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澳洲亲历恐怖公司：为了让员工不偷懒，老板偷偷给每个人发违禁品（组图）

最近春招旺季，但有不少朋友抱怨好工作难找，我觉得相比就业难，大家得更注意别进了“毒公司”。

去年兰州就发生了个大事，有人以提供国企岗位的名义骗钱，专挑刚毕业的大学生下手，三年骗了8000万。

更离谱的是，为了让骗局更逼真，有相当一部分受害者只有在通过笔试、面试和体检后，才有资格被骗。

这些骗子拿捏了近两年找工作难、所有人都追求稳定的心理。

我的作者侯小圣说，这种“毒公司”不只国内有，国外也不少，而且它的毒更是“货真价实”。

她曾在澳洲见过一个更丧心病狂的公司。为了从员工兜里掏钱，老板会通过各种方式让员工染上毒瘾。就算这样，也没人提出辞职。

侯小圣在调查中发现，这位老板，似乎也拿捏住了员工身上的一种特殊心理。

我第一次见到佩佩是一个下午。

澳洲儿童保护机构的墙永远是色彩斑斓的，紧紧贴着墙，面无表情地站在一堆开怀大笑的小动物贴纸下面，等着我来接手。档案告诉我她六岁，她的头发很多很厚，被儿保的老师分成三根辫子又绑成一个粗马尾。

她在短短一天里见过太多陌生的大人。此刻她双手背后，指甲抠着墙，不愿意和我走。

前一天早上，警察刚把她妈妈送进戒毒所里。

如今她没了妈妈也没有去处。我作为社工，来这里就是为了安排她接下来的生活，以及确认，她的妈妈是否还有资格养育她——如果调查发现她的妈妈不称职，我可以申请剥夺这个妈妈的监护权。

我看着不愿挪动步子的佩佩，说没关系，那就在这呆着，我是来问你几个问题的。一阵阵穿堂风吹过来，我干脆把她搂进怀里，问她还有没有别的亲人，她愿意过去暂时一起生活的，她想了想说邻居。

我问为什么，她说因为邻居做饭很香。

邻居肯定是不符合收留条件的，我还没问出下一句，她反问我，妈妈是被抓走了吗？

我对案主一向实事求是，但是看到她的眼神，我第一次说话拐了个弯：“你妈妈只是和我们一起工作，她工作期间主要是我来看你。”而这个6岁小女孩的精神状态，比我想象中要好，她没有大哭大叫，我问的问题也全部能回答，作为这个年龄的孩子来说很了不起了。

我将怀中的她抱起，特地掂量了一下，身高一米二，没有营养不良也没有超重，头发衣物干净无异味，指甲修剪得很好，身上没有什么隐藏的内外伤——奇怪，尽管她的妈妈吸毒，但还是把她照顾得不错。

我在评估报告上写，案主精神尚可，心理承受能力尚可。

第二次见到佩佩，是我帮她联系好了寄宿学校。她穿着件粉色的卫衣和一双崭新的小靴子，儿保的老师说她们陪着佩佩回了一趟家，她的衣柜里有妈妈给买的新衣服和新玩具，就都带回来了。

这进一步说明她的妈妈应该不是那种“无药可救”的监护人。

我把佩佩送到学校，她安静地坐在儿童座椅里自己玩自己的，我跟她没话找话，说你邻居做饭真的很香吗？你喜欢吃什么？她老老实实地回答在家一般吃速冻鸡块和薯条，妈妈每隔几天会带她去外面吃饭。妈妈平时上夜班，她就自己在家睡觉。

我大惊失色，说没有人照顾你吗？你自己在家睡觉？我对这个妈妈稍微放下的心，提了起来。

佩佩的回答又让我这颗心稍稍放下，悬在半空。

她说：“妈妈会一直跟我打电话，直到我睡着也不会挂断，早上我醒了妈妈就会听到。”

那个瞬间，我很难评价佩佩的妈妈，做妈妈她似乎还是称职的，但一个称职的妈妈为什么会去吸毒？

佩佩的妈妈叫莫莉，三十岁，是一间仓库的管理员。这间仓库有员工举报老板贩毒，所有人都被带走调查，发现老板以贩养吸，他的员工就是他的固定客户，莫莉也是其中之一。

戒毒分为社区戒毒和强制戒毒，澳洲大部分戒毒所都是非强制的，随时来随时走，但也有些机构例外，看管严格，莫莉所在的戒毒所和我们有合作，每个人需要完成档案评估，确保戒毒已有成效，才能离开。

她的档案和大部分这类案子没什么不同，作为一个单身母亲，莫莉怀孕的时候就和前男友分手，她独自把女儿养大。仓库管理的工作时间是晚八早五，根据其他员工的说法，这个作息“不太人类”，一开始大家都靠功能饮料提神，后来变成了毒品。

