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政治的“中国方案” 打破西方“历史终结”神话（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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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教授的看法，引发我们进一步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制”的本质，以及港式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制”的差异？如果“香港式的资本主义民主”一如王教授所言，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又有何特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制特征

从中共于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到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确立了中共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政治现代化”的面貌，就是“社会主义治理式民主”，其政治新风貌表现为以下三大特征：

第一、“一党执政　多党合作”的新政党：资本主义政治学从“竞争”出发，认为“政党”间相互竞争，才能使国家进步，人民幸福，但是不论古今中外的政治发展，都明明白白地点出政治上的“党争”，到最后总是流于“只讲党派不论是非”，甚至是“有我无你”的生死之争。因为政治作为“商品”的特质是“唯一性”、“不可替代性”、“定期性”，这是完全不同于经济市场的“商品”的“稀少性”、“可替代性”和“随时性”。换言之，在政治上，政党的输赢是“赢者全拿”的“零和竞争”，因此，在竞争中往往无所不用其极，以至于无原则地竞争，无底限地手段，结果导致结仇至深；中国宋朝的新、旧党争；明朝的东林党与阉党之争；当今美国的民主、共和之争，无不如此。西方政治学描述的所谓“忠诚反对党”的角色，在政治斗争中是难以真正存在，更不可能长期存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是创建在中国长期大一统的历史上，而“一党执政”包括了中国政治中，要求“权力集中”、“政策连贯”、“与时俱进”等等行政治理的必要元素，这是中国的国情决定的，否则也不会有国共内战。当然从中国传统政治来看，其中的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特别是权力的腐化，政府的异化，使得政权不仅不是为人民排难解忧，提供幸福，反而是人民一切痛苦、灾难的总根源，之后，天下大乱，战火频仍，人民更加痛苦，直到新朝创建，天下归一，周而复始地治乱交替，中国传统政治并未能解决“权力的腐化”的困扰。

两岸分离之后，中共在“一党专政”的基础上，做了“一党执政、多党合作”和“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制度化改进，前者以“合作”取代“竞争”，后者以“制度设计”管理执政党，尽最大可能保持执政党的活力和初心，防止执政党腐化。而习近平更提出党的“自我革命”的办法，他说：“我们党历史这么长、规模这么大、执政这么久，如何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窑洞里给出了第一个答案，这就是‘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经过百年奋斗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的实践，我们党又给出了第二个答案，这就是自我革命。”（《人民日报 》，2022年1月2日）

当然此种制度，在本质上依然是诉诸“权力者”自身的觉悟，在以往这也止于道德诉求，所幸如今社会的互联网科技高速发展，特别在中国大陆的互联网的全覆盖，这使得人民的监督也变得无所不在，无时不在，无人不在。2021年11月17日《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第四部分的第七大段指出︰“党中央明确提出，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党高度重视互联网这个意识形态斗争的主阵地、主战场、最前沿，健全互联网领导和管理体制，坚持依法管网治网，营造清朗的互联网空间。”

如何才能使得“互联网空间”，既能不辱使命，勿枉勿纵地监督执政党，又能依法管网治网，这就有待制度、法规的进一步完善。总之，互联网与党的管理，为管党提出全新的、外在管理地可能性，但仍在改革、完善之中。总的来看，“合作型一党执政”的“新政党政治”，肯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治理，在制度上重要特征。此一特征也是中国大陆社会主义民主与香港式资本主义民主最根本的差别，前者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结合；后者在大陆政府引导下，爱国爱港人士的多元结合。

第二、“以民为本　执政为民”的新政府：资本主义政治学中，政权（统治人的权力）源自神权，西方宗教看法：“人的权柄是从神来的，所以当然神的权柄高过人权；政治的权柄应当是从人推选出来的，所以人权应当高过政权。……我们是从神的道来看：人权是神早就定的，政权却是人犯罪以后才需要的。（唐崇荣牧师，《神权、人权、政权》）其他神职人员看法亦削“‘权力’的源头来自于上帝，真正的政权必担在耶稣基督肩头上，而‘政权’本不该有，是上帝在人犯罪之后才被许可，借由政权的设立来管理众人与世界之事。”（胡忠铭牧师，《神权、人权、政权》）

这样的政治学中对“政权”的看法，自然比较敌对，比较负面，神不喜欢，人也不喜欢，神是不得已委由政权代管人民，人民是不得不接受政权的制约，所以在西方流行的说法“政府是必要之恶”。在资本主义政治学中，对政府带有很深防备之心，政权的权力不能使之集中，必须分散，而且是相互宰制，政府的权力要由民选政党组成，定期选举更换；到了新自由主义兴起，更强调“小政府”，“管事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里根（Ronald Reagan）时代更把“政府来帮忙”，视为一句笑话。

