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处江南水网，为何楚国组建战车亲兵，吴越直到中原争霸还是步兵

作者｜冷研作者团队-披澜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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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战车，是冷兵器时代的代表性兵种之一，虽然在春秋晚期开始衰落，但直到汉代，其战场地位才最终被装备、战术体系日渐完备的骑兵所取代。在春秋时代，战车数量的多寡甚至被当做衡量一国实力强弱的最关键指标，比如晋国的叔向就曾经在诸侯会盟时，赤裸裸的宣称“寡君有甲车四千乘在,虽以无道行之,必可畏也”。这样公然耍流氓的话直接压得诸侯们集体噤声，可见在当时，这“四千乘”战车对于会盟诸国的震慑力之强。不过，若说春秋时代诸侯国均以车兵作为最强的王牌力量倒也并不严谨，比如身处南方的吴越两国，似乎完全没有卷入春秋诸国对于车兵数量的军备竞赛之中，在相关的资料中，我们几乎难以看到这两国使用战车作战的例子，甚至在与中原国家作战时，其缴获的战车也并未被其重视。那么，为什么吴越两国会对战车这种陆战王牌如此“佛系”？

关于春秋时代，吴越两国很少用战车的最主流的观点和解释是，由于吴越地处南方，水网稠密，车兵在这些地区难以发挥应有的战斗力，因此，能够在平原地带纵横驰骋的战车自然不受吴越两国的重视。

的确，就像《越绝书》记载的那样，越人“水行而山处，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吴越两国缺乏车兵，肯定与吴越地区的地理环境有关，即使是在后世车兵衰落，骑兵大行其道的南北朝时期，和北方骑兵动辄千骑万骑的规模相比，南方的骑兵数量同样总是少得可怜，这与南方不利马匹驰骋的地理因素自然有一定的联系。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同一时期，地处我国西南方的楚国同样也有着水网密布，不利车骑的地形特点，但是，其军队建制体系就远比吴越两国显得更加主流一些，除了和吴越一样训练了数量庞大的舟师外，楚国还有着数量可观的车兵，这些车兵被称之为“乘广”，属于楚国亲军编制。和中原诸国一样，这些车兵按照作用分为“轻车”和“重车”，前者为单独作战的进攻型车辆，后者则往往与其他兵种配合作战，又被称之为革车。我们常说的车兵，大多时候就是指这些战车。

以革车为例，其本身会配备甲士三人，驾车的御者居中，左边是持弓负责远战的车长，而右侧则是持戈握盾负责近战的卫士。除了三名甲士外，楚国重车还会配备97名徒兵，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步兵。这些徒兵和甲士加起来刚好一百人，即一“卒”，《左传》中所说“百人为卒”，就是指的这种建制。

总的来说，由于常年与中原国家的“武装交流”，楚国的战车兵在甲士数量、作战方法、武器装备方面几乎与诸夏一致，唯一有所差别的可能就是徒兵数量较多：从秦始皇陵二号坑的发掘来看，为了提高车兵的冲击力，有些时候军队会选择将无徒兵配属的轻车抽调起来集中使用。因此，在李靖讨论战国军队特点时，特别提到楚国车兵“车少而人多”。

和楚国这种中规中矩的主流不同，吴国和越国军队的天赋点似乎都点歪了。最典型的当属越国，从现有的资料来看，我们根本找不到越国曾经派遣过车兵作战的证据。《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记载，勾践灭吴之战时，他所派遣的军队为“习流二千人,教士四万人,君子六千人,诸御千人伐吴”。

这里面，“诸御”的解释分为两种，一说是负责后勤的补给人员，一说是越国军官。“习流”则是越国的精锐水军，虽然总人数只有两千，却惯于水战，在两次吴越之战中，均成功牵制吴军主力，为越军主力的攻势提供了屏障和保护作用。“君子”在越国的地位与楚国乘广对应，是越王亲军，其成员为越国贵族子弟，即越王“父兄昆弟及国子姓”，从《国语》“越王乃令其中军（前文提到此战的中军即越王的“私卒君子”）衔枚浅涉”的战略机动来看，这支能够静悄悄渡江的私军部队应该不可能是笨重的车兵。至于数量最多的“教士”，即“俊士”，则是越国对于步兵的官方称呼。

从这些记载来看，越国似乎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车兵部队参与对吴的攻伐，而吴国的情况也差不太多。公元前584年，晋国为了制衡楚国，开始扶持与楚国东西对峙的吴国，与地处中原的晋国相比，此时的吴国还只是“渴慕王化”的边鄙小国，为了提高其军事实力，晋国还派遣军事人才申公巫臣与其射御之术。《史记》记载：“王寿梦二年，楚之亡大夫申公巫臣怨楚将子反而饹晋，自晋使吴，教吴用兵乘车，令其子为吴行人，吴于是始通于中国。”史学界有观点认为，中原的车战技术可能起源于西亚，可以说，战车这一大杀器也是通过军事、经济的交流才流入中原的，因此，这次晋国的军事援助，对于吴国军事力量的提升极为重要。