让莫莉染上毒品的，是一个工作中的失误。

她曾经接待过一组来墨尔本的游客，把他们的行李锁进仓库之后她继续值班，因为太困睡着了，醒过来发现行李不见了。

她的老板是个快五十的“老白男”，先是威胁开除她，又态度软化，说知道她养女儿艰难，可以不开除，但是造成的损失她必须赔偿，可以给他打白工来抵债。莫莉答应了之后，她的老板又提醒她，别再犯类似的错误。

但昼夜颠倒的工作时间实在太反人类了，她又一次值班的时候打瞌睡，被老板抓个正着，莫莉当场慌了，恳求老板再给她一次机会。

老板很为难地说不是我不给你机会，你这么上班太容易出事了，随后话锋一转，说我看你每天喝咖啡也没什么效果，我给你点别的东西你试试。

莫莉第一次接触到了大麻，老板还十分贴心地告诉她，一次用一点点就行，多了就飘了，少量能让她集中精神，而且那么少，也不会让她染上毒瘾。

从大麻到冰毒，莫莉一直坚信“一点点”毒品对她的工作有益，开始戒毒几个月后，她向我描述冰毒吸入之后的感觉，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平静和愉悦，而且也不困了，还能集中精神。

我说吸毒就是吸毒，不要给我讲得像什么治愈疗法一样。

开庭之后，莫莉的老板交代自己过去经常利用这个手段控制员工，让他们染上毒瘾，就能给他打白工，还得给他钱买毒品。

根据这一批员工的档案，我们看得出这个老板招全职员工是有选择的，除了莫莉这样的单亲妈妈，还有少数族裔，没有有效身份证件的人等等。他们中大多数都单身生育，有年幼的孩子，在找工作的时候选择有限，一旦找到工作有了固定收入，一般会选择拼命保住。

他们在遇到我或者其他社工之前，不知道自己能申请各类补助金，只能努力工作来维持温饱。

但老板没想到自己会遇到个油盐不进的硬茬，举报他的是个年轻的小女孩，兼职员工，也是值班的时候打瞌睡被他逮住，他趁机提出可以给她提供毒品，女孩一听这还得了，立刻报警。

莫莉也就在这起案子里进了戒毒所。

莫莉的案子不是个例。尽管像她的老板这么丧心病狂的人我们机构也只见过一个，但是在澳洲，软毒品的泛滥程度很高，人们可以很轻松地搞到大麻，作为自己的“毒品启蒙”，赛马节或者音乐节，包括一些演唱会场馆外面，会有人兜售自己做的大麻饼干。我们外勤的时候会路过水烟店或者脱衣舞俱乐部，经常需要绕路，因为没法分辨门口飘出来的烟雾具体成分是什么。

我有时真不明白，为什么这里的人，对毒品的态度那么轻描淡写。

很多人都是被同事或者朋友劝说的才尝试吸毒的。比如“冰毒能让人集中精神”在我们遇到的个案里是个由来已久的传说，几乎每个案主都会说，是身边的人说自己吸过，自己才感兴趣的。

而这种对毒品的分享在职场环境里又很常见。我们机构主动或者被动戒毒的案子里，有超过60%的案主说过自己接触大麻是午休或者下班后同事分享给他们的，因为下午人容易疲劳，一点毒品能让人保持干劲。这60%的案主还说，公司有时候团建聚会可能选在提供软毒品的酒吧这种擦边的场所，他们出于好奇就会尝试。

而在公司的内部福利中，除了必须提供的保险和免费心理咨询，会有公司提供酒或者帮助雇员弄到处方药物，多数是止疼或者镇静药物。这些也被看作福利计划的一部分。

一旦沾上毒品，一只大麻烟的价格是25-30澳币（约人民币150），重度成瘾人员每天会消耗五只甚至更多，冰毒的价格区间跨度极大，一克冰毒在500澳元到2000澳元之间（人民币2000到10000），而莫莉所在的仓库老板只会按照最低工资标准支付薪水，当时最低的周薪是720澳元（人民币3500左右）。

员工很快就会发现自己的薪水不足以抵毒资，除了给老板打白工还会倒欠，莫莉的老板找的律师打辩护的点是他给社会创造了工作岗位，言外之意是这些社会弱势人群应该接受压榨，学会感恩。

我不负责参与这桩涉毒案件的办理，只能在心里骂他无耻。

莫莉的急性脱瘾期刚过，我去看她。

面对我问话，她毫无反应只是沉默。

我问她家里是否还有别的亲人，有没有需要通知或者联系的，她一律当听不见，好像我是空气。只有在提到女儿的时候，她猛地一抬头，我说佩佩目前很安全，我会负责她。莫莉盯着我看了一会儿，再一次把头低下去。

