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长焦虑“中考五五分流”，为何中国职业教育推广这么难？（组图）

每年全国两会期间，教育问题都会广受关注，其中普通高中与职业高中分流的话题更经常牵动家长们的神经。

今年的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上海新纪元教育集团董事长陈伟志提出了“分轨不分流”，要搭建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融通发展的“立交桥”，打造职业教育在成才就业方面的独特“含金量”。

陈伟志先生的这个提议，意在让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之间的“立交桥”更通畅，让孩子们可以有更多元的选择，可以拥有转换跑道的机会，不用担心中考一考定终身。同时，这个提议也是希望能把职业教育的质量做得更高一些，让那些进入这一跑道的孩子们，将来能更加自信地面对未来的就业、发展和人生。

家长焦虑中考分流，背后是“唯有读书高”的陈旧观念

长期以来，在初中升高中阶段，我们实行的是普通高中和职业高中基本比例“五五分流”的政策，于是，“只有一半的孩子能上高中，剩下的孩子去职校”这样的说法在中国的家长中非常流行。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2014年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曾明确提到“将应届初中毕业生有序分流到普通高中和中等职业学校，原则上要按50%的比例引导应届初中毕业生向中等职业学校分流”。

2022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删除了分流的规定，明确在义务教育后的不同阶段“因地制宜、统筹推进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协调发展”，强调职业教育是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教育类型。

根据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2020年中职毕业生抽样调查的数据，大约有65%的中职生最后都上了大学，而不是直接就业。职业教育已经全面高考化，主要目的与方向是升学，不再是就业。而职业高中的教学质量与普通高中的差距更加制造了家长们对分流的焦虑情绪。

因此家长的焦虑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不愿意自己家孩子走职业教育路线，还是想走普通高中，进而上大学的经典路径。二是在“职业教育高考化”背景下，他们又担心职高教育质量不如高中，最后考不上好大学。

归根结底，还是焦虑自己孩子上不了大学。

职业教育在我国推行过程中所遇到的最根本困难，说到底还是来自长期以来的文化观念。在中国传统观念当中，读书的真正追求并不是求取知识本身。尤其是在唐宋以后，科举制度逐渐定型，读书是为了考取功名，从而进入国家精英阶层，正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传统中国的读书人读书，是为了成为人上人。

因此，你可以看到我国考研热、考公务员热，甚至考取博士也被视为家族的荣耀。这当然是我们东亚社会重视教育的一个重要表现。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所谓东亚社会重视教育，是传统等级社会遗留下来的落后思想观念使然，骨子里是不指向市场和现代工商业社会的。

德国职业教育的成功，前提是蓝领白领职业平等

现代教育制度起源于18世纪的普鲁士，但赢得了世界赞誉的却是德国的职业教育体系。在19世纪之前，教育大多是类似手工业的学徒制，或者类似孔子或柏拉图那样的小型学术团体。随着工业革命之后对相关知识以及对受基本教育劳动人口的需求，才产生了类似于今天这样的学校教育制度。

普鲁士人在18世纪最先实施了如今的课堂教学模式，这一教育体系使成千上万人变成了中产阶级，为德国成为工业强国提供了重要的动力和基础，也为德国培养了大量忠诚而易于管理的国民，促成了德国的全面崛起。

十九世纪上半叶，美国开始照搬普鲁士教育体系，同时这个体系也为其他欧洲国家仿效，推行到全世界。东亚国家为了追赶西方国家，开始引进这种现代教育制度，但又不可避免地因为既有的儒家传统和科举基因，在观念上对这个制度作出潜意识上的扭曲。

为什么作为这套现在教育制度的创始者，德国的职业教育体系培养出了那么多的高质量的技术人员，使德国的制造业稳居世界最前列？

这个问题的答案或许在于，德国现行的教育体系既尊重了每个孩子的天赋和兴趣，又兼顾了德国的产业结构和市场需求，在孩子的天赋和职业之间做了较好的匹配。

德国的小学学制是4年制，10岁时小学毕业，会按照成绩和个人兴趣分别进入普通中学、实科中学和文理中学。成绩最好的一批进入文理中学，学制8年，毕业后获得文理高中毕业文凭，即可进入德国综合类大学。

而就读于前两类中学的学生很可能走上职业教育发展道路。德国制造业之所以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许多德国企业在细分市场中拥有技术优势，离不开其背后大量技术技能型人才的支撑，更离不开颇具特色的职业教育体系的人才培养体制。

德国职业教育体系的核心是“双元制”职业教育。所谓“双元制”，就是把传统的“学徒”培训方式与现代职业教育思想结合的一种学校和企业合作办学的模式。

在德国，高中阶段职业教育的特点和目的就是能直接向企业输送成熟、合格的技术工人。行业企业与教育界的合作，不仅体现在具体而微的人才培养过程中的分工协作上，而且在一些人才培养标准的宏观制度层面也紧密协调，共同开发相关的职业培训条例和框架教学计划。

同时，人才培养的总成本也由学校和企业共同承担，德国产业界在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上的投入甚至超过了公共财政的投入——企业的投入并不是没有收益，这一收益就体现在企业在这一过程中招募到了从劳动力市场并不容易获得的技术技能型劳动者。

产业界与教育界、企业与学校的这种在人才培养方面的合作、协调与博弈的健康机制，使得德国的职业教育不但能够培养出高质量的技术工人，也能够实现学校、企业和政府在职业教育领域中的多方共赢，最终保证了德国制造业的人才竞争力和德国中产阶级的稳定社会地位。

观念要改变，劳动收入要提高

德国职业教育之所以能够成功，首先是树立了职业的平等观。在他们的观念中，不会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样的意识，自然也不会有“千军万马过高考独木桥”这样的社会现象。

德国的技术工人在德国社会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认可度，一方面是从事技术工作能够带来较为体面的收入，甚至部分技术工人在职业发展过程中还可以通过继续提升职业资质有机会成为雇主，从而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以及更高的收入，另一方面也是德国技工职业在社会文化意义上的认可度也比较高，这一点是深深地根植于德国的社会和文化土壤之中的。

十多年前，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教授受邀参观内陆地区的一家工厂。当他看到这家工厂流水线上的工人，如同机器一般重复着同样的动作，连上厕所都要跑步过去，该工厂对工人们的时间管理以分钟来计算时，张五常教授不禁悲从中来：我华夏儿女若都这般来工作，如何积累人力资本，如何有创新的可能？

在我国经济发展的进程中，那种依靠廉价劳动力发展的制造业时代已经过去，人口红利消失，新一代的年轻人与他们的父辈已经是全然不同的两代人。

制造业的升级转型，呼唤更多的技术技能型人才，相信市场的前景会倒逼落后的教育观念和教育体制，使其适应我国制造业新发展前景中日益增长的专业技能人才需求。

说到底，观念是可以改变的，只要职业教育出来的技术工人收入获得了真正的提高，劳动收入占比在国民收入中也得到真正的提升，人们对职业教育的偏见或许就会逐渐消弭。这一天必然不会太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