所以西方所谓“民主”制度，就窄化执政者必须定期“民选”，轮流由胜选的政党执政，结果政权虽有合法性，却难有真作为。加上西方自命是“天选”的傲慢和社会上既得利益阶级的把持，如美国的民主政治早已沦为华尔街金融资本家、军工复合体、高科技企业主等等权贵控制人民的工具，目前来看是“改革无望，自愈无门”。

中国人看待政府，则深刻受到传统传说影响，从小就知道有巢氏、燧人氏、神农氏，到黄帝败蚩尤以定天下、尧舜仁孝以治天下、大禹治洪水以安天下，几乎所有的政府都在教化、开导、帮助、安定人民，所以中国人对政府的看法，更倾向正面的、合作的关系。“万能政府”、“全责政府”才是中国人民的期待；到了儒家进一步强调“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政治观，政府作为必须以“人民”为前提，为人民造福，为人民服务，即“民本政治”的政治观，在中国已深入人心，也是中国人评量自己政府的重要标准。

当今的中国共产党全面继承中华文化之优秀传统，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几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者都强调“人民”的重要，强调党与人民的关系的重要；习近平上任伊始就强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其后他又强调共产党的“初心”，强调“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强调“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他多次表明“我将无我，不负人民”。

而中国人民在自己的文化传承下，只要认定当今的执政党是真正为人民谋幸福，办实事的，人民就必然全人投入，全力配合政府。所以中共仅仅用了40余年就将中国从“开除球籍”的危险转变为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制造国。对西方民主和中式治理，无论从国家发展速度、国家的未来性，或是人民在国家发展中的获得感、满足感或幸福感，这两种迥异的制度，相距如今已不可以道里计。对于当代全球所有国家而言，中国这种“以民为本”的政治观，理应促使理性西方精英深刻反省其自身的政治，也必然是广大的新兴国家的精英和人民会去参考的新政治。

第三是“全过程民主”的“新民主”：由于人是群居动物，为此需要众遵守一定的秩序，以维护群居的人类可以在力不如兽的相对弱势情况下，在严苛的自然环境中获得安全、和平和发展，而成为地球的主宰者。因此人们要有一定的政治生活，所以“政治”是人类追求自身“安全、和平和发展”必要的组织生活方式，正如亚里士多德（Aristotle）说：“人天生是政治的动物”，绝非西方人所谓的“必要之恶”。

“政治”按当今的理解就是“对社会价值的权威的分配”，亦即“对群体价值的权威的分配”。然而在供需无法平衡的状况下，分配的过程中，必然要求个人、个体在群体之中牺牲自身的若干权益，才能成就群体和谐，那么由谁来分、如何分配等等就会产生争执，解决争执最有效的方式是由群体中所有的个人、个体“一齐决定”，这样的“决定”，大家就必须自愿的、自觉的去遵从。“一齐决定”就是“民主”，所以采用“民主方式”来决定，并非仅仅只为了西方政治学者所谓的“权力合法性”，更是为了民主体现了群体中每个个体的权益，以及执行的便利性和效率性。

换言之，民主的目的在于治理的效率性，而不能被窄化为仅仅是“追求权力的合法性”而已。任何一种政治制度都是为了使人民获得自身的“安全、和平和发展以实现自我”，西方政治学只强调“分权、制衡、竞争”，又将民主世俗化为“人民选举”。因此，西方“资本主义的民主”，如今已经是民主制度的异化，是人类政治需求的异化，最终是人的自我解放的异化。

在政治生活中，为了使自己的权益不受损，所以大家都必须参与政治生活中的“人”与“事”的决定。“人”的决定，即是谁来做权威的分配，而决定的方式有直接和间接两种；“事”的决定，即是如何做权威的分配，这又包括了分配原则的决定和具体分配的落实。

习近平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摸索出“社会主义民主”的实践方式，他称之为“全过程民主”。按上述的“权威分配”定义，“全过程民主”即是从“人”到“事”全面地“以民为主”，这样的民主如何实施呢？

在“人”的部分，由人民决定的做法，在现代国家事务中，应分为政治和行政两大类。政治权威的决定与一般人民的“安全、和平和发展”十分关键但并不直接立即相关，因为政治部分更需要从国家的长远利益考虑。所以在政治权威方面，比较依赖专家或政治精英，所以人民可经由间接选举方式参与。至于行政部分，愈是接近基层，人民的感受愈强烈，理论上也愈不受不实宣传的蛊惑和煽动，也就是说人民的决定就有可能相对理性。