她不配合，但她档案里提供了几个联系方式和住址，其中有莫莉的妈妈，还有她的前男友。

我打算去莫莉的妈妈家看一下，如果状况好的话，佩佩也许不用住寄宿学校，可以和姥姥生活在一起。

我提前打了电话，莫莉的妈妈在电话里语气很冷淡，但同意我过去。

一打开门，我就知道这个地方不适合佩佩生活。

准确说这个房子不适合任何人类生活，莫莉的妈妈异常肥胖，她给我让出一条路，示意我进客厅，我进去之前一只老鼠先进去了，我亲眼看到它钻进了沙发下面。

客厅的地面分辨不出颜色，沙发扶手上有一片不知道什么酱撒了的污渍，一直延伸到地面上，整个房子里都充斥着霉味和食物腐烂的味道，莫莉的妈妈把自己扔进沙发里，从地上拿起一包芝士球，边吃边问我，你来干嘛的来着？

我说没事了，你就当我没来过。

走之前我还是问了一句，你见过你的社区社工吗？

她已经看起了电视，完全没听我在说什么。

我走出大门的一刻，听到她说你别再来了，莫莉自己的事自己处理，我管不了。

我说你知道你有个孙女吗？

她说知道，但只在佩佩刚出生那会儿见过她。她再三和我强调，自己和女儿以及孙女几乎没有往来。我说她们现在需要帮助，被她不耐烦地打断，说谁都别想靠我生活，我管自己还管不过来呢。

姥姥不行，我只好尝试给佩佩的生父打电话，好消息是他的号码还在用，坏消息是我刚说完来意，他就骂我是骗子，说自己不认识叫莫莉的，和任何前女友都从来没有过孩子。

我还没来得及说别的，电话已经挂断了。

什么都找不到，佩佩只能暂时住寄宿学校，戒毒刚刚开始，我暂时无法判断莫莉什么时候能脱瘾，但她的情况对女儿尽职，吸毒也属实是被人强迫，到不了剥夺抚养权的地步，我打算尽力帮助她通过评估，让她和女儿能够团聚。

我整理了接下来莫莉要做的事情和佩佩的情况，打算去戒毒所找她一趟。

但我还没去，戒毒所的人先来找我了。

她们让我马上去一趟，莫莉要自杀。

我赶到戒毒所的时候，莫莉正坐在地上。

我以为她还会像之前那样不理我，这次我准备上来就和她讲女儿的事情，好歹让她给我点反应。

但我没想到的是，她突然冲上来要打我，多亏她身体比较虚弱，一挥拳差点把自己甩出去，我和其他人把她按住，她撕心裂肺地大喊大叫，听不懂在说什么。

戒毒所的人把我拉到一边，说莫莉早上要跳楼，因为窗框做过安全处理，每扇都只能拉开一个小缝隙，她没能成功。

她一层层地尝试拉开窗户，在爬到天台之前被另一个戒毒人员发现，拦了下来。

我问莫莉，你戒毒就好好戒毒，你又自杀又伤人的是要干什么？

她怨恨地盯着我，还是一言不发。

我说你还有个六岁的女儿，你死了她怎么办？

这句话像是个开关，她崩溃地喊：“你们都把她带走送人了！我再也见不到她了！”

我一头雾水，什么时候的事，我怎么不知道。

其他戒毒人员也纷纷帮腔，说你们就是这样的，我们再也见不到孩子了。

吸毒者面容是有特征的，最明显的就是眼睛，这帮人多大的都有，甚至还有十几岁的小孩。看着十几双空洞凹陷的眼睛齐刷刷瞪着我，我还真有点毛骨悚然。

我没想到帮人戒毒还得先破除这种谣言，我和所有人解释，只要你完全完成戒毒的流程，我们评估你可以见到孩子，你们就可以见面，如果后续回访一切正常，你们还是有机会团聚的。

我问戒毒所的人，这么基本的信息，没有人给他们讲过吗？

戒毒所的人手一摊，开始诉苦，比如帮他们戒毒已经够累了，人手不足，经费不够，这些事是社工或者心理医生该干的，不归他们管。我听得恼火，说算了，我来给他们安排个讲座吧，至少基本的信息他们应该了解。

我把莫莉从地上拽起来，说你老实点别再想着打我，你女儿没被送走，你好好表现，你们就还能再见。

她半信半疑，我让她回去休息，打算走访下其他人。

不问不知道，这些戒毒人员对相关法律和政策的了解少得离谱，而且还掺杂着自己的想象，我问这帮人和自己的家人孩子联系吗，有一大半说没有联系，更有甚者信誓旦旦告诉我，“政府的人”把他的孩子送到国外去了，再也不回来了。

