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拍了部电影，我找回了自己

王子川的大脑像是一台发射器。

他将自己的经历、想象和审美趣味压缩成一段名为“朱同”的电波，然后按下按钮，发射——

他期待，也没过度期待过回响。

却没想到在宇宙的另一端，一段同频信号以超光速穿越时空回应了他。

回应者，饶晓志。

这次与监制饶晓志、总制片人梁琳的谈话相当有意思，仿佛跟随他们一起连通了属于王子川的电波频率，解锁了更多有关于“朱同们”的加密编码。

《朱同在三年级丢失了超能力》的叙事偏风格化而非类型化。

没有清晰的主线，没有明确的目的，小学三年级学生朱同从早上坐公交上学一直漫游到傍晚放学，全程天马行空，有点纯真，有点奇怪，甚至还有点狼狈，一天仿佛走完了整个童年。

看完就像阅读了一篇中式梦核的散文诗。

不那么澎湃但后劲十足，绝对算得上是我今年最特别的观影体验之一。

用梁琳的话说，“它就是路边的一朵小花而已，不要把它强扭成一棵参天大树。”

大树有大树的傲然，小花自有小花的灵动。

最明显的，便是影片引发的强烈共鸣。

当“全国第二套广播体操-时代在召唤”的机械男声扩散到整个操场，一下就把我们拉回到那个名为童年的漫漫长日。

考了低分的卷子不敢找家长签字，试图让陌生人代劳。

被老师罚站，索性就在走廊上和同学侃大山。

信手涂鸦的校服，别人口中“咔嚓”带劲的干脆面，街机厅的混混和总爱打小报告的同学……

一切熟悉得令人眼红红，点点滴滴都是伸手可触的记忆。

饶晓志打趣“像在照镜子”。

无论你身处哪个时代，调皮捣蛋还是安分守己，都能从中映照出自己童年的模样。

更为生动的是对孩子想象力的具像化。

在朱同的世界中，草坪中的小花会说话，同学会变成杂草人，外星人会把班主任带走，鸟怪会偷走自己不想要的卷子。

对于导演王子川这些放飞脑洞又无比贴合孩子视角的奇思妙想，饶晓志大呼过瘾。

他笑称，最让他意想不到的设计是朱同在厕所里遇到的大便妖怪。

影片中朱同围绕这张卷子展开的战术一共分为三轮。

第一轮，让小卖部老板帮忙伪造家长签字。

没成功。

第二轮，假装试卷被偷。

牛老师非但不买账，还重新给了他一份试卷，并写上一大段特别批注请家长重视。

手捏着这份沉甸甸的试卷，朱同愁眉不展。

没想到，厕所突然出现了一个吃纸的大便妖怪，正好将他的试卷带走。

三个回合的设计既奇妙又幽默，大便妖怪更是契合了每个校园都有的怪谈传说。

简直风味十足。

“这个我完全想不到，也可能是我小时候没有这个传说，但是他说出来我又很懂。”

这种“想不到，又很懂”的感受，几乎贯穿我的观影全程。

我很喜欢影片的曾定名：《漫漫长日》。

一提起来，饶晓志秒懂，他透露主创们为取片名投过好几轮票，“我们甚至还叫过《童年快乐》。”

无论《朱同在三年级丢失了超能力》还是《漫漫长日》，都是用珍贵的孩童视角看世界。

《漫漫长日》呈现的是孩子对于时间流逝的洞察与感受。

在儿时的我们眼中，时间是只缓慢前进的蜗牛，从一年级爬到六年级就像翻越葡萄藤，一眼望不到尽头。

而《朱同在三年级丢失了超能力》更趣味地突出孩子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以及点出了题眼——

