以维持眼球形状。但手术不一定能完全治愈飞蚊症，术后可能出现新的漂浮物，还有感染、出血和视网膜撕裂、提前罹患白内障等风险。

而激光消融很考验医生的知识和技术，特殊的激光可以将漂浮物破碎，变得不那么显眼。如果激光瞄准不正确，会损坏视网膜。大的漂浮物可能会被激光打碎，小的漂浮物则很难被瞄准。由于漂浮物的位置不同，医生通常会选择去解决更安全位置的“飞蚊”，不一定能满足患者诉求。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医生并不建议患者直接手术。

在Reddit和Quora社区上，“eye floaters”（飞蚊症）的讨论更多——这意味着，该症状是全人类都会面临的普遍问题。有患者表示自己在四十岁出现飞蚊症，做了玻璃体切除手术，但是得了白内障。有患者激光消融手术几年后，又出现了新的漂浮物。

一些人分享自己的经验，吃海带、吃可可、服用碘剂药品、补充叶黄素、冷敷、热敷、少看电子产品、冥想等等，但非常个体化，而人体又非常复杂。有些飞蚊症可能是暂时的，几天就会消失，或是好好休息就能减轻。有些服用碘剂药物也可以消失。

但对许多人包括我而言，这些方法多是朴素的个人养生哲学，对单纯的玻璃体混浊没什么用处，还可能浪费钱或上当受骗——显然，全世界都容易病急乱投医，方法多多益善。

去年夏天，我度过了一段非常忧郁的时期。一睁眼，家里的白墙上就飘满污点，我不得不把灯光调得昏黄。北京的天气越晴朗干净，我越不想出门，因为飞蚊症会时刻提醒我，“你的眼睛不干净了，你衰老了，没什么有效的药可以治疗。更糟糕的是，还可能增多。更更糟糕的是，你为什么要去爬雪山，为什么要去医院体检？这都怪你自己。”

《视线》剧照

我从没设想过视力浑浊后的人生要怎么适应，又恐惧失明。干脆不开启一天的生活，早睡，晚起，少看电子屏幕，少去客厅，少吃饭，拉上窗帘，让飞蚊变得不那么突兀。总之，能逃避就逃避。我开始看更多盲道被自行车占位的视频，留下愤怒的评论，也给心理服务平台的24小时倾听热线多次打去电话。

但是，缺少自然光和户外活动，会让眼睛更不健康。每天在房间里躲避着不去面对飞蚊症的存在，也让心情越来越沮丧——在和衰老战斗摩擦的过程里，我反而阉割了自己更多能力。

我于是应朋友的邀请，坐火车到山东和她们一起度假。出乎意料的是，这两位朋友，一个二十岁，一个三十岁，都在多年前得了飞蚊症，并且态度都是“没管，习惯了，感觉不到了。但是刻意去找，还是有很多。”二十岁的朋友说，她初中就已经发现了漂浮物，不过“觉得挺好玩儿，像有超能力一样”。我从每天跟她们提起“今天还没有消失”，到三五天才提起一次，朋友们的共情和支持让我消减了很多悲观情绪。一旦沉浸在风景或事务里，飞蚊症就注意不到了。

回北京后，我问了身边几十个朋友，百分之八十都有飞蚊症。也有人随着工作压力增多、用眼增多或者单纯随着年龄增长，症状加重。一个朋友出门便戴墨镜，物理隔绝了漂浮物，心情更加放松。“你三十岁才出现症状，可见你的眼睛之前是多么清澈。我从小就有，以为所有人都这样。我其实一直没有看见过完全清澈的天空。”一个同龄朋友说。

我意识到这件事的本质其实是“丧失”。而我接受不了这种丧失。

就像我接受不了自己曾因为一场大病记忆力下降、感受力下降、表达力下降，接受不了自己从一个反应敏捷、过目不忘、创意信手拈来的状态，变成一个结巴、迟滞、无法随心所欲调遣文字的人。我接受不了自己生命能量变弱，接受不了生命力流失，这个课题从二十岁到三十岁，我从没有好好解决过它，而是愤怒于“最好的状态”不再，严苛地审判自己“不够努力”，暴力地批判自己、鼓励自己“再上些强度，生命力可能就会恢复”。