搞个科普讲座势在必行，但凭我一个人叭叭地讲效果也不太好，我决定找几个戒毒到后期的典型，给他们安排亲子会面。

戒毒所里有戒毒光荣榜，表现最好的前三位都有孩子，我和同事商量之后，决定就在戒毒所的会议室里让他们见见孩子，直接破除乱七八糟的谣言。

直到会面那天早上，这三个人还是不怎么相信，其中一个大哥偷偷问我，等下是见到孩子本人还是视频，如果是视频他能不能保存。

进了会议室，自己孩子真的站在面前的时候，他们才终于信了。大哥激动地扑通一下跪在地上，尽管按照规定他们不能和孩子有身体接触，但起码真人站在面前能说上话，戒毒所里的各种谣传很快就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只要表现好，就能见孩子“。

大哥激动地满地溜达，见人就抓着人家手说自己见到孩子了。莫莉知道了这事儿，很着急地跑过来找我，问我如果她也想见小孩，她应该干啥？

我开玩笑，说第一步是别总想着打我，她有点不好意思地往后退了两步，把手揣卫衣口袋里，低着头不说话。

我说行了没事，我会帮你的。

我很想帮莫莉，解决了她主观理解上的问题之后，我们终于能坐下来好好地谈一下，想要戒毒成功，且在未来恢复正常生活，应该怎么办。

我每周都会去见莫莉，这一次她主动和我说，我怎么才能算表现良好，你告诉我，我都按照你说的做。

我告诉她，最基本的当然是配合戒毒所工作，心理评估，药物的辅助治疗，运动康复，这些流程都不能糊弄。药物辅助治疗一直是戒毒所的大难题，很多人看到药就抗拒，认为吃这个是用一种新的药瘾去替换毒瘾。

护士跟我抱怨，说每天都要解释一遍这些药是帮助他们控制毒瘾，达到生理脱毒的效果的。但是他们就跟失忆了一样，前一天刚刚说自己听懂了，第二天又拒绝吃药。

我问莫莉，这些戒毒所的基本要求你能达到吗？

她很快地说：“能！我一定好好表现，你放心。”

我没想到她好好表现的方法就是不断地向我汇报，第二天一个上午，我的分机电话隔一会儿响一次，一查记录快十条全是莫莉。她像小学生一样，和“老师”逐项汇报今天做了什么事，比如早上的药吃完了；上午去踩椭圆机还做了瑜伽；去了阅览室看书等等。

我说你这么积极我很高兴，但这些事你们戒毒所会有记录的，我看记录写评估就好了。

她在电话那头一下就急了，“那不行！那这样我和其他人不就区分不开了吗？我怎么才能是表现最好的那个人呢？”

我想起我第二次见到她，她以为女儿回不来了，于是决定自杀。那时候她甚至没想过找谁求证一下，更别提质问为什么能够把她女儿带走，即使已经伤心愤恨到想打我，她也没开口争取过。

对比现在，她开口说想当表现最好的人，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

对于戒毒人员来说，黄昏到夜里这段时间往往比较痛苦，毒瘾除了是生理上的，还很大程度上是心瘾，戒毒所在黄昏之后会更严格地控制人员的行动。

我去看莫莉一般是下午三点之后，她的戒毒所离我们机构大约六公里远，我本来的计划是看完她就下班，回家再写评估，最初的一个月，她会在房间里等我，但从第二个月开始，我每次去都找不见她人。

她的室友告诉我，戒毒所会动员戒毒人员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莫莉主动要求在食堂后厨刷碗，让我等等。

我等了一会儿，决定去食堂看看。

当时接近晚上八点，冬天的墨尔本又湿又冷，食堂空无一人，只有莫莉一个人在后厨，我站在门口想看看她在做什么，她背对着我站在水槽面前，完全没发现我。

整个后厨被雾气包裹着，我心里一沉，如果她躲在食堂不回去是因为复吸了的话，那距离她见到女儿可能真就遥遥无期了。

我走过去，发现她把双手按在水槽里，已经被烫得通红，她低头盯着水面，眼泪一颗颗地砸进去，在寂静的夜晚显得格外响亮。

扭头看到我，莫莉非常慌张地把手抽出来，又觉得这种掩饰很徒劳，干脆像犯了错误一样蹲在地上，跟我说对不起。

我说，不需要说对不起，但控制毒瘾不能用这种方式，伤害自己会让你的戒毒过程变得更困难。她手指间起了一连串细小的水泡，皮肤像被烫熟了一样又红又亮，我伸手摸了一下水槽里的水，烫得我龇牙咧嘴地缩回手。

我把她两只手放在冷水下面冲了一会，然后告诉她：“等下带你去找护士，我会和她们说是不小心烫的。反正你也在食堂工作。但以后不要再发生这种事，我不会再帮你打掩护。”