超能力是怎么丢失的？

电影里，朱同遇到了好多难题，在他的小宇宙里，那些事情都可以用各种稀奇古怪的方式解决。

作为成年人的我们，笑着笑着，心里一抽。

因为我们清楚地知道，校园里没有神仙妖怪外星人，那些幻想不过是一时止痛。

鸟怪偷了卷子，朱同依旧逃不过责问；隐身术在校领导的视野之中也无处遁行；外星人面对牛老师的教鞭毫无还手之力……

就像小小的人儿站在大大的世界的一角，谁都抵挡不了“时代在召唤”。

但令我惊喜的是，王子川通透，且柔软。

他没有那么想上价值或者戳穿什么，一切快乐之下的悲伤甚至痛苦都被他包裹了起来，变成一颗颗怪味豆——你经历过什么，便会尝出什么味道。

电影里有个情节：贺娜教朱同在手心写个“好”字，然后一切就会好起来。

然而，什么是“好”呢？

品学兼优的班长刘诗瑶、在校门口查纪律的徐建立，是老师眼中的好学生；成绩不好的朱同、调皮捣蛋的张秋、翻同学书包的贺娜，则是老师眼中的问题学生。

朱同不明白，自己真情实感写的作文，为什么会被老师打上大大的“？”。

找小卖部老板帮忙签字，出于好心给校刊栏上的教职工照片涂色，怎么就需要叫家长了？

他最不懂的是，自己为什么不是那个“好”学生？

孩子的懵懂和疑惑，在大人看来是如此天真和幼稚，隔空对撞出无比复杂的情绪。

梁琳说，电影路演的时候，有一位观众的眼泪戳中了她。

“我们怎么定义一个差生？怎么定义一个好学生？”

“‘朱同’不光只是一个小学生，其实在成年人的世界也是一样的。不是所谓的社会价值认可你的成功，你才是一个好人，才是一个成功的人。”

“很多人努力地生活，很多人真诚地面对所有的胜利、困难，友善地去对待周围所有的人，他们就是成功的人。我们笑着面对自己那一刻是不是成功的？我认为就是。”

饶晓志同样是温柔的“过来人”：

“衡量的尺子不该只有唯一一种。”

他说自己小学的时候就是“朱同”，比较自我，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到了中学则更像“张秋”，调皮一点，更有经验一点。

在他看来，电影里的每个孩子——不管是有主见的贺娜、吞笔盖的小淘气、朱同的女同桌，还是刘诗瑶与徐建立，“好像我们都能在自己的身边找到，对位进去。”

观众观影的过程，也是在跟过去的自己相遇。

最触动他的情节，是朱同在电影后半段一直求索的问题：体育老师到底有没有拍我？

拍了，就意味着被选中去参加全国小学生广播操大赛，终于有件“好事”了；没拍，代表他还是那个被老师盯着叫家长的朱同。

朱同被架在被选择和不确定之中，那一“啪”不断在他耳边回荡，如油煎火燎。

饶晓志将这种情绪总结为“模棱两可又欲罢不能的被选择”。

它可以延伸到各个领域、各种事件与情感上，是每个人成长中难以避免的一环。

“好多时候我们在十字路口时都会忍不住回望：有没有被选择？有没有受表扬？有没有受认可？”

大多数人一生处于无数个被选择中，被“拍”的幸运时刻却少之又少。

奇怪的是，被“拍”后还会不禁纠结：他是什么意思？“拍”的真的是我吗？

对于被“拍”的渴望与惶恐如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我们就这么小心翼翼长大了。

饶晓志认同这个故事底色的悲伤，更确切地说，是“人与生俱有的一种愁绪，甚至有一种荒诞的意义在”。

“我们追求一个拍没拍，这个事本来就很荒诞。”

荒诞色彩在影片结尾达到了顶峰——

折腾了一天的朱同最终如愿加入广播操小队。

他挥舞着彩球，在“时代在召唤”的呼喊中努力绽放最大的笑脸。

尽管他的脸被“召”字挡得严严实实。

那一刻朱同真的快乐吗？还是他已经意识到自己“丢失”了什么？多年后想起这一天，他又会是什么滋味？

影片的妙笔是，没有给出答案。

也没有试图统一答案。

王子川只是让童年拍了拍你我，说别怕。

就算一切不会“好”起来，但是一切会过去。

而未来的我们会作出回复。

在《朱同在三年级丢失了超能力》上映前，王子川更为人熟知的身份是“戏剧鬼才”导演。

饶晓志与他因戏剧结缘，聊到彼此，话语间的惺惺相惜藏不住。

王子川在采访中曾说，找自己拍电影的人很多，但真的拉来投资的只有饶晓志一个。

“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没有他，就不可能有这部电影。”

