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港澳大湾区不再“雾里看花” 北京挑明背后四大意图

北京时间2月19日，北京印发“粤港澳大湾区规划纲要”，内中挑明了粤港澳大湾区的战略定位和发展目标，终于使得这一备受外界注目的区域整合战略条分缕析落到纸面上，让外界对一直以来无论是宏观框架还是具体操作都有些模糊不清的粤港澳大湾区战略的背后意图，有了更明晰的了解。 

概括而言，北京力推大湾区的“重大意义”在于四大方面：将港澳发展同大陆更密切连接起来，丰富“一国两制”实际内涵，促进港澳与大陆融合发展；推进中国大陆经济结构性改革；建立大陆开放性经济体制；助推“一带一路”。 

这四大意图，既有政治方面，亦有经济方面，既有中国经济区域整合的考量，更有制度规则建设的探索。有分析指，北京意图通过粤港澳大湾区打造中国“下一个版本的现代化”。 

但同时，港澳与内地在制度上的差异对于粤港澳融合亦是现时存在的一大难题。可想而知的是，粤港澳大湾区若想达到北京高层所希望的政策意图，恐将是一个需排除和解决诸多困难，同时摸索新制度规则的过程。 

“特区不特”？

自中国收回港澳主权，便因应香港和澳门的特殊历史和制度设计，建立特区，给予高度自治权力，使得港澳有别于内地省份。而“一国两制”这个原本为解决台海两岸问题而产生的制度设想，则首先应用于港澳。 

当然，中国官方话语中“一国两制”在港澳得到了“成功实践”，但如果反观细节层面，则可知，“一国两制”在实际运作中仍不免产生许多细小冲突和角力。“一国两制”以及背后的意识形态拉锯在香港曾引发诸多反弹，从反国民教育，到占中，再到“一地两检”，这背后都是两制在落实层面的问题。 

因而，“一国两制”从设想落到实际层面，绝非想象的那般简单，也绝非依靠宣传爱国热情便可自动抵消港澳与中国内地在不同历史道路和制度运行上的差异。 

有分析认为，粤港澳大湾区虽然看起来似更是一项经济社会战略，但实际上，其背后更深层次的意图在政治，意在通过不那么敏感，互动性更强的经济和社会层面的交流与碰撞，尽力消弭港澳与中国大陆在制度层面的隔阂和心理疏离之感。 

可以想象的是，随着粤港澳大湾区的推进，港澳与大陆的人力和资金流动将更形紧密，空间距离的拉近亦将在心理上拉近三地的距离，更为重要的是，在其中所产生的制度上的互相体认和碰撞，将缩小两种制度的疏离感。毕竟，距离中国中央政府许诺香港特区“五十年不变”的时间期限已近半程，在剩下的20余年时间中，如何实现从“一国两制”到“一国一制”的软着陆，亦即如何实现“特区不特”，粤港澳大湾区的规划是否也有隐含的准备在其中？ 

产业结构升级

粤港澳大湾区中的广东是中国改革开放前沿地区，也是经济体量和经济增速引领中国的地区。但是，广东的经济发展也面临失速风险，内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人口红利在减少，产业结构升级速度不敷所需，经济空间布局不合理，经济资源过于集中于沿海与邻近港澳的城市，庞大的经济腹地，包括广东北部内陆以及再向北的湖南、江西等省份，发展水平明显不如沿海。 

此次“纲要”指，要依托香港、澳门作为自由开放经济体和广东的优势，在构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方面走在中国前列，加快制度创新和先行先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建成世界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基地，建设世界级城市群。 

在“纲要”中，北京为粤港澳三地赋予了“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角色。就制造业布局而言，位于珠江以西的珠海、佛山重在打造先进装备制造产业带，珠江东岸的深圳、东莞则要打造电子信息等世界级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从制造业结构调整而言，一面要以机器人及其关键零部件、高速高精加工装备和智能成套装备为重点，发展智能制造装备和产品；另一面也支持装备制造、汽车、石化、家用电器、电子信息等优势产业做强做精，并推动制造业从加工生产环节向研发、设计、品牌、营销、再制造等高附加值环节延伸。 

区域整合再落一子

作为习近平亲自制定的区域整合战略，粤港澳大湾区与雄安新区，一南一北相呼应，加上以长江三角洲地区为“龙头”的长江经济带，中国经济的区域整合雏形已经出现。 

由于中国经济地理空间极为辽阔，各地域之间存在着既竞争又整合的关系。但各地域经济发展也存在着一哄而上，未能错位发展，结果造成政经资源浪费的现象。故而，现时北京出手对各地域整合战略进行配置，为每个区域设定符合实际的发展规划，减少全国层面盲目竞争的混乱状态。 

而粤港澳大湾区作为粤港澳三地的区域整合战略，其影响将不仅及于三地，并将扩展至广东内陆腹地以及湖南、江西、贵州等没有出海口的内陆省份，其触角也将伸至长江经济带。加上一带一路的统合作用，大湾区对中国经济特别是南方经济的引领作用将更形显著。 

此次“纲要”也指要“深化大湾区与中南地区和长江中游地区的合作交流，加强大湾区对西南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 

制度规则是关键

粤港澳是中国对外开放的高地，此次纲要中更指要“提高珠三角九市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并将粤港澳定位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国际交通物流枢纽和国际文化交往中心”，以作为“一带一路”的重要支撑。 

实际上，粤港澳大湾区作为构建中国开放性经济体制的开放平台，其所要探索打造的是一个升级版的开放性经济体制，即不再单纯考量外资、外贸、外企等实体方面，而是力图在制度规则上与国际接轨。 

“纲要”中提出，北京将“支持珠三角九市加快建立与国际高标准投资和贸易规则相适应的制度规则”，亦即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减少行政干预”，“形成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一流营商环境”。若能做到这一点，大湾区对中国经济的示范作用不言而喻。 

实则，“发挥失常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减少行政干预”，是中国政府长期以来坚持的改革方向，但在内地，由于市场经济不发达，官员的思维惯性等，这一改革进展并不顺利，而大湾区依托香港和澳门成熟的营商环境，加之本身市场经济也是中国最为发达的，故而，大湾区承担制度规则改革的任务，阻力最小，也最有可能率先取得突破。 

粤港澳大湾区可以看做北京对港澳与大陆所做的一次嫁接尝试，之所以称之为“嫁接”，是因为港澳与大陆在政治制度、经济规则、价值心理层面仍存在不小的隔阂。因而，此次“纲要”的出台，只是一定程度上结束了外界对粤港澳三地如何定位和错位发展的模糊状态，但真正的挑战仍在后面。粤港澳大湾区，连同中国北方的雄安新区，在继续做大经济体量、优化经济结构的同时，都不同程度上承担了中国市场经济制度规则建设的重任，因而，制度规则建设的进展应是外界评价大湾区等区域发展战略成败的关键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