她老老实实跟在我后面，我们穿过戒毒所里的小路，两边有低矮的灌木，青蛙藏在里面，我们一走过去此起彼伏地叫唤。

这几天一直在下雨，我感觉到她靠近我，想停下来问问她怎么了，结果她只是帮我带上了卫衣帽子。

给莫莉的手上过药，我俩一起回到她的房间。

戒毒所的房间是一个大的寝室被分隔开不同的小格子，每个格子里只有床，椅子和柜子，我坐在她的床旁边，看着她吃完今天最后一遍药。

药物的作用发挥得很快，她逐渐平静下来，她的手被纱布裹住，发现我盯着看，她立刻说已经不疼了。

这应该是药物的作用，我问她，你夜里会非常难受对吗？

她先是下意识地否认，又说有一点点，我说你说实话。

她说她计算过，这个辅助药物的作用大概是两三小时，一般凌晨她会非常难受，觉得浑身上下不舒服，她经常想，如果人能像衣服一样从里到外翻个面就好了，毒瘾发作的时候她恨不得自己能翻个面，把内脏骨头都用热水烫一遍，也许就好了。

我被她绘声绘色的描述冲击得有点无语，我问她，那你一般怎么办？

熬着呗，一般都坐在那，她平淡地指了指床脚，上面裹着很厚的泡沫垫子。

我跟机构打了个值班申请，说今天我在这陪你，晚上难受你可以跟我说话。

凌晨的时候我昏昏欲睡，听到莫莉开始翻来覆去，然后她小声地问我，你要不要来床上睡一会？

她从床上滑下来，扭成麻花坐在地上，抱住床脚。

我保持沉默，她把头抵在床栏杆上，漫无目的地说话。

先是问我喜欢吃什么，然后话题到了女儿身上，佩佩这个名字是从小时候要拍女儿哄睡来的，她说佩佩小时候

必须她抱着才能睡着，一放下就哭，佩佩喜欢被轻轻拍脑袋，跟小猫一样。

莫莉又说起佩佩喜欢绿色，在家里画画，每张纸都用绿色颜料涂满，拿颜料给自己涂指甲，洗掉之后又哭又闹，后来给她买了指甲油和贴纸才哄好。

我问她夜里工作留佩佩自己在家的事，她说想过拜托邻居，也愿意付钱，邻居体谅她说不用，愿意义务帮她照顾佩佩。她觉得不好意思，反而拒绝了人家的好意。

说到最后，她声音有点嘶哑，不停地重复自己不该吸毒，让女儿这么小的时候就见不到她。

她还说：“如果再来一次，我一定不会在工作里犯错误，都怪我自己。”

她没提设套让员工吸毒的老板，也不斥责抛弃自己的亲人，和不负责任的女儿生父。她只是一直怪自己。

她从床上滑到我身边睡的时候，睡裤被推上去，露出一节小腿，我才发现上面密密麻麻的都是她自己掐出来的痕迹，按规定，她的指甲剪得很短，那些印子要花很大力气才能造成，青的青紫的紫，有些是弯月形的血痂。

我再一次想起她老板手中的那一份员工档案——

单亲妈妈，少数族裔，没有有效的身份证明，这些人大多孩子年幼，找工作有限，收入有限，未来生活会更好的希望也有限。她们是显而易见的弱势群体，越弱越是责怪自己，不敢相信自己值得被爱与善待。

生活已经在惩罚莫莉这些人了，她却接过鞭子，继续打在自己身上。

我打开门，从走廊里的窗户看出去，天色在逐渐发白。

新的一天开始了。

我每隔几天就去莫莉那值班，六月底气温降到零下，她为了让自己夜里不那么难受，在我来之前会开着窗户坐

在窗边，她说这样会让她好过点。

在一个晚上我惯常走进她房间坐下来，莫莉突然说：“我想尝试自己熬过去。”

她已经抱着床脚坐好说：“我过去一段时间在想，以后出去了把女儿接回家，总不能你也来家里看着我吧。我得自己努力，彻底戒毒成功。”

她的这句话让我诧异。

我想起过去的很多夜晚，她被折磨得难受时，会莫名讲很多话，说的最多的是妈妈和前夫。

莫莉平时给父母发消息，语音留言，父母几乎不回，也就逢年过节会搭理她一下。她曾经因为佩佩一直咳嗽不知道怎么办而问过妈妈，妈妈至今没回应。

她和前男友曾是同事，她爱上对方，只是因为自己在工作里犯错误，前男友来帮忙解围。在莫莉眼里，当时前男友是全世界最好的人。直到莫莉怀孕6个月的时候，前男友突然和她说，他还没准备好养育一个孩子，要么打掉它，要么分手。