作为一个“战斗”型心理模式的人，我习惯性地想，跟衰老斗殴，我可能就会赢了衰老，而非缴械投降——为什么它一定能战胜我？我不服。

至今我也仍然在处理“失去”这个课题。

从飞蚊症影响视觉世界以来，我觉得“不公平”的是，“为什么没有人告诉我，这是衰老的过程？为什么没有人、没有公卫机构提醒我，人老去，会得飞蚊症，会如此大概率、大范围地失去清澈的视觉质量？为什么没有触达够广的科普，告诉我要如何预防或者心理上如何接纳这件事？”

健康不仅是自己的责任，也是公共健康体系的责任。但我和身边的朋友们发现，人生多数事，是没有任何导师的。

《闪亮茗天》剧照

最好的医院和医生会告诉你检查结果，以及症状无害。但那只是客观事实层面，很多人在情感上是无法接受“丧失”的。无论是飞蚊症、抑郁症、焦虑症、偏头痛还是突发性耳聋、耳鸣、震颤、各类炎症疾病等人类不得不与其共存、时刻被提醒的“丧失”。这类丧失，往往是临床心理门诊患者们的病因。

这意味着你使用生命的方法改变，生活模式改变，与世界共处的方式改变。不是所有人都能对改变和丧失泰然处之。

在没日没夜地查询飞蚊症资料两个月后，我梳理了飞蚊症的病因：衰老、高度近视、眼部损伤、糖尿病并发症、手术导致的并发症、眼部炎症。它的出现往往非常突然和偶然，让大多数患者无法归因。眼睛作为视窗，又让人不得不每天都面对它，在意它，是避无可避的衰老和失去。患者们会花费数月乃至数年去接受它，但经过验证的是，绝大多数人都能继续好好生活。

看着病友们讨论药品已经在研发过程中，我突然转变了自己的想法。与其每天告诉自己“你不可遏制地衰老，飞蚊没法根治，再也不会好了”，不断重复灰心的绝望模式，不如将其转变成“期待着药品上市、等一个好消息，抱着一个希望去度过未来人生”的等待模式——我要这么活我的人生。

生活中任何一桩小事，都会召唤出相关的人生课题，会让人投射自己几十年形成的、内心深处的爱憎和忧惧。

《南来北往》剧照

每一个选择都考验着人的价值排序，以及如何看待世界的方式，如何处理遇到的难题，如何更好地善待自己。每一次取舍都会让人更清晰自己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是惯于逃避还是战斗，是完美主义还是学会共存。是要一个绝对的答案还是相对的方案，是被对方夺去生活的主动权，还是更灵活地寻找生机。是以绝望的心态倒数人生，还是以等待希望的心态，有盼头地去过人生。

对待飞蚊症这样可大可小的事，有些人选择逃避，有些人选择做有风险的玻璃体切术手术，有些人开始学习善待自己的眼睛，有些人一笑而过，继续尽情地投入工作、学业、兴趣。

九月以后，我就不再为飞蚊症而过度焦虑、反复浏览帖子了。

前不久，我从飞蚊症这件事上，反思了我过度用眼的意义。我前几年一直陷在一种不断批判自己、刻薄自己的严苛里，夜里一遍遍审判自己写过的文字，用一百种角度去骂自己的创作。以为借此可以让自己知耻后勇，重新获得生命能量的垂青。像残暴的家长一样。但没有人会在批评里好好成长。回看过去，唯有磨损。

眼睛的损耗如此之大，我才骤然回过神来，对自己竟然将视力浪费在这些自我否定和反复折磨上，而感到遗憾。我宁愿将视力花销在一本好书、一部好电影、一处好风景上，更显得有价值，有意义。

“你终于懂了”，朋友们说。是的。任何一件事，都可能是个机会，让你更懂得，如何更好地使用自己的生命。即便人的生命，正是衰老、失去、走向终点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