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原住民狩猎文化：在千年传统与现代法律之间（图）

台湾卓溪——在最近的一个没有月亮的夜晚，潮湿的泥土气味弥漫在空气中，猎人穿过了茂密的山丛，手握自制的步枪，仅靠头灯发出的一道细窄白光来寻找猎物。

但是猎人Vilian Istasipal很有信心。他非常了解这个地形。

70岁的Vilian已经在这片土地上狩猎了60多年。他是布农族人——台湾16个官方认可的原住民群体之一。

在台湾东部约6000人的小镇卓溪乡长大，他最早起的回忆包括与父亲进入深山打猎，在那里他学习了布农族人必不可少的技能，例如如何设置陷阱、打飞鼠、给野猪剥皮。

Vilian在他位于卓溪——布农语称干溪(Takkei)——的家中院子里说：“我们会杀死它们，但我们也尊重它们的生命。”

在他身后展示的是数十年来狩猎的直观证明：吠鹿角、野山羊头骨、飞鼠皮、一只猴子标本。他从自己最珍贵的猎物中拿出一个战利品：一个野猪头，头上仍然覆盖着粗糙的黑色鬃毛。

这个野猪头比Vilian的头大一倍。“真大啊，”他怀抱着它赞叹不已。

几千年来，台湾的原住民狩猎和捕鱼活动极少受到干扰。后来，大约四百年前，来自中国大陆、欧洲以及后来的日本帝国的殖民定居者浪潮开始到来，导致频繁的暴力冲突。最终，原住民被迫削减其狩猎传统，在文化和语言上被同化，并放弃其土地权。

如今，台湾大约有58万原住民，约占绝大部分为汉族的台湾人口的2％。

为了应对长期以来的经济和社会边缘化，近几十年来在这里出现了原住民权利运动。随着台湾——北京宣称为其领土一部分的自治岛屿——日益寻求树立与中国大陆不同的独特身份，这一运动得到了普及。2016年，台湾总统蔡英文正式向岛上的原住民道歉，以示百年来他们遭受的“痛苦与不公正待遇”，她是首位这样做的领导人。

一桩被广泛报道的与传统狩猎有关的法院案件，将对原住民权利的呼吁推到聚光灯下。

学者和活动人士称，王光禄案的结局可能对台湾原住民运动产生重大影响。预计法院将在下个月对原住民狩猎文化的状况发表其解释。

他的支持者说，如果裁决支持王光禄，那将加快推动土地权利和加强自治。

“法院的判决将具有里程碑意义，”位于东部城市花莲的国立东华大学原住民法律教授兼专家Awi Mona说。“我们实际上正在讨论的是原住民人对自然资源的自治权。”

狩猎一直是台湾原住民文化的核心部分。在台湾郁郁葱葱的花东纵谷中，布农族人一直保持着这种习俗，即使是在1930年代日本殖民政府将他们从传统的山区家园驱逐出去后。

许多布农族人在山脚下的城镇重新定居，例如卓溪乡，坐落在整齐的小米和稻田之间，遍布着木瓜树和粉红色的勒杜鹃。

在布农文化中，在春季禁止猎杀雌鹿，因为它们很可能怀着孕。也不鼓励猎杀被视为朋友的黑熊。

在其他群体中，例如赛德克族和太鲁阁族，狩猎文化同样受到长期奉行的习俗的限制，这些习俗的核心是相信人与自然之间存在基本平衡。

“当我看到一只动物时，我感觉我们的相遇是命中注定，”28岁的布农猎人Alang Takisvilainan说。他认为这和在美国打猎是不同的，他说，使用半自动步枪实际上等于欺负动物。

“这是一个人跟动物之间的公平竞争，”他说。“我觉得很奇妙。”

虽然只有原住民能用枪狩猎，但他们被禁止猎杀石虎和台湾黑熊等受保护物种，并被要求使用某些特定类型的陷阱和刀具，以及容易卡壳、有时并不安全的老式自制步枪。这种简单的枪械是模仿很久以前原住民猎人使用的火器，每次射击前必须装填火药。

尽管法律的执行情况参差不齐，但多年来逮捕事件时有发生。因此，为了安全起见，62岁的Bayan Tanapima说，尽管他从十几岁起就开始打猎，但还是要申请持枪许可。

“这很奇怪，我们在山里住这么久了，为什么我们还要登记这些？”Bayan说。“感觉是他们不认同原住民的生活方式。”

自然保护主义者认为，放松此类限制将对环境和野生动物造成灾难性的破坏，动物权利倡导者则谴责在他们看来十分残忍的做法。但维护当地狩猎传统的人士指出，原住民几千年来一直是台湾环境的守护者，这种专业性应该受到尊重。

“我希望国家也是尊重他们的文化，”身为布农族人、下班后也会打猎的Ciang说。“太多法律管束，我认为效果不大。”

Vilian发现一头小野猪在陷阱里挣扎。根据部落习俗，它还太小，不能杀。

他用衬衫裹好它，回到家中享用晚餐盛宴——炖笋和鹿肉汤。

但在用餐之前，需要先感谢祖先。Vilian和儿子Qaivang以及表亲Bayan在一碗米酒里蘸了蘸手指，向那只正在生锈的笼子里挣扎的野猪身上洒了几滴。后来，野猪被交给一位亲戚，需要再喂养几年。

“今天我们非常高兴，”他们用布农语吟诵。“感谢我们的祖先和山神，谢谢你赐给我们的食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