六个月已经不能流产，但莫莉为了不和男友分手，去了很多诊所，甚至包括私人堕胎的机构，但就连这种机构都怕她有生命危险，拒绝了她。她回家问自己妈妈，有没不去医院也不用吃药的流产方法，比如暴力击打之类的。她妈妈告诉她，你不要让我给你想办法，你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她甚至没想过莫莉可能会采用极端方式流产，会不会对身体造成影响。

眼看孩子打不掉，前男友索性人间蒸发，直到佩佩出生也没有出现。

我听着莫莉这些经历，对她说：“中文里有句话叫有情饮水饱，说的大概就是你，毕竟前男友说消失就消失，竟然能有人坚持自己养孩子，没想过让生父承担抚养费吗？”

她低着头来了一句：“他都不爱我了，我联系他会显得我很低级。”

我忍了又忍，没说出那句要法定抚养费低级，吸毒就不低级了吗。

听多了她的自言自语，我意识到莫莉从不相信自己值得被爱，又总是在等待被拯救。

她说自己第一次恋爱，是因为上体育课摔倒了，被对方扶了起来，她就追他。“别人对我好，我就会马上爱上他，什么都依赖他。”莫莉还为对方不回消息自残过，她小臂有白色的浅浅的痕迹，看起来是多年前的疤。

她以为的爱情，也永远是这样的叙事，别人付出一些礼貌，她恨不得把全身心都拿来回报。

直到佩佩的诞生，莫莉才学会什么是爱。小小的孩子从出生到六岁世界里几乎只有妈妈，她生来就是无条件爱你且需要被你爱的，母女之间一举一动都不需要计算付出多寡，相依为命，互相拯救。

我决定给莫莉一点坚持下去的动力，当作对她这么久以来表现良好的鼓励。

我带着莫莉的手机去了佩佩所在的寄宿学校，打算给她录一小段女儿的视频。

佩佩看到是我，马上问起妈妈。我说你妈妈还在和我们一起工作，她让我来看你的，能帮我给你妈妈录个视频吗？说什么都行。

佩佩很高兴，对着镜头大声和妈妈打招呼，又唱又跳。

她跟妈妈汇报自己在学校里学会了用树叶做拼贴画，又让我等一会，自己跑去教室拿，刚走了两步又折返回来，说让我跟着她录去教室的镜头，她要给妈妈看走廊。

走廊上有一些小矮人形状的垃圾桶，佩佩兴奋地一一介绍它们的名字，还时不时检查我有没有认真在录视频。

录完之后我们坐在一起看完了整个视频，她很满意地和我说，你一定要交给我妈妈哦。

我说我办事你放心。

从寄宿学校回到戒毒所需要经过一段高速，我不知道为什么特别高兴，车开得飞快，莫莉的手机被我揣在衣服里怀里，因为握着它拍视频的时间太久，它的背面有点发烫，我的胸口也热热的。

我到戒毒所的时候莫莉正在房间里发呆，我把手机递给她，说佩佩给你说了很多话，你慢慢看。

我出去呆了一会，回来的时候她还在反复看视频，整个人哭得脸皱成一团。

她鼻涕也顾不上擦，捏着手机问我，我还有什么能干的，能好好表现的，你都告诉我，我一定做到。

又过了十天，我去见莫莉，发现她开始赚钱打工了。

戒毒所有个大姐姐，四十岁的样子，自己有家印刷公司，跟很多人的理由一样，吸毒是日子过太好为了找刺激，并且以为自己不会上瘾。

大姐姐把自己的生意做到了戒毒所，招人给她做文件录入，按件计费，一页一澳元起。莫莉兴致勃勃地要加入，每天去阅览室用电脑做兼职，大姐姐有一次布置任务没说清楚，莫莉打完了所有的文件交给她的时候才被告知整个都是错的，我到戒毒所的时候觉得她情绪不对，结果一问她更难过了，我只好把这位大姐姐找来。

大姐姐其实没说什么，但莫莉一直陷在自责的情绪里出不来，我开玩笑说没事，工作嘛，讲究的就是一个少反思自己，多指责他人。

莫莉坐在床边不说话，我也只当这是小小的生活插曲，过去就过去了。

结果下次我再去，她和我汇报，她鼓起勇气去找了大姐姐，说她以后会认真对待工作，但是也希望对方布置任务能说清楚，最后大姐姐向她道了歉。

我问莫莉，为自己争取，心情怎么样？

她说她真的很高兴。

莫莉赚到钱就一笔笔地记下来。一开始是用手机记账，后来她拜托我给她带本子和笔，为了安全起见，我给她带了几根水彩笔。她在本子上反复写收入多少，有时候一连几天没活干，她也每天都写一样的东西，她跟我说只要记录，就觉得生活有盼头。