但是，从之后的情况来看，吴国对于战车似乎并不感冒，公元前484年，吴王夫差联合鲁国进攻齐国，发动艾陵之战，此战中吴国大败齐国主力，获甲首三千，并获得齐国战车八百乘，这八百辆战车在当时可以说是一项无比巨大的军事储备。然而对于这样的收获，夫差却丝毫没有在意，转手就送给了自己的盟友鲁国。夫差这种堪称败家子的大手笔，已经不能单纯用南方不便车战来解释了。

要知道，此时站在夫差的视角来看，他的首要目标已经不是业已臣服的越国，而是更加广阔的中原地区，的确，艾陵之战的大胜意味着，南国步兵在平原地带能够凭借优秀的指挥和训练取胜，但这并不意味着战车的无用。事实上，在他北上会盟时，就不得不考虑这一兵种的威胁。冷兵器之前发布的《<全面战争>中的脑洞战术，历史上真有？聊聊古代步骑对抗的套路与反套路》中，就曾经提到，吴王夫差帅大军乘水路前往黄池会盟，为了遏制晋国战车的冲势，选择趁夜抵近晋军营门。这种战术虽然成功威胁到了晋军主力，但可一不可二，若夫差真的轻视战车，又何必绞尽脑汁的用这种计策呢？

那么，到底什么使得吴越两国一方面重视车兵的威力，一方面却又放弃训练车兵呢？这与吴越两国的特殊国情有关。《国语·吴语》中记载，勾践卧薪尝胆发动灭吴之战时，几乎倾尽全国之力要一举灭掉宿敌夫差，为此，他下令“苟任国者，皆造于国门之外”，这就意味着发布了全国的军事动员。在战国时代，这种动员场景比比皆是，比如秦赵长平之战，秦国甚至在河内郡采用集体封爵的方式，征召郡内15岁以上男子参战。

这种大规模的动员在春秋时期特别是春秋早期几乎是难以想象的，春秋时期的军事战争，参战者多为国人（国都、大邑内的居民）或贵族，与之相对的，郊人或者说野人无需参军，只需按时承担军赋。可以说，这一时期参军既是责任同样也是一种荣誉，这种国野分治制度的根源可以追溯到西周的井田制、军赋制。由于生产力的限制，国家所能征集的资源仅仅能支持征调国人和贵族参军，前文提到的楚国“乘广”，就是由井田制供养下的车兵部队。在晋国，则是建立了辕田和州兵制度，前者是按照田亩数量来征集兵车，后者则是以州为单位征召部队，这种制度直到春秋末年才被更加高效的县制所取代。自此，晋国以县为单位，每县征集兵车一百，总计四千九百乘。

到了春秋末期乃至战国初期，随着诸侯国间战争烈度的加剧，中原地区这种国野分离的态势才彻底被打破。从军事角度来看，除了铁器在农业和军事领域的应用外，军队兵源规模的扩大，同样是诸侯国军队中车兵比例被步兵稀释的重要原因。至于吴国、越国的情况更为特殊，和由周天子分封而来的中原诸侯不同，吴越两国本是化外之域，虽然同样有所谓“父兄昆弟及国子姓”组成的禁卫亲军，但这一阶级却并没有像中原国家那样演化为分封制下的贵族。事实上，一直到吴越相继灭亡之后，其旧地依旧存在着大量如卑梁、姑蔑等以氏族为核心的部落单元，这些部落虽然曾经臣服于吴越，可毕竟只是臣服而非融合，其整合情况恐怕未必比得上中原地区，想要在这样的地区推行井田制，谈何容易。

要知道，车兵需要习得的射御之术成本并不低，因此，在吴越这种车兵难以发挥优势的地区，想要在骤然间培养一批可以熟练使用战车的甲士，其经济成本和时间代价足以让国君望而却步。如果说，战国时期车兵的衰落是因为征召规模扩大后，车兵战斗力的优势难掩其经济成本的巨大短板，那么，吴越对于车兵的放弃则同样是因为缺乏现成的车兵甲士，训练成本又太过高昂，不得已之下放弃了这一主流兵种。正因如此，面对中原地区的广阔土地，吴国军队宁愿选择用更多元化的战术抵消敌军车兵的优势，也没有采用增设车兵的办法强化战斗力。

参考文献：

1.晁福林《吴越不用车兵考》

2.陈章《吴越不用车兵补论——从吴越两国之特殊性入手》

3.阎铸《春秋时代的军事制度》

4.喻宗汉《楚国军事特点浅探》

5.徐兴、舒仁辉《试论越国的军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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