所以在大陆自1981年开始农村的村委会主任、城市里的街道办主任都是由人民直接选出，其他则采间接选举模式产生。而不论直接和间接选举的方式，中国共产党为了保证候选人的基本品质和素养，所以候选人的推荐由一个“选委会”，经由人民联名、组织推荐、条件比较、上下协商，即所谓“三上三下”的过程产生比当选人多三分之一的候选人名单，由选举单位依法实行选举。这样的选举在“举”的过程，尽可能严谨；“选”的过程自主自由，相对比西方选举更有保障，毕竟政治选举，是为了替人民办事，而不是作秀。当然纵使如此，也不保证一定可实现“选贤与能”，所以，此一制度仍有完善的空间。

在“事”部分，也可以分为两部分：一是权威分配的原则规范，即法律、法规、政策的制订，以及规范的落实与监督。中国共产党摸索的方式，前者一般而言是先由领导讲述原则，干部专家制订规范草案；之后，依规范的性质、内容，广泛向相关党派、地方以至基层政府、人民团体、个别专家、学者，有些也上网征求意见，依据建议进行修改，再度征求意见，做成最后提案的草案，交由各级“人代会”讨论，通过后执行。有些影响层面较大规范，“人代会”通过《试行》规范，先行试点，以实践结果来检验规范的优、缺点，再做修正，成为正式规范。在过程中，人民有机会参与讨论、表示看法，对重要的规范确立之后，中国共产党便从上而下推行普法教育，务求全体公民充分认识理解。

二是“原则规范”的执行监督部分，这部分涉及执行者对“原则规范”的理解和解释。理解是对“原则规范”的自我体会，此一“体会”就涉及如何将“原则规范”的抽象法规与具体行动、行为相结合的解释。通常我们只看“原则规范”的内容，总是比较周延缜密、公平合理，但在落实的环节，就有可能走样、偏差，甚至完完全全让良法美意变成官僚扰民、害民的工具。因此，保证执行的正确性和准确性，至关重要，在这一部分，以往中国共产党订有信访制度，而中国共产党的各级领导也有调研的责任，以及事后总结的规定。

然而，如今的中国大陆社会，基本上民智已开，人人识字，又有了互联网，有了手机，对人民监督干部的执行工作，可谓如虎添翼，几乎已达到随时随地、随心所欲、全天候、无死角地监督，以至各级官员、干部任意执法，随意施政的空间大大缩小。我们从中共反腐、防疫、脱贫等重大工作的伟大成就，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干部在落实政策方面的作为，已经是昔非今比，不可同日而语。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今的大陆人民对中国共产党的拥护、信任也是以往无法想像的。换言之，改变过去只能诉诸党内监督，党纪自律，信仰自觉的规范，如今加上科技工具的普及和辅助，使得外在约束大大增强，而迫使中国共产党各级领导、所有干部，不得不由内而外地自律自觉，而使得习近平不断要求的“以民为本，不负人民”的政治要求，变成当今中国可能的政治常态。

中国的新政党、新政治、新民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政治向度探索出的新面貌：新政党要求政党之间存在领导、协商与合作；新政治要求回归政治的原初本质为人民的安全、和平与发展而存在；新民主则破除自由主义民主的迷失，创建人民有序地参与“选人”、“立法”、“决策”、“执行”和“监督”的政治过程，从而扩大了西方民主只讲“权力合法性”的弊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自然不是西方国家可以照搬照抄的，但是至少是彻底打破了“历史终结”的假神话，以及西方迷信的伪真理。而大陆的政治学者则应更加自信地从哲学的高度，立足文化的依托，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进一步建构系统地与西方政治学对话的新政治学，才能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不是只停留在实践层面，而是在哲学层面、理想层面、理论层面都能齐备完整的新政治学。

结论

西方资本主义民主曾经一度是符合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然而，从2016年的黑天鹅到2020年美国的国会山庄的暴乱，从种族歧视到防疫崩溃，从基建的残破到治理的缺位，从分权制衡到政府失能，从仇视政府到民粹主导，从贫富悬殊到社会对立；事实在在证明了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已无法面对当代的变局，更无奈地是在西方国家内部既得利益的把持下，完全不可能进行民主制度的完善和改革。所以拜登（Joe Biden）的所谓“全球民主大会”，也就不可避免地只能成为一场闹剧。

从人民的“政治需要”思考“政治”的本质，应该是为人民谋幸福，所以不论是什么政治制度，不能提供人民真正有感的幸福生活，就不是可行的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当然不会也不可能完美，但以当前百年变局，疫情肆虐，科技挑战的情境下，中国特色的新政党、新政治和新民主，提供了人类政治的新出路，对国际政治学者而言，也是有益的新思考。而香港式的资本主义民主，也同样在西方民主改革面向，是有意义的尝试，它的实践亦可能被证明其政治效能的有效性。

总之，在当前人类的政治困局面前，中国提供了两种方案。无论如何，都对人类的未来政治提供了难得的公共财，全球的政治学者都应该抱持积极的态度，参与讨论，以便共同为人类探讨更加合理可行的政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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