莫莉和其他人聊天，知道别人戒毒成功出去后准备找工作，赶紧来问我她将来能做什么工作，我和她讲不用担心这个，我们提供的福利计划包含工作咨询，我们会像现在这样一直回访她，确保她重新融入社会，指导她面试，工作上的问题也可以找我们。

第二天我看她的本子，不同颜色标记出了不同的任务，包括找工作，租房子，攒钱，她用女儿最喜欢的绿色，在本子封面上写了“接佩佩回家”。

让我更高兴的是，莫莉在戒毒所交到了朋友。

她要自杀的时候救了她的人叫小柔。

小柔吸毒的理由是朋友们都在吸，她怕被孤立，如果不是她那天发现莫莉，可能莫莉已经跳楼自杀了。

小柔是很热心的性格，喜欢和人聊天，会主动问我是做什么的，给我讲她以前的工作是做服装陈列的，在戒毒所就干干搬东西的体力活。她喜欢发带，我每次见到她，她头上都是不同的花样。

小柔也会提起莫莉，说天气变冷，莫莉想介绍她去食堂工作，觉得室内环境工作起来会舒服点。我和莫莉说的戒毒成功之后我们提供的福利计划，她认认真真写下来拿给小柔看，有什么信息都会和对方共享。

莫莉似乎终于不再是被动地等着别人对她好，或者伤害她，陷入依赖到被抛弃的恐惧循环，而是开始为自己争取，学会用一种还不熟练的方式主动付出善意。

莫莉的评估分数很好，我打算给她安排和女儿的会面。

我以为她会很开心，但是她听完拒绝了我，她身上依然有毒瘾发作时候留下的血痂和疤痕，除了会掐小腿，她

还会把指甲咬得很短，十个手指头经常留流血又结痂，结痂再在干活的掀开，一直不见好。她整个人比起来戒毒所之前胖了一点，但依然看起来五官有些凹陷。

她说：“我想让佩佩看到一个漂亮的妈妈。”

我在档案上看到她之前的几张照片，是在公园徒步的时候拍的，那时候佩佩还被她抱在怀里，她脸圆圆的，两颊饱满，皮肤光滑，头发扎成一个高马尾，带着一个红色的束发带。她的眼睛水盈盈的，在阳光下是浅棕色，对着镜头露出一个笑容。她喜欢各种各样不同颜色的口红，山上徒步这张涂的就是紫色。

确实是漂亮的妈妈，我把照片别回文件夹里，想起她浓重的黑眼圈和鲜血淋漓的手指头，也觉得等再过一段时间让佩佩来比较好，争取让小朋友看到从前的妈妈。

尽管她已经表现很好，我每次去莫莉还是会问我，有什么是她能做的，能给评估加分的。

我让她保持现在的心态和状态就行，不过确实有个事情需要她。

我问她：“你进过法庭吗？”

她茫然地摇头，我和她解释：“不是要起诉你，你的案子至多被罚款，现在是你老板的案子，开庭的时候你要是能作为证人出席，就能早点给他定罪。”

我又赶紧补充：“我会一直和你一起，不会让你自己去。”

莫莉老板请了个挺厉害的辩护律师，他的贩毒案有可能仅罚款，即使坐牢，也最多四年，除非被法庭认定为严重贩毒罪。这个时候莫莉作为证人，对量刑的影响就很大了。

她听懂了，非常犹豫。我明白她在犹豫什么，她怕自己和女儿将来被报复。

我们曾经遇到做证人的案主被报复，家里全部玻璃被打碎，调查期间家里还曾经收到恐吓信，里面全是诅咒她家破人亡的话。玻璃刚修好第二天晚上又被砸了。报警之后几个月才查出是当时的被告干的，

我走的时候，她说：“对不起，我不敢去。”

我完全理解，之后再来看她的时候也没再提过，直到她突然主动问我，之前说的上法庭的事情开始了吗？

莫莉告诉我，她之前在仓库工作的时候认识了一对夫妻，后来都染上毒瘾了，想知道他们的小孩怎么样了，她问了下同事，这个孩子也被暂时送到寄宿学校了。

我以为她要建议我去找这对夫妻当证人，结果她只是反复说：“这一家人太可怜了。”

她问那个老板最后会怎么样。

我说这得看判决，最坏情况就是按轻罪判，罚款加坐几年牢，刑期满了也就放出来了。

她想了一会说：“那如果我去了，能让他判久一点吗？”

我不敢保证这个，但是顺着她话里的意思，问她是不是想好了。

她像终于下定决心一样：“我打算去，大不了以后我带着佩佩走，我们不呆在澳大利亚了。”

开庭的时候我陪她在外面的等候室里，莫莉非常紧张，反复问我，自己要是表现不好怎么办。

我说：“就按之前那样说的，辩护律师问什么就答什么，你作为弱势证人，我必须作为支持人员陪同出席，但你千万不要和我说话，完全靠你自己，你可以。”