当然，饶晓志从没这么想。

听闻王子川对自己盖章“唯一”，他否认三连：

“可能我是第一个，但我肯定电影上映之后会有更多人能看见他（王子川），我不会是唯一的一个。”

只言片语中亦能捕捉两人私下相处的有趣碎片。

饶晓志欣赏王子川的“飞”和“鬼马”，也常被他突如其来的奇思逗乐。

比如微博上来自“牛牛龙”的致谢：

在线提问：王子川为什么叫“牛牛龙”？

而在工作中，饶晓志过往执导的经验就凸显出来了。

作为监制，他参与了很多前期工作，不仅和资方沟通、组建团队、筹备剧本，还将拍摄可能遇到的问题列举给王子川。

划重点——他不会过多干涉王子川的创作。

出于欣赏，出于信任，也出于尊重。

“我会出一点意见，但整个拍摄其实还是以一个导演为中心意志的控制。”

左二饶晓志，左四王子川

梁琳同样尊重创作者的独特审美和个人趣味。

她看到了王子川身上那种“孩子一般的天真”。

恰恰是这一点成就了这部电影，让“朱同”带着不着痕迹的真诚和没有任何修饰的天真，走到更多人心里。

影片上映前，饶晓志和梁琳都思虑过市场接受度。

梁琳很坦白：“我当然希望项目是盈利的。”

但票房不等于全部，“有的时候是经过长期的，是漫漫长日后得到的结果。而这个结果不仅仅是票房的数字，而是能被时间记录下来的那一刻，我认为是这个电影更重要的‘赢’”

饶晓志也坦荡，他没有把市场回馈当作与王子川合作的唯一标准。

“说得大一点，像这样类型的电影总要有人去做，不是吗？”

王子川隔空点了点头

有些坚持、有些成长的确一直在发生。

饶晓志这几年在做电影监制，也做自己的剧团。

他挖掘青年导演，“有才华”是首要条件，其次“强拧的不行，得相互欣赏”。

当然，“去做”永远是最重要的。

“去推出自己的第一部电影，永远都比纸上空谈梦想来得重要。”

梁琳作为资深制片人，也长期挖掘、扶植青年创作者。

她最看重新人导演的剧作能力和独特的审美。

“当你有自己的特点的时候，你对某一项东西很钻研的时候，你就会在这个类型更容易发光。”

在对话中，她反复强调《朱同在三年级丢失了超能力》的独特与创新，而让这种创新被看见，亦是一种收获。

“创新不是一个选择题，它是一个必选题，或者它是一个必答题。“

她清楚交上去的这份答卷，未必是所有“老师”都喜欢的满分答卷，“但它一定是一个有自己想法的、独特的、不是千篇一律的标准答案。”

人不可能同时拥青春和对青春的感受，童年亦如是。

但奇妙的是，有些人好似真的有超能力，能抓住那些看似不着边际却真诚精准的生命体验，把你带回人生的某个阶段，或者童年的某个梦里。

让你相信，或者想要去相信，只要手上写个“好”字，一切就会好起来。

梁琳有一句话，隔空戳中了我。

“王子川其实就是长大后的朱同，他还没有丢失超能力，那我们就帮他把这个超能力延续得再长一点。”

“我们”不仅仅是饶晓志、梁琳，还是千千万万个“朱同”。

在电影行业被数据化，受众被贴上简单粗暴的标签的当下，还有人愿意用最纯粹真诚的创作，去勾连无尽的相似的记忆与情感，并唤起一种跨越性别、年龄、职业、学历的交流。

这就是“去做”的美好，不是吗？

这一次，王子川发出了信号。

而在校园的角落，街边的游戏厅，写检查的秘密基地，城市的格子间，熄灭场灯的电影院……很多很多个“朱同”会收到信号。

然后，看向手心的“好”，也许它仍在发光。

发布于：江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