莫莉第一次出庭作证，我以为会遇到很多困难，但前老板的辩护律师工作不算卖力，他甚至只问了“你以前见过大麻和冰毒吗，如何确定你拿到的就是毒品”以及“工作期间你是否表现不好，必须依靠毒品才能坚持”。

她一开始会下意识回头看我，后来渐渐变得坚定起来，声音也变大：“我不需要毒品也能工作，没人必须吸毒才能工作，这就是一种霸凌。”

她离开证人席之后回到我旁边，这个案子宣布暂时休庭。

表现不错，我由衷地夸她。

莫莉不知道是紧张还是激动地又哭了，她把两只手都盖在脸上，小声地说：“我想见佩佩。”

会面室不大，我和同事去接佩佩，小小孩，眼睛下面挂着俩黑眼圈，儿保的老师说她昨天一晚上没睡着。

我说：“等下妈妈可能不能抱你也不能碰你，但是你们可以说话，你有什么想带给妈妈的吗？”

她有点失望：“我能亲妈妈吗？”

我没想好怎么回答，她凑过来说：“那我亲你，你帮我亲一下妈妈。”

我一句这个也不合适没说出口，她已经亲我脸上了。

佩佩下了车就往楼里跑，莫莉在会面室的窗户那站着盯着楼下，不用想，她肯定又哭了。

我坐在角落里，她们母女俩趴在桌子上面对面说悄悄话，莫莉问她：“你想我吗？”

佩佩伸出两只手又缩回去，她书包里的东西我们检查过，基本都是画和小手工，她哗啦啦地把这些东西全塞给

妈妈，“我每天都想你。”

二十五分钟很快过去，佩佩问我：“真的到二十五分钟了吗？我觉得只有五分钟。”

九月天气已经逐渐变好，她带着一个小帽子，坐在椅子上耍赖，非要挨个看我们的手机确定时间。

莫莉的戒毒计划成效卓著，吸毒面容有所恢复，还学了收银和记账。我在适配的工作岗位里，看到了一个加油站收银的工作，那提供宿舍，而且有专门上夜班的员工，她不需要再昼夜颠倒地工作了。

同时，她的心理治疗显示收效良好，生理脱毒其实完成得很快，重要的是心瘾，莫莉靠着“我要见女儿”这一件事，克服了心理上的瘾。

我递交报告，认为这母女俩可以在周末自由见面，我可以作为陪同。

审批通过后，我们一起去了游乐园。佩佩问我：“阿姨，你为什么和我们一直在一起。”

我逗她，说因为我这人没有女儿，我喜欢跟有女儿的人做朋友。

2019年的秋天，莫莉正式离开了戒毒所，签好字，她盯着确认她可以离开的报告看了很久，我给她带了个文件夹，这个夹子里以后还会有保险单，收据，小票，各种预约凭据，会有很多新的生活。

倒数几次回访莫莉，她穿着加油站荧光绿的工作服，笑眯眯给每个人结账，由于看起来太高兴，我偷偷问她：“你没再用毒品吧？”

她放声大笑，说自己现在是发自内心地开心。

20年疫情爆发，我申请工作许可去最后一次回访她们。

那时候每天的死亡人数太吓人，我在家里总觉得坐立难安，想确定我每个案主都是否平安。朋友很有先见之明地在19年底回家的时候带了布洛芬回来给我，我拿出一盒，准备给莫莉母女俩带去。

加油站几乎不会停止营业，我一边想着起码她不会失业一边走进便利店，看到莫莉正指挥佩佩喝泡腾片，那年所有人都病急乱投医地补充各种维生素。她看到我进来，立刻抓了个杯子说你也喝，我们要健康！我们要坚强！

泡腾片是粉色的，草莓味，在杯子里咕噜噜冒泡，我回国之后也经常自己买来喝，尤其生病的时候，脑海里还是常常冒出来莫莉的声音，她说：“我们要健康，我们要坚强。”

记录这个故事时，我从莫莉身上，看到了身边挺多朋友的影子。

他们明明有能力，却因为种种原因，从不相信自己能独自解决问题。

就像莫莉，她总期待另一个人来帮她，将自己放在被拯救的位置。甚至为了别人的小恩小惠，不惜伤害自己，

成为单亲妈妈，成为瘾君子，被迫和女儿分离。

侯小圣陪莫莉做了最重要的事——让她重新开始相信自己。

我想把莫莉的故事，当成一个善意的提醒，送给那些和莫莉相似的朋友们。

其实只是一句话，但它很重要，也需要有人反复说给你们听。

“要相信自己值得被爱，值得被好好对待。”

（文中